01

一九九五年八月，天刚擦亮，吴婶就在院门外喊我。

我正蹲在棚子里给一辆三轮换链条，手上全是黑机油，听见她声音发颤，就把扳手往木箱上一放，出去开门。

“顾成，婶求你个事。”她拽着门框，额头都是汗，“苏梅今天去县里体检，棉纺厂最后一批，八点前得赶到。班车太绕，你那摩托借婶一趟。”

我抬头往她家院里看了一眼，苏梅已经背着帆布包站在槐树底下，头发扎得紧，白衬衫洗得发亮，脚上是一双新布鞋。

她见我看过去，只说了两个字：“麻烦了。”

我把手在裤腿上抹了抹，去推那辆幸福牌摩托。

车是前年从农机站退下来的旧车，我自己一点一点修起来的，发动时总得多踩两脚。吴婶跟到门口，连声说等回来给我蒸包子，我摆摆手，说先赶路。

出镇那段是土路，夜里下过小雨，车轮甩得后挡泥板全是泥点子。

苏梅坐在后座上，一开始两只手老老实实扶着铁架，过了桥，前面遇上个坑，她身子一晃，才抓住我后衣襟。

风从稻田那边扑过来，带点湿气，也带点化肥味。

我喊了一句：“冷不冷？”

她说：“不冷。”

又走了十来里，前面就是青石县城的白灰路面，我正想着总算赶得上，她忽然在后头开口：“顾成，我要是体检不过，就不回来了。”

我以为自己听岔了，放慢了车速。

“什么？”

“我说真的。”她声音不高，被风一吹，反倒更清楚，“过不了，我就不回河沿镇了。”

我没回头，只盯着前头那条路。

“一个体检，哪有这么大。”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对你不是大事，对我就是。”

这话说完，她一路都没再吭声。

到了县医院，门口已经停了不少自行车，还有几辆拖拉机，都是送孩子来体检的。院里梧桐树底下站满了人，女孩子们拿着报名表，家里人手里提着搪瓷缸、鸡蛋、油饼，生怕她们饿着。

苏梅从我手里接过帆布包，轻轻点了下头，就跟着队伍往里走。

我把摩托停在墙边，蹲在树根下抽烟。

从心电图室出来的人，有的松一口气，有的直皱眉。到中午，太阳把水泥地晒得发白，吴婶给她装的油纸包馒头我一直替她揣着，等来等去，总算见她出来了。

她走得不快，脸色有点白，右手一直攥着那张体检表，攥得很紧。

我迎上去问：“咋样？”

她低头把纸折了一下，塞进包里。

“先回去吧。”

“过了没有？”

“回去再说。”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只盯着自己的鞋尖。

我也没再追着问，载着她往回走。快进镇口时，她拍了拍我肩膀，叫我停在河堤下。

河水不深，晒了一天，石头都发热。

她下车以后，在树阴里站了好一会儿，才把那张纸从包里掏出来，折痕已经压得发硬。她没给我看，只是重新塞进上衣口袋，抬头说：“今天这事，先别跟我娘说。”

我看见纸角露出来一小截，上头红印子很醒目。

像是写了四个字。

建议复查。

02

我家和吴婶家隔着一堵半人高的矮墙，夏天坐在院里吃饭，锅里炒的什么菜，彼此都闻得见。

苏梅比我小五岁，从小在这片巷子里长大。小时候她跟着一群孩子跳皮筋，输了会抿着嘴不服气，长大以后话倒少了，见人规规矩矩叫一声，转头就去忙自己的活。

她高中没考上县里那所师范，后来去了青石职高，学的是财会。

吴婶常说，学这个好，坐屋里，不晒太阳，也不顶风下雨。可河沿镇这样的地方，学会算盘和账本，也未必马上能换来个正经差事。

她毕业回来后，白天帮家里做豆腐，傍晚有空就来我棚子里坐一会儿。

我那儿总有一堆零件，账记得乱七八糟，谁欠了两块机油钱，谁赊走了一副刹车皮，都靠脑子硬记。苏梅有一回拿过去翻了翻，问我：“你这样记，月底对得上吗？”

我说：“差不多。”

她听完也不笑，找我借了支铅笔，靠着木桌给我重列了一页。

她字写得很直，数字也清楚，一横一竖都不带飘的。从那以后，我要是忙不过来，就会把收的钱递给她，让她帮着记一记。

外人看着，就是邻里之间搭把手。

可镇上人嘴碎，搭手多了，也有人爱多看两眼。

苏梅她爹林德顺，是种棉花的老把式，脾气硬，认死理。这两年化肥、棉种、浇地，样样都要钱，棉站收得又压价，他欠着镇上副食代销点一笔账，脸上一直没什么轻松神色。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姑娘家，找个稳当人家，比找份飘着的工作实在。”

那个“稳当人家”，说的就是韩家。

韩家在镇东头开了个代销点，老二韩松三十出头，人老实，衣裳总熨得平，见人说话也慢。坏不坏先不论，至少在林德顺眼里，那是看得见的日子。

可苏梅不愿意。

县里棉纺厂那次招工，是她自己去报名的。

全县招二十六个女工，先笔试，再体检，录上了就能进厂上班，户口挂到县里集体户上，以后再差，也比窝在镇上被人挑来挑去强。

吴婶偷偷跟我说过，苏梅晚上常点着煤油灯背题，账务、常识、语文，一样一样抄。笔试放榜那天，她排在前十。

那几天，吴婶走路都带着风，见谁都笑，说她家闺女总算熬出点眉目来了。

可体检回来以后，苏梅就不怎么出门了。

下午吴婶来我棚子里买火花塞，装作随口问我：“成子，今天在县里，可听大夫怎么说了？”

我把火花塞递给她，摇头。

“我在外头等，她没让我进去。”

吴婶叹了口气：“回来就说还得等等，饭也没吃两口。她爹一问，她就把门关了。”

晚上我收棚晚，经过她家窗下，听见里面压着声音说话。

林德顺说：“一个厂子，还真把你心给吊上去了？没录上就老老实实把家里的事定了。”

苏梅说：“我不定。”

“你不定，账谁还？”

“账是家里的，不是我这个人。”

屋里“咣当”一声，不知是谁碰了凳子。

吴婶在一边劝：“都少说两句，街坊都听着呢。”

我站在墙外没动。

灯影透过窗纸，晃了几下，又归了静。

第二天傍晚，苏梅来我棚子里，手里攥着那张已经折得起毛边的体检表。

她把纸往桌上一放，说：“你帮我看看。”

03

体检表上盖着青石县医院的红章，名字、年龄、编号都写得清楚。

前面的项目大多正常，到了心电图那栏，墨水印得比别处重一些：波形异常，建议复查，不宜倒班作业。

我盯着那一行字，看了两遍。

棉纺厂招的是挡车工，三班倒是明摆着的，这一条写上去，和直接刷掉也差不多。

“你以前心口难受过？”我问。

苏梅摇头：“没有。我连感冒都少。”

“那天检查时呢？”

“让我躺着，胸口贴了几片凉东西，旁边机器嗒嗒响。我有点紧张，手心全是汗。那个大夫一直催，说后头还排着人。”

她说到这儿，手伸过去把体检表按住。

“顾成，我要是拿着这个回家，我爹明天就能去韩家定日子。”

棚子里闷得厉害，头顶那只旧吊扇转得慢，吱呀吱呀响。

我给她倒了碗凉开水，她没喝。

“复查呢？”我问。

“县医院说，要复查去市里，结果出来也未必来得及。棉纺厂后天交表，过时不候。”

她说完，抬头看我。

“我表姐在临川市服装厂，前阵子来信，让我去那边试试。我要是这回过不了，就直接去找她。”

我皱了下眉：“你一个人去？”

“总比回家等着强。”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早想过很多遍了。

我把抽屉拉开，数了数里面压着的零钱和几张整票，拿出来递给她：“明天一早，我陪你去临川。先复查，别急着往外跑。”

她没接，盯着那些钱看。

“这是你进货的钱。”

“少进两副灯罩，饿不着我。”

她这才把钱拿过去，捏在手里半天，轻声说了句：“算我借你的。”

那天夜里，我跟我娘说第二天要去市里送零件，娘抬眼看了我一下。

“送零件，要把人家姑娘也送去？”

我嗯了一声。

娘把手里的鞋底翻了个面，针在鞋底上扎得很稳。

“帮忙可以，别让外头人拿姑娘说闲话。镇子就这么大，风一吹，什么都变味。”

我说：“知道。”

第二天我们赶最早一班客车去临川。

车里全是人，鸡笼、麻袋、搪瓷盆挤在脚边，车窗开着，风带着汽油味往里灌。苏梅一路都抱着那个帆布包，怕丢似的。

到了临川市第二医院，门诊楼外头排了长队。

看心电图的于大夫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大夫，戴着圆眼镜，看完县医院那张体检表，又问了苏梅几句，叫她躺下重新查了一次。

机器走完，她把纸条拿起来，对着窗户看了看。

“这回没什么大问题。”她说，“年轻人紧张，或者导联没贴稳，都会出假异常。不过你这个要想作数，得结合县里原始检查记录，我不能只凭一回就把人家那张单子推翻。”

苏梅忙问：“那怎么办？”

“最好把县医院那次的原始纸条调出来，再做个复核说明。”于大夫摘下眼镜，语气平平，“你们时间紧的话，就尽快回去找体检科。能不能改，不在我这儿。”

从医院出来，太阳正烈。

苏梅站在门口台阶上，半天没动。

“听见了？”我说，“不是死路。”

她嗯了一声，又摇头：“可路也不宽。”

回程的客车晃得人脑仁疼。

她把额头抵在车窗上，一路没说话。快到河沿镇时，她忽然低声问我：“要是最后还是不行，你会不会觉得我折腾？”

我看着前头颠簸的土路，说：“人往外走，不叫折腾。往回缩，才难。”

04

我们回县里第二天一早，就拿着临川那边的大夫意见去了青石棉纺厂。

厂子在城西，围墙刷着白灰，门口竖着“安全生产”的牌子。招工的办公室在办公楼二层，门外站了不少姑娘和家里人，都捏着表格不肯走。

张干事坐在桌后头，穿件浅灰短袖，手边放着茶缸和印泥。

轮到苏梅时，她把体检表和临川那张门诊意见一并递过去，说想申请宽限一天，回县医院做复核。

张干事看了一眼，眉头都没动一下。

“体检不过，就是不过。你拿个外地门诊意见来，厂里不认。”

“临川不是外地，是市里。”我在边上说。

他这才抬头看我：“你是家属吗？”

我说：“我是陪她来办事的。”

“不是家属，就别替她答。招工有招工的规矩，今天中午封表，过时不候。”

苏梅没走，还站在桌前。

“我笔试排第七。”她声音不高，但很稳，“你们招二十六个，我不是吊车尾。只要给我一天，我把复核结果拿来。”

张干事把钢笔往桌上一搁。

“姑娘，棉纺厂不是给谁开后门的地方。你过了就进，过不了就下回。大家都一样。”

边上有人听见了，回头看我们。

我心里一股火往上窜，刚想再说，苏梅先伸手把表拿了回来。

她转身往外走，走得很快。

下楼时我追上去，问她：“就这么算了？”

她脚步没停：“先回去找医院。”

可事情比我们想的还快。

刚回到镇上，吴婶就在巷子口等着，脸色不好看。一看见苏梅，先把她拉进院里，压着嗓子说：“你爹知道了。”

原来医院里有个护工是林德顺的远房表亲，中午去副食店买烟，顺嘴把体检那事说了出去。林德顺下午从棉田回来，听见消息，连锄头都没放稳。

我没进屋，在门外都能听见里头说话。

林德顺说：“复查什么复查？人家厂里都不要了，你还往县里跑？韩家那边已经问了三回，你让不让家里过日子？”

苏梅回得很快：“过日子不是把我推出去。”

“你不去韩家，你给家里拿八百块出来。”

“八百块我会还，但不是用我自己换。”

屋里静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是木箱扣上的声音。

吴婶出来时，眼眶有点红，低声跟我说：“他把苏梅毕业证和户口页都锁箱子里了。说她要再往外跑，连门都别进。”

我站在院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

太阳快落山了，矮墙的影子拉得老长。

苏梅隔着窗户喊了我一声。

我回头，她站在窗里，脸被屋里的暗影遮住一半，只能看见眼睛。

“顾成。”她说，“你认识跑长途的人多不多？”

05

那天晚上我一直忙到十点多，刚准备关棚，苏梅就从后巷绕了过来。

她换了件旧褂子，背上还是那个帆布包，鞋子上沾了点院里的泥。她站在棚口，没进来，只问我一句：“你能不能送我去县长途站？”

我看了她一眼：“现在？”

“嗯。”她说，“再晚就没有夜车了。”

棚子里那盏二十五瓦的灯泡把她的影子拉到地上，瘦瘦一条。她说话还是平平的，越是这样，我越听得出她是真打定主意了。

“你爹娘知道吗？”

她摇头。

“表姐那边打过招呼没有？”

“写过信，她说到了临川火车站外头找二路公交。”她说到这里，自己都顿了一下，改口，“找站牌坐车，问得到。”

我把棚门重新推开，让她进来坐。

“你身上多少钱？”

她从包里掏出一卷叠得很小的票子，数了数，五十六块。

我没说话。

这点钱，到了临川连住处都悬。她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姑娘，带着这点钱，顺着人流往南跑，路上碰见什么人、走错什么地儿，谁也说不好。

她看我不吭声，就把钱重新塞回去。

“你要是不送，我自己走。”

“我送。”我说。

她抬眼看我，眼神里有一瞬松动。

我把摩托推出来，让她上车。

夜里路上凉，镇外一片黑，只有远处棉田里偶尔亮起手电光。车子开出二里地，她大概察觉方向不对，忽然在后头问：“这不是去长途站的路。”

我说：“先去县城。”

“县城不就是长途站？”

“先去你舅舅那儿。”

她立刻就明白了，抓着我衣裳的手一紧。

“顾成，你也要把我送回去？”

“我不送你回去。”我把车速压低了些，“我先把你送到有门有窗、有人看着的地方，不送你进风里。”

她沉默了很久。

风刮过耳边，只剩发动机的闷响。

快到县城时，她在后头说了一句：“你们都觉得我会惹事。”

“我只觉得你现在太急。”

“我不急就没路了。”

这话一出来，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

她舅舅在县粮库上班，住家属院，一间半平房，地方不大，但胜在稳当。开门的是她舅妈，见她夜里背包过来，先愣了一下，再看见我，什么都明白了。

“先进来再说。”舅妈把门打开，“外头站着算怎么回事。”

我把人送到，没多待，转身往回走。

到镇上时，林德顺正在我棚子外头等着，脸黑得像锅底。

“人呢？”他问。

“平安。”

“我问你人在哪儿。”

我站在车边，没躲：“她没出县。”

他盯着我，胸口起伏得厉害。

“顾成，我敬你平时是个本分孩子，你别掺和我们家的事。她今天敢离家，明天镇上就能传出一百个样子来。姑娘名声坏了，你替她担？”

我说：“她要是没被逼到这一步，也不会半夜跑。”

“你知道什么叫逼？”他声音压得很低，“一亩棉花苗钱、化肥钱、浇地钱、欠人家韩家的订钱，你知道几个数？”

我没接话。

他看我不说，转身就走，走到巷口又回了一句：“她要再闹，这门亲事我定死。”

第二天一早，吴婶偷偷来找我。

她手里拎着一包热豆腐，放下就掉眼泪。

“成子，婶不怪你。”她说，“苏梅这孩子倔，随我。可家里是真难。韩家前头借了二百块给我们买化肥，她爹嘴上不说，心里一直觉得欠着人情。你帮婶劝劝她，别真往外跑。外头路，不是想的那么平。”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知道，苏梅怕的，从来不是外头路不平。

她怕的是，刚会抬头看路，就被人按回去。

06

我原先在镇农机站学过几年修理，后来农机站散了，我才自己搭了这个棚子。县医院后勤那辆三轮和保卫科一辆旧摩托，坏了都常来找我。

苏梅躲在她舅舅家那两天，我白天照样干活，脑子里却一直转着那张体检表。

第三天上午，医院保卫科的老冯把车推来了，说打不着火。我蹲在那儿拆化油器，顺嘴问了句：“老冯，你们体检科那台心电图机，准不准？”

他蹲我旁边点烟，眯着眼吐了口烟：“老机器了，哪有新的利索。上月刚换过导线，前阵子还闹过两回虚报，贴片没压牢，纸条就乱跑。”

我手上动作顿了一下。

“那出报告的时候不看吗？”

“看啊。”老冯说，“可体检那天一上午几十号人，催得紧，谁能盯着一张纸琢磨半天。于大夫是谨慎人，拿不准就写建议复查。”

我把化油器装回去，心里忽然亮了一下。

下午我特意跑了趟县医院，找老冯带我去后头楼道坐了会儿。

他说，体检室原始纸条都存档，按编号夹在一起。要是能把苏梅那张调出来，让于大夫再看一遍，再补做一次，说不定能开个复核说明。

“但这种事，人家未必肯动。”老冯拍拍我肩，“科室都怕麻烦。”

我从医院出来，没回镇上，直接去粮库家属院找苏梅。

她舅妈在院里洗菜，见我来，往屋里喊了一声。苏梅出来时，手上还拿着半截铅笔，大概是在帮表弟写作业。

我把老冯的话说完，她听得很认真，听到最后，眼睛一点点亮起来。

“也就是说，县医院那张还不一定就算死了？”

“没死。”我说，“就是得把原始纸条调出来。”

她低头想了一会儿，问我：“明天你能陪我去吗？”

“能。”

“那我今晚把时间顺一遍。”她说着就转身回屋，不知从哪儿翻出个旧作业本，在上头写了体检当天的流程、房间号、时间，写得密密的，“进门登记是八点十二，轮到心电图大概九点多，旁边还有个穿蓝裙子的姑娘……”

她记这些的时候，神情很专注，跟在我棚子里重列账本时一模一样。

我看着她低头写字，忽然觉得她不是在等人给条活路。

她是在自己摸路。

天快黑时，我把她送到楼门口。

她把本子合上，说：“顾成，要是真能翻过来，我欠你一辈子。”

我笑了下：“先把表翻过来，别张口就是一辈子。”

她也笑了，很淡，但是真笑了。

我以为事情总算摸到头了。

没想到半夜，我刚把院门闩上，就听见外头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县城卖冰棍的小孩，认得我，手里递过来一张折了三道的纸，说是粮库家属院那个姐姐托他送的。

纸上是苏梅的字。

“明早别去舅舅家找我。我想明白了，错不是我出的，路也不是别人给的。我去县医院把那张纸拿回来。拿不回来，我就真不回来了。”

我把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院里那辆摩托还带着白天的土。

那一夜，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07

天刚亮，我就骑着摩托往县医院赶。

早晨路上雾还没散，桥面发潮，我把车开得很快，到医院时，门诊楼才刚开门。梧桐树下扫地的大爷抬头看我一眼，我顾不上停稳车，直接往体检科跑。

苏梅已经到了。

她坐在走廊长椅上，手里捏着那个旧作业本，眼下发青，像是一宿没睡。见我来了，她也不惊讶，只把本子收起来，说：“我就猜你会来。”

我心里那口气这才落下去一点。

“你一个人来，能把门推开？”

“门推不开，就多站一会儿。”她站起来，拍了拍衣角，“反正我今天不走。”

体检科的门刚开，护士端着托盘进出，见我们站着，先皱了皱眉。

苏梅把情况说了一遍，说想调看自己那天的原始心电图纸条，请于大夫复核。

护士一口回绝：“档案不能随便翻。体检结果都出了，你去找招工单位。”

苏梅没急，声音仍旧平。

“我不是来闹的，我要的是我自己的检查记录。那张单子关系我进厂，也关系我回不回家。您帮我把于大夫叫来，行不行？”

护士大概见多了哭闹的，像她这样站得端正、把话说清楚的，反倒愣了一下。

正僵着，老冯从楼道那头过来，手里拎着暖壶，看见我，朝我递了个眼色。

“叫她去问问于大夫吧。”他说，“又不是看别人家的。”

过了一会儿，于大夫来了。

她把我们带进小办公室，先看了眼苏梅，又看了眼那张体检表。苏梅把临川医院的意见、自己记下的时间都摆到桌上，一样样说得明白。

于大夫听完，没急着表态，只叫护士去档案柜拿那天的原始纸条。

柜门一开，纸夹子哗啦啦一阵响。

找了半天，终于翻到苏梅那一页。

于大夫把纸条抽出来，对着光看了看，又让护士把机器导联记录本也拿来。她看了一阵，皱着的眉头松了点。

“这条子有导联脱落的痕迹。”她说，“当时人多，我怕担责任，先写了建议复查。严格说，这张不能直接下不宜倒班的结论。”

苏梅站在那里，手指慢慢收紧。

“那我还能不能重新做？”

“现在就做。”于大夫说，“你别紧张，平躺，手别动。”

检查室里很安静，只有机器吐纸的细小声音。

我站在门外，盯着玻璃上的倒影，心也跟着吊着。几分钟后，于大夫拿着新的纸条出来，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

“正常。”她说，“有一点窦性心律不齐，年轻人常见，不影响一般倒班。护士，给她补一张复核说明。”

苏梅先是没动，像没听懂。

等护士把盖了章的复核单递到她手里，她才一把接过去，手还是抖了抖。

那张纸和先前那张体检表一起，被她紧紧拽在手里。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送她来县医院那天，她也是这样攥着纸，像攥着一根最后的绳。

我们没耽搁，出门就往棉纺厂赶。

到了人事科，张干事正端着茶缸看名单。苏梅把复核单放到他桌上，连同原体检表一起推过去。

“你们要的是合格表。”她说，“我拿来了。”

张干事翻了翻，脸色沉了点。

“现在名单已经定了。”

“你前天说的是体检不过不行。”苏梅盯着他，“今天我过了，你又说名单定了。那你们到底看什么？”

办公室里一下静了。

张干事把茶缸往旁边一放，语气也硬起来。

“姑娘，厂里不是你想来就来、想改就改的地方。你这个复核，晚了。”

我听到这儿，往前迈了一步。

“晚不晚，不是你一张嘴定的。”

苏梅却伸手拽了我一下。

她没再和张干事争，只是把桌上的纸收了回来，折好，放进包里。

“行。”她说，“那我就换个地方说理。”

08

从棉纺厂出来，我气得直冒火，恨不得掉头就去厂长办公室拍桌子。

苏梅在门口把我拦住了。

“你现在冲进去，他正好说我们闹事。”她说，“纸都拿回来了，别再把理闹没了。”

我站在厂门外，汗顺着脖子往下淌，听她这么一说，才慢慢把那口火压住。

她比我冷静。

这事到了这一步，靠拍桌子没用，得照规矩一层一层往上递。

那天下午，我们回了镇上。我把棚子里那张最平整的木板桌收出来，给她腾地方。她坐在桌边，把招工简章、笔试成绩通知、原体检表、复核说明按顺序摆好，又借了我一张复写纸，开始写情况说明。

她写字快，思路也清。

什么时候报名，什么时候笔试，排第几名，体检哪一项有异议，临川复查、县院复核各是什么结论，棉纺厂人事科哪一天以什么理由拒收，她都写得一点不乱。

我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她学财会真没白学。

第二天一早，我们先去厂工会。

工会办公室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主任值班，姓陶，脸圆圆的，说话倒利索。她把材料看完，问的第一句是：“你们是想争个说法，还是想进厂？”

苏梅说：“都要。说法是给以后的人，进厂是给我自己。”

陶主任抬头看了她一眼，笑意淡了一点，像是认真起来了。

“你笔试第几？”

“第七。”

“那按成绩，确实不该这么刷。”

她当场叫人去把招工底册拿来，又把张干事叫到了工会。

张干事进门时脸色不好看，一坐下就说：“招工是按程序来的，她体检有问题，名单已经报了。”

陶主任把复核说明往他面前一推。

“县医院自己写的，可倒班。怎么又不作数了？”

张干事嘴角绷了绷：“报表有时间，错过了只能下次。”

苏梅把背挺得很直，说了一句：“我不是下次的成绩，我是这次的第七名。”

屋里安静了一瞬。

陶主任把招工简章翻到最后一页，指着其中一条说：“按考试成绩及体检情况择优录用。现在体检情况已经更正，择优就该按原成绩排。你们那两个备取名额，不是还没全通知到位吗？”

张干事没接话。

我这才明白，他之前卡着不松，不光是嫌麻烦。备取名额留着，最后给谁，里头总有说道。

陶主任也没把话说破，只敲了敲桌子。

“厂里缺人是实情，程序也得讲。这样，先给她一个月试工，进细纱车间，干得下来就转正。你们人事科补个说明，我签字。”

张干事脸沉着，过了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

从工会出来时，院里的老槐树正掉叶子。

苏梅拿着那张试工通知，站在台阶下，愣了几秒，忽然笑了。不是先前那种淡淡一笑，是眼里真有亮光，连带着整个人都松开了。

“成了。”她说。

我也笑：“成了。”

她把通知折好，小心放进帆布包里，像放一件易碎的东西。

可回到河沿镇，难处还没完。

报到要带毕业证、户口页和本人照片。

她爹那只木箱，还是锁着的。

那天傍晚，我们刚进巷子，林德顺就站在院门口，手里捏着一张红纸，脸上没什么表情。

“韩家又来问日子了。”他说，“你们在外头跑够了没有？”

09

林德顺手里那张红纸，是韩家写来的礼单。

上头列着订钱、布料、烟酒，还有一床新被面，一样一样都记得清楚。吴婶站在门里，想接过去，又不敢伸手。

苏梅看了一眼，直接问：“退亲要退多少？”

林德顺看着她，像没想到她会这样问。

“现在不是多少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是你还想不想认这个家。”

这话说得不重，却比拍桌子还硬。

我站在一旁没插嘴。人家院子里的事，我再帮，也帮不到替人开口的份上。

后来吴婶悄悄告诉我，韩家前后搭进去八百来块。放在县里不算大数，可在河沿镇，一家人攒上大半年也未必拿得出来。

苏梅第二天就来我棚子里上账。

不是我叫她来的，是她自己搬了个小凳子，坐到桌边，把我的赊账本、进货单、散钱全拢到一块儿，重新分门别类。

“你别总想着怎么替我还。”她头也不抬地说，“先把你自己的账理顺。”

我问：“那你家的钱呢？”

“我自己挣。”

她在棉纺厂还没正式报到，这几天就白天帮吴婶做豆腐，下午来我这儿。镇上谁家自行车胎瘪了，谁家三轮缺个销子，她都先问清楚价，再把我叫过去修。

我以前做生意，全凭熟人脸面，赊出去的多，收回来的少。她把那些欠账一个本子一个本子列出来，见着人也不硬要，只说：“顾成这边进货也要现钱，您方便了就给一给。”

她这话说得不软不硬，偏偏有效。

半个月里，我居然收回了三十多块旧账。

晚上收棚，我们常坐在昏黄灯泡底下算钱。

她用算盘，我用手指头，算到一半我还老出错，她就拿铅笔头敲我一下：“你别嫌我多嘴，你这人手艺是行，账上真不灵。”

我说：“那你以后就专管账。”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接这句，继续低头往本子上写数字。

棚外有虫子扑灯，啪啪地撞灯罩。

有时候镇上的人路过，会往里瞟一眼。隔壁开小卖部的赵嫂有回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俩这是把日子都提前过上了，还差哪道手续？”

苏梅没搭理，照旧低头记账。

等人走远了，我才看见她耳根有点红。

我娘也看在眼里。

一天晚上，她把煮好的绿豆汤端到棚里，放下时说了一句：“帮一个姑娘，帮到大家都知道了，就得想想后头怎么收场。别让人家吃了苦，还替你担闲话。”

我明白她的意思。

可我心里也清楚，眼下最要紧的，不是我的心思。

是苏梅得先把自己从那张礼单上摘出来。

有天夜里，算完账，我送她到巷口。路边槐树叶子掉了一地，她忽然停住脚。

“顾成。”她说，“有件事我得先跟你说清楚。”

我以为她要说别的，心里先紧了一下。

她却看着前头的月光，说：“我知道你在帮我，也知道镇上人怎么传。可我现在不想靠着谁把自己拎出去。韩家的钱，我得自己想法子还一部分。不然就算进了厂，我心里也不稳。”

我点头：“应该。”

“还有。”她抿了下唇，“你别一时冲动，觉得帮我跑这几趟，就得替我担一辈子。人情和日子，不是一回事。”

风从巷口吹过来，带着一点豆腐坊的卤水味。

我看着她，说：“那我先不说一辈子。等你把脚站稳了，我们再说别的。”

她没答，只把手里那本账本递给我。

“明天早上记得去张庄收那笔修拖拉机的钱，别又忘了。”

10

苏梅报到前一天，林德顺把木箱从炕头拖到地上，打开了。

我那时正给人换后轮外胎，听见隔壁院里有动静，抬头看过去，苏梅正站在院中间，脚边放着帆布包，吴婶在旁边抹眼泪。

箱子里有毕业证、户口页，还有一叠用红布包着的票据。

林德顺把毕业证递给她，却没把户口页松手。

“进厂可以。”他说，“韩家那边的账，你得有个交代。你真想把亲退了，就别让我出去低三下四求人。”

苏梅接过毕业证，伸手去拿户口页。

“我没让你求。”她说，“该退多少，我会还。”

林德顺没松手。

“你拿什么还？一个月工资还不够你自己吃住。”

“那也是我挣的。”

这时候韩家老大和媒人不知怎么听见了消息，也进了院子。人一多，空气立刻就紧起来。

媒人打着圆场，说大家都在镇上住着，有事坐下说，别把话闹僵。韩家老大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我们家也不是非逼着谁，可前头的东西总得有个数。”

苏梅站着没退。

“有数。”她说，“但不是今天，也不是拿我自己抵。”

我放下手里的扳手，进了院子。

这种时候不出声，反倒像躲事。

我把棉纺厂的试工通知拿出来，递到林德顺跟前：“叔，厂里让她明天报到。你先把户口页给她，账的事慢慢算。人先把工上了，比什么都强。”

林德顺看了看通知，脸上没松。

“上工我不拦。”他抬眼看我，“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镇上人在说什么。你今天帮她找了活路，明天能不能给她一辈子稳当？你那一个棚子，晴天漏灰，雨天漏水，拿什么叫她跟你受？”

这话说得不难听，可我还是觉得像有人照着胸口擂了一拳。

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棚子，铁皮边缘果然卷着，门口还堆着几只旧轮胎。

说到底，他看不上我，不算错。

苏梅这时把户口页从他手里抽了过去，声音不大，却把院里的话都压住了。

“我明天先去上工。别的事，等我站住了再说。”

那天傍晚，下了场暴雨。

我忙着帮人把晾在外头的车往棚里推，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夜里雨越下越急，棚子顶上那块老铁皮终于扛不住，漏下来一大片水，把角落里一箱刹车线和两箱轴承全泡了。

第二天一早，我踩着一地湿泥把零件往外搬，心里凉透了半截。

那批货是我赊账进的，原想着这阵子生意好了能慢慢补回去，现在全成了麻烦。

苏梅背着包准备去县里报到，看见我棚子里的狼藉，脚步停住了。

“要不我先不去厂里了。”她说。

“去。”我头也没抬，“这边我自己收拾。”

“顾成——”

“你别回头。”我直起腰看她，“你一回头，前头那些路就白走了。”

她站在雨后的泥地上，看了我好一会儿，最后只说：“那你等我下工回来。”

11

棉纺厂的试工不好干，这个我早就知道。

苏梅进去的是细纱车间，机器一开，整屋子都是飞絮，耳朵里整天嗡嗡响。她头几天回来，嗓子都哑了，手指尖磨出一层细小的口子。

可她从不说干不下来。

夜班那几天，我收了棚，会提着铝饭盒去厂门口等她。有时是豆浆，有时是两个热馒头夹咸菜。她从厂里出来，头发里都沾着细絮，鼻尖上却带着汗，接过饭盒就低头吃。

我问她：“张干事没再找茬吧？”

她咽下那口馒头，说：“找了，故意把我排到最忙的机台。可机台认手，不认他。”

我听完，笑了。

她也笑，说完又揉揉肩膀：“就是有点累，回去睡一觉就好。”

她越这样，我越觉得自己那边不能再塌。

可现实不等人。

韩家那边又来催了一回，说要么把日子定下来，要么把订钱退了，大家都别耽误。林德顺嘴上强着，夜里却蹲在院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吴婶眼见着瘦下去。

我那边棚子进水后，生意掉了不少，偏偏摩托又开始烧机油，跑远路一脚油门就冒蓝烟。修也能修，可得换缸套，我手里根本腾不出钱。

那晚我在棚子里坐到很晚，最后把账本合上，去摸那辆幸福牌摩托的车把。

这车跟了我三年，跑过县城、砖厂、棉站，也载过不少急着赶路的人。苏梅去体检那天，她坐在后头，风把她的头发吹乱，我从后视镜里看见过一回，到现在都记得。

第二天，我把车骑到南街，卖给了跑运输的赵老板。

赵老板围着车转了两圈，说车老了，价给不了高。我没跟他多磨，八百五十块，点清，过户都省了，只叫他把车当天骑走。

钱装进兜里，空落落的。

我没先去找苏梅，而是提着那包钱去了林家。

林德顺正在院里修锄头，看见我，愣了愣。

我把钱和韩家的礼单一起放到木桌上。

“叔，前头该退的，先退了。”我说，“这钱不是替谁买人情，就是把账清开。以后苏梅的路，让她自己走。”

林德顺看着那沓钱，半天没说话。

“你车呢？”他忽然问。

“卖了。”

“卖了你拿什么跑活？”

“活我再找。”我说，“先把人从账上挪下来。”

院里静得只剩锄头碰地的轻响。

吴婶从灶屋出来，看见桌上的钱，眼圈一下就红了。林德顺慢慢坐到小凳上，手里那把锉刀也放下了。

他抬头看我，声音比以前低了不少。

“顾成，你想好了？”

“想了很久。”

他点了下头，没再说别的。

那天傍晚，苏梅下工回来，听吴婶说了，直接来找我。

我正蹲在棚子里拆一辆自行车中轴，她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饭盒，脸色很难看。

“谁让你卖车的？”她问。

我手上没停，拧了两下扳手，才抬头。

“我自己。”

“你凭什么替我做主？”

“我不是替你做主。”我把扳手放下，看着她，“我是替我自己做个主。韩家那笔账不清，你永远得被他们揪着。你要是不愿意，这钱算我借给你家，你慢慢还。”

她眼睛有点发红，却硬是压着。

“你总这样，什么都先干了，再跟我说。”

“因为我也有私心。”我说，“苏梅，我不是光想替你扛。我是想跟你一起扛。你要是不愿意，我以后一句多的都不说。”

棚子外头刚下过小雨，地上潮着。

她站了很久，没接话。

最后，她把手里的饭盒放到桌上，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是我半个月工资。”她说，“你先拿着，算我还你的第一笔。”

我没动。

她抬眼看我，眼里那点红还在，声音却稳了。

“顾成，日子要一起过，账也得一起算。你别总想着一个人冲在前头。”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话比答应我什么都重。

12

到了那年冬天，苏梅试工满了一个月，正式留下来了。

不是多体面的工种，也不是一进去就翻身。细纱车间照样吵，冬天窗子一关，棉絮更闷，她的手照旧被机油和棉蜡磨得发干。每个月工资扣完伙食和住宿，也剩不了太多。

可她领到第一张正式工资条那天，还是把它夹在账本里，回镇上给吴婶看了好几遍。

“以后家里棉种钱，我能搭一把了。”她说。

吴婶摸着那张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那边没了摩托，刚开始确实吃紧。跑远路的活接不了，只能守着棚子修自行车、三轮、缝纫机，什么坏了都试着鼓捣。后来还是苏梅出的主意，说干脆把前头那间空屋租下来，做个配件小门脸，不靠跑，只靠稳。

她把账算给我看，进多少、出多少、哪些货转得快、哪些别压太多，说得比我这个干活的人还明白。

我照着她的话，一点点改。

到腊月时，生意居然比以前还顺了点。

林德顺嘴上还是硬，见了我也不怎么多话，可有回他推着那辆旧凤凰来修链条，临走时在车筐里放了半袋花生，像是忘了拿。我追出去喊他，他摆摆手，说：“留着过年吧。”

这已经算他最大的软和了。

大年二十九，苏梅从厂里放假回来，穿着蓝棉袄，脖子上系了条浅灰围巾，直接进了我那间新租的小屋。

屋里生着煤球炉，玻璃窗上蒙着雾。

她把围巾解下来，坐在柜台边，从帆布包最里层掏出一张折得发脆的纸，放到我面前。

是当初那张体检复核说明。

上头的红章都快蹭花了，折痕深得像一道道旧口子。

我看着那张纸，笑了下：“你还留着？”

“留着。”她说，“我怕哪天自己忘了，差一点就没走出来。”

我把纸摊平，又轻轻折回去。

“现在不用怕了。”

“也不是。”她看着炉火，声音很轻，“厂里有厂里的难，家里有家里的难。以后还会有别的事，不会因为过了这一关，后头就都顺了。”

我嗯了一声。

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我一点都不觉得丧气，只觉得踏实。

日子本来就不是过了一关就万事大吉。

她转头看我，眼睛被炉火映得很亮。

“顾成。”

“嗯？”

“咱俩把事定了吧。”她说，“不急着摆酒，也别铺张。等明年我再攒点，你把窗户换了，棚子后头那堵墙也补一补。到时候再把我接过来。”

我看着她，半天没说出话。

她见我不吭声，反倒先笑了。

“怎么，你不是早想说吗？”

我也笑了，伸手把那张纸收进抽屉，连同她之前帮我记的那本账，放在一块儿。

“行。”我说，“听你的。”

外头有人放鞭，零零碎碎地响。

她起身要回家，我送她到巷口。冬夜的风很干，树枝上光秃秃的，远处棉纺厂宿舍那边还亮着一排灯。

走到河堤边，她忽然停住脚，看了看那条通往县城的路。

就是几个月前，我骑着摩托送她去体检时走的那条。

她当时坐在我后头，说，体检不过就不回来了。

现在她站在我身边，没再提那句话，只把手从棉袄袖子里伸出来，轻轻拽住了我的衣角。

我低头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那张体检纸后来一直压在抽屉最底下。

折痕很深，红章也旧了，可我每次翻到账本，总能看见它。

它提醒我，人的去留有时真会被一张纸卡住。

可也只是有时。

更多的时候，路还是得一脚一脚往前走，账一笔一笔慢慢还，日子也是两个人把手腾出来，一起往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