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在一个闷热的傍晚传开的。

那天西斜的太阳把工地上的钢筋晒得发烫，几个工人正蹲在板房墙角下吃晚饭。老李头从外面回来，脸色白得像石灰，嘴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小刚……没了。在屋里，吊死的。”

筷子掉在地上，没人去捡。

小刚是从国内来的建筑工人，来非洲这边已经两年多了。他三十出头，个子不高，但壮实，干活从不偷懒。工地上包吃包住，每月到手一万多块人民币。这笔钱在国内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数目，可在这片非洲的土地上，他已经是当地人眼里的富豪了。

工地上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板房门口总停着几辆破旧的摩托车，是附近村子里的女人骑来的。她们穿着颜色艳丽的裙子，头上顶着水桶或者布袋，笑盈盈地等在门口。工人们下了工，冲个凉，换身干净衣服，便揣着钱跟她们走了。

小刚也跟一个当地的黑人女人好了。那女人叫玛丽，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她帮小刚洗衣服、做饭，小刚给她买手机、买衣服，还帮她在村里盖了半间砖房。大家都说他俩处得不错，小刚自己也没否认。

可好景不长。

不到半年，小刚开始觉得下身痒。起初他没当回事，以为是天热捂的，自己去药店买了点药膏涂。可痒越来越厉害，后来连身上都开始出现红色的斑点，一片一片的，像疹子又不像疹子。他吃不下饭，人也瘦得厉害，干活时常常莫名其妙地发低烧。

工友们劝他去医院看看。他去了，当地的小诊所查不出什么，他又跑到城里的大医院，抽了血，等了三天。

结果出来那天，他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回来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径直走进板房，把门关上了。

后来消息还是传出来了——艾滋病。

那天之后，工地上再没有人跟他一起吃饭。他走过的地方，别人都要绕两步。他的碗筷被人从公共饭桌上拿开，单独放在一边。有人甚至在板房门口用粉笔画了一条线，说是“他的区域”。

小刚起初还装作没事的样子，见人照样咧嘴笑。可那笑底下藏着的滋味，谁都看得出来。

工地方很快找了人跟他谈话，要他回国。领导说得很委婉，说是“回国治疗更方便”，可谁都明白，工地上不敢留他了——不光是怕传染，更怕他哪天出了事，摊上更大的责任。

小刚知道这病没法根治。他在网上查了，也偷偷去医院问过，医生说的那些话，他一个字一个字都记在心里。回国，回那个他好不容易才离开的小县城，回去干什么呢？让全村人戳他爹妈的脊梁骨吗？

回国的机票订在了下个礼拜一。

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在板房里洗了个澡，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换了身干净衣服——就是那身他刚来非洲时穿的衣服，洗得发白了，但熨得很平。他给家里的老母亲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在国外一切都好，让二老别惦记。

然后他把床单撕成布条，拧成绳子，搭在房梁上。

第二天早上，隔壁的老李头敲门叫他去食堂，敲了半天没人应。推门一看，小刚就悬在那里，已经凉透了。床头留了一张纸条，只写了一行字：“爸妈，儿子不孝，别来找我了。”

消息传开后，工地上沉默了一整天。傍晚收工时，太阳还是那样红彤彤地落下去，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但大家都清楚，出门在外即使再难受，一定不要随意踩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