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中苏签《互不侵犯条约》后，中日两国如何拉拢德国支持|中日两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德国|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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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驻日大使许世英访问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同一天，日本外务省即以广田的名义发给驻外使节一份题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政治影响》的电报。

它首先重申：中苏缔约证实了1935年华北事变前后频频流传的消息，即国民政府采取了容共政策；中苏条约中含有促使中苏更加密切合作的相关约定，故需特别重视。

该电报继而指出：对国民政府来说，应否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系多年来的悬案。鉴于国民党执政初期抛弃容共政策的历史、红军的猖獗、外蒙和新疆问题的存在等原因，国民政府一直为此苦恼不堪。其今日在对苏关系上的迅速进展说明，受中日事变影响，中国已经接受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方针，明确采取了容共、联苏和抗日政策。

从苏联的立场来看，其目的是使自共产国际及红军在中国抬头以来，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一贯重视的“日中防共协定”丧失可能性。本条约第三条还确认中苏既往缔结的双边或多边条约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均不受影响。它意味着中国已承认《苏蒙互助议定书》为既成事实而不再深究。此点也是中国在事实上的让步。由此不难想象苏方除缔约外，还对中国的长期抗日承诺了不少实质性的援助。

1、日本与西方在侵华问题上的反差

在发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政治影响》电报的同时，日本外务省还推出了“对欧美的外交方针”。它为理解日本对“防共”问题的真实态度进一步提供了佐证。这一方针规定：

（一）为消除外国的怀疑，避免外国对“中国事变”的干涉，须彻底说明本次事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长年以来的抗日政策，强调中国的背后有共产国际的阴谋活动。（二）为防止苏联积极行动，要采取以下措施：（1）极力避免在日“满”苏边境发生事端，言行上不刺激苏联，妥善解决日本及“伪满洲国”的对苏问题，不予苏方采取积极行动的机会。（2）苏联如有积极行动，日本须推动德国根据《日德防共协定》的宗旨促苏反省，为此日本现在就应开展对德工作。（3）日本应巧妙地对法国说明：苏联如在远东挑起事端，将在欧洲影响法国的利益，故对法国不利。

对照一下“对欧美的外交方针”与日方在“防共”问题上对国民政府的指责，不难发现二者的内在矛盾。因为，如果日本真的是以“防共”为目的，当然一切都应以如何有效打击共产国际及其领袖苏联为目标，但该方针在对苏关系上强调的却是“不刺激”及利用德国“促苏反省”。另外，“对欧美的外交方针”还反映出日本对“防共”话语的处置重在使之发挥两大效用：其一，以“防共”为名义将侵华正当化，消除外国的对日“怀疑”；其二，以“防共”为理由，借助《日德防共协定》，利用德国来牵制苏联。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以“某公法家”的名义发表的前述《对于中苏不侵犯条约约文之研究》，遭到了日本的完全无视。9月4日，在侵华战争中充当急先锋的关东军司令部还向中枢建议：在中苏公布互不侵犯条约，国民政府容共政策日益露骨之际，日本应从根本上改变对国民政府的认识。为此，须建立日“满”中之间的真正协作，促进成立新的中国中央政权，以消除中国赤化之祸。同时，不管上述事项能否成功，在日本实力所及范围内，要以“华北人的华北建设”为目标，建立强有力的华北自治政权，设立巩固的防共地带，以缓和将来战争时来自另一方面的威胁。

必须指出，日本外务省对中苏缔约所生影响的分析，很多是符合后来发生的事实的，但其要害在于颠倒了中日苏三角互动之中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颠倒并非出于其对国民政府对苏对日政策的误解或误判，而主要是来自其故意的混淆与歪曲。

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显示，在日本外交官的内部议论中，对中日苏三角关系的内在逻辑，不乏清醒的认识。

譬如，驻华大使有吉明早在1935年12月28日就致电广田弘毅外相说：

“最近苏联进入远东，而我方的对苏态度不如对中国那样彻底。这种状况增强了部分中国人的联苏抗日论。恰在此时，又发生了华北自治问题，促使全中国充满了反对对日屈辱外交的声音。这种局面将迫使蒋政权长期在对日政策上停止不前。日本只要不诉诸武力，即使无视内外形势而在各方面推行强硬政策，也无望达成目的，而一旦诉诸武力，则只能促使蒋政权自暴自弃。”

由于环境的制约，有吉明不便直言，但也点明了日本发动的所谓“华北自治”，是中国出现联苏抗日论的根本原因。

至于日本以外的外交官，对这一问题就讲得直截了当了。

其中，1937年初，英国驻华大使明确告诫日本外交官：日本一直指责中国“排日”，但中国的抗日其实是日本自身造成的，希望日本的政治家对这一点能深刻反省。特别是日本军队在华北的行动及伴之而生的绥远问题等，都在推动中国抗日。反之，只要日本对中国改取稳健公正的政策，中国的抗日就很容易消失。

英国大使还指出：中国今后是否联苏容共，完全取决于日本的态度。日本如继续压迫中国，中国出于无奈就只得与苏联握手。

英国大使的告诫说明，“日本的压迫促使中国联苏抗日”，其时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至于1937年后日本自身的认识，还可以当年3月《东京朝日新闻》关于中日苏关系的一篇社论为补充。它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跟随日本共同防共还是跟随苏联共同反日”，但从日苏两国的立场看，另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是日本纠正华北的变态政治，减少日中之间的摩擦，还是苏联引领其指导下的中共改变政策，促进中苏合作？日苏谁先解决这个问题，将决定双方在中国的胜负。从这个观点回顾往昔，不得不承认日本自身令人痛恨的失策。自前年的“华北工作”以来，日本为了眼前的小事而耽误了大局，中国在日本无休无止的恶性刺激下，忍无可忍，终于向“拥抱苏联”前进了一步。无可否认，在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和王明发出宣言的1935年8月，正是日本大力推进“华北工作”之时。

因此，日本必须重新检讨最近两年的对华政策。

这社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华北事变以后，决定中日苏三角关系走向的关键所在。但其后的事实是，苏联为以中国的抗日牵制日本，因势利导，步步推动中共与国民党实现抗日合作，从而促成了“联苏抗日”论在中国民间的进一步高涨，强化了对国民政府改善中苏关系的内部压力，而日本却不但拒绝国民政府为实现华北正常化而做出的和平努力，还继续加剧“华北的变态政治”，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在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8月29日，时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不得不承认：“正是日本自己把中国逼到了这一步，日中防共协定的理想就此烟消云散！”

石射猪太郎的自白显示，日本当局者清楚地知道：中国出现的对苏接近与国共合作的潮流，在根本上是由日本自己的侵华政策所造成的。

因此，从客观逻辑来说，“侵华”与“防共”不可两立：日本真要防共，首先必须停止侵华；反之，日本如要坚持侵华，就不可能实现防共。问题是，由日本的明知故犯可见，一方面，日本在理念上既想侵华，又想防共，二者都不愿放弃；另一方面，当在客观效果上无法两全，而必须在优先侵华还是优先防共中二者择一之际，日本的选择是前者而非后者。这导致其对外政策的整体布局是侵华为主，防共为辅；侵华是“实”，防共是“虚”。换言之，日本此际所高唱的“防共”，在目的层面是空洞化的，在行动层面则主要是为侵华服务的手段与借口。

2、对德国的误导

对日本在“防共”问题上的虚实，被日本视为防共盟友的德国当时即有尖锐的分析与批判。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在德国“极力把对中国的战争说成是反共作战”，同时努力向德国示好，以图获得德国在道义上的对日声援。7月27日，日本陆军次官还召见德国驻日武官，称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目前的紧张形势下协助中国，严重损害了日本军官对德国的情感。

但是，德国外交部的观点是，“中日之间的决战将使苏联政府得利，它很乐意看到日本在其他地方受到牵制，并由于军事决战而受到削弱。”

德国外交部还认为：

“日本人把他们在中国的行动解释为履行反共产国际协定而与共产主义作战，这是故意曲解”；“日本的行动是与反共产国际协定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将阻碍中国的团结统一，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蔓延，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

在此背景下，德国外交部对日本的虚假宣传是反感的。在日方指责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后，7月28日，德国外交部致电驻日大使狄克逊指出，在目前这一关头召回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将意味着和南京为敌，而且，如果撤回德国军事顾问团，其可能造成的空白将由俄国人来填补，这是日本也不愿看到的。因此德国不考虑这一问题。

另外，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认为，关于中共在华北进行反日宣传的报告是日本人的编造，“日本曾同样地以进行反共斗争的名义作为其建立冀东政权和进行绥远作战的理由，但实际上毫不相干。”他还担忧，“中国完全可能正在被日本人的行为推向苏联的怀抱”，“日本的暴力政策正在造就他们声称正与之作战的力量。”

进入8月后，日本在德国继续“肆意造谣，谓中国反日行动均共产党造成，又谓苏俄在华如何活动如何接济，日本目的不在侵略中国，而在与中方共同防共”。

在这种谣言攻势的影响下，德国报纸“对中日战事时登日方不确消息，有时且载中国抗日受共产党影响之言论。”

8月20日，日本外务省还由欧亚局局长东乡茂德出面与狄克逊面谈，转告所谓“中苏密约”的情报，提醒德国注意。29日中苏同时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向东京报告：德国政府鉴于问题重大，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聚议，结果，德方对于中苏条约大致认为：中日冲突所引起的困境，不应该成为中苏合作的理由；中国的所谓“联苏”无异于默认中国赤化。

其实，9月7日狄克逊在和广田弘毅会谈时，既指出中日纷争的尖锐化正使中国越发依赖苏联，同时也婉转表示，德国认为是日本自己招来了本来想避免的事态。

由于《日德防共协定》对国民政府联苏抗日战略所造成的障碍，也由于中日全面战争初期德国军事顾问与军需物资对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国民政府在对德关系上有突出的反映。

卢沟桥事变后，针对日本对中日冲突起因的歪曲宣传，访英途中的孔祥熙在7月23日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的谈话中，断然否认苏联及共产主义势力对华北中日战事的影响，并强调：在五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领导着反共战斗，俄国或共产主义的影响完全起不了作用。中国政府的确有其社会目标，但是，他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他们同共产主义思想水火不兼容。里宾特洛甫提出，德国希望中国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加入《日德防共协定》。孔祥熙对此予以拒绝。但他的理由不是反对“防共”，而是基于国民政府的一贯观点，即“日本肯定会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借口之下，伺机对中国发动新的入侵。”

7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德国大使陶德曼时，也就中日冲突与德苏两国的关联发表了重要谈话。蒋介石先问陶德曼，如果中国与日本不幸而引起远东战争，英国与苏联或卷入漩涡，以致演成世界大战，届时德国是否根据《日德防共协定》起而参加？

陶德曼答：《日德防共协定》以防止共产党活动为目的，不含军事条款，所以中日问题与《日德防共协定》并无关系。

在蒋介石对此表示欣慰后，陶德曼反问蒋介石：如中日最终爆发战争，苏联是否参加？蒋先答不能预断，复称：截至目前为止，中国与苏俄尚无何关系，惟此事如引起远东战争，苏俄态度颇值注意，而战争之责任全在日本，因为中国实无引起战争之意图。最后，蒋介石提出：虽然日本已表示不愿第三国干涉，但现在与日本有条约关系者仅德国，德国与日本所订防共协定，目的在对付苏俄，现今日本却必欲扩大华北事件，转而对付中国，故德国政府应乘此机会对日本进友谊之忠告，劝日本不可越出协定范围，使其态度趋于和缓。

从孔祥熙与蒋介石的上述言论可知，国民政府高层在对德工作上，是以赞同“防共”为立场的。为此，他们都否认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是受苏联影响，否认中国与苏联有特别关系，并强调国民政府的反共防共努力。蒋介石还特地指出《日德防共协定》的对象是苏联，故日本应该把矛头对准苏联，而非对准中国。从蒋的谈话中，不难发现他内心期待日苏开战并希望德国对此不加阻止。

针对蒋介石7月27日所提出的要求，陶德曼于7月30日通知国民政府：“德政府认为不能以该协定为根据请求日方停止在华行动。反之，日方亦不能以该协定为根据请求德方为任何协助，但德政府业已再向日政府劝取和缓态度”。

德国政府的这一答复反映了它对中日战争的中立态度。但是，8月初孔祥熙访问法国时，获法方告知：“德、意盛传，如俄助华，彼将助日，尤足使俄寒心。”

8月10日，孔祥熙重访德国，在孔和德国经济部长等人的会谈中，德方也称：中日如不幸发生战事，德国必保持绝对中立，“惟如范围扩大，苏联卷入漩涡，则形势复杂，恐影响欧洲。”言中暗含反对苏联介入之意。为此，孔祥熙在滞留柏林时，数次与德国经济部长、国防部长会谈，“乘机解释：俄之赤化主义德国须防，但日之经济侵略政策亦大有害于德。日俄火并譬若两虎相斗，德可作壁上观，以待其两败俱伤，庶少危害世界，德与有益焉云云。”

8月13日，孔祥熙还向德国外交部次长麦根生强调：“日本为侵略国，举世皆知。过去因德与日订反共协定，致他国对德亦不免误会。此次中日冲突，德如对华表示好意，则列强对德之误会亦可解。”

3、中国对德国的说服

日本的对苏策略，是一面避免刺激苏联，一面利用《日德防共协定》，借助德国来制约苏联。孔祥熙的“两虎相争”论与日本针锋相对，意在劝告德国不要阻止苏联对日参战，而理由是侵略主义的日本与“赤化主义”的苏联“两败俱伤”有利于世界。比起蒋介石7月27日的谈话，孔祥熙的观点更加直率地反映了国民政府对苏态度中隐晦的一面，值得特别重视。

苏联在中苏缔约之前就反复要求国民政府中止对德友好政策，缔约之后更是一再重申。对此，国民政府虽有口头上的敷衍，但实质上一直予以拒绝，而致力于维持中德友好。

譬如，在德国媒体8月宣扬亲日反华言论时，国民政府内部一时出现对德国的负面情绪，驻德大使程天放还认为从争取英法苏同情考虑，德国态度恶化“或于我为有利之事”。

但蒋介石于8月26日致电孔祥熙指示：近日德国态度突然恶化，“为维持德国信誉与中国邦交计，皆应请正式改正，并详细说明对俄关系之理由与以后中德经济进一步之合作办法”。

28日，蒋介石还在事先征得德国政府同意后，以行政院长名义呈请国民政府给军事委员会总顾问法肯豪森颁发二等云麾勋章。为避免刺激苏联，这一授勋特地“免予明令公布”。9月1日，蒋介石还重申“中苏不侵犯条约虽订，而对于意德之关系仍照常”。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公布后，程天放于8月30日访问德国外交部，在说明中苏条约的非军事性质后，强调中国绝对不会因为对苏订约而改变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且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邻国订同样性质之条约。

这与许世英对日本政府的说明是一致的。另外，针对德国报界对国民政府释放中共党员的批评，程天放辩称：中国政府为团结御侮而对一部分表示悔悟的政治犯予以爱国自新之路，被释放者并非全系共产党员，与中苏条约毫无关系。希望德政府完全了解中国立场，勿生误会，维持过去密切关系。德方回答：中苏订约殊出德人意料之外，难免不怀疑其作用，且互不侵犯条约往往为攻守同盟或互助之第一步。程天放否定说，此约可称为中苏谅解，不能称为中苏互助，望德方勿信日人恶意宣传。

国民政府从防共立场展开的对德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据程天放9月5日报告，德国报纸的论调较8月好转，有赞扬中国军队抵抗力之意。

为了打铁趁热，程天放于9月11日再访德国外长。会谈中，德方对国民政府释放中共党员及今后苏联在中国的活动再次表示疑虑，并警告：“苏联乃不顾信义之国家，一旦有机可乘即不顾约言，肆意捣乱，德国以前即曾大吃其亏，中国非有特别谨慎不可。”

最后，德方还提醒说，“世界上发生战争或其他冲突之国家，即为共产党活动最好场所。”程天放在表示“此意诚然”后，乘势借德方的这个观点强调：“日本侵略中国不啻为共党造机会，凡真正反共之国家均应反对日本此种侵略政策”。基于这一理由，程天放还表示，中国希望“德意两国以反共立场共同劝告日本速行停止对华军事行动。”

日本以“防共”为侵华的口实，程天放反其道而行之，以日本侵华是为共产党创造机会来劝告德日。如前引德方资料所示，这一观点和德国是一致的。另据9月15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电，鉴于“德国社党大会前亲日派活动甚力”，孔曾密函希特勒，“劝以大义动以利害，希氏因召各要人密议，结果偏我立场及中俄协定谅解，日方运动完全失败，中德合作前定办法亦照旧进行，惟对外则表面加以否认。”

孔祥熙此电没说明其密函内容，但德国外交档案显示，孔祥熙给希特勒的密函中，“包括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所作的辩护。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始终为反共产主义而斗争，并作出了很大牺牲，而将来仍将继续反共。与俄国签订条约并不即是向共产主义靠拢或容忍共产主义在中国存在，而毋宁是为了预防苏日同盟，并藉由中苏关系来消除可能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宣传所引起的中国西北地方的骚乱，以便能专心致力于全民抗日战争。”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事实可见，在直接的对德工作及间接的对日工作中，国民政府从肯定“防共”的立场出发，强调中国抗日与苏联无关，申明对苏缔约意在预防苏日勾连，而中国将继续反共。同时，国民政府还强调：日本侵华等于“造共”，结果必将自毁“防共”而有利于苏联及共产主义。尤其是，孔祥熙还明确主张日苏两败俱伤是世界之福。这些可称为“正用”防共话语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