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鸿斌】
4月23日，日本执政党凭借多数席位，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接下来该决议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力争在本届国会7月会期内完成相关法律手续，使该机构挂牌运作。
国家情报局之上，还设有国家情报会议统筹领导该机构。首相将担任这一会议的议长，其成员包括官房长官、公安委员长、法务大臣、外务大臣、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臣和防卫大臣等内阁主要负责人。
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日本的政府机构都是纵向管理的，各政府部门掌握的情报相互隔绝、互不共享，无法统一管理和应用，因此必须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一机构来改变这一现状，实施一元化管理。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不过是日本推进军事扩张、突破战后秩序束缚的又一步棋。
一个被故意“遗漏”的情报机构
迄今为止，日本表面上涉及情报收集和分析活动的政府部门，包括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和公安委员会。过去往往多由日本派驻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外交官参与情报收集工作。但日本感到没有一个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机构来统管这一工作，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高市早苗近期一直在推进其右翼议程
当今世界，收集和分析各类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高市早苗这一极右翼政客而言，设立该机构，是她全力推动的 “强大日本” 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其长期追求的政治目标。就进一步加强与“五眼联盟”的关系而言，日本也必须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否则联盟成员国有充足理由质疑日本的保密能力，从而妨碍日本与这些国家的情报交流。
高市早苗走马上任以来，一系列再军国主义化举措相继出台，遭到了日本国民的强烈反对，她迫切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来加强对反对政府的国民的钳制。各在野党则认为此举有侵犯国民隐私之嫌，例如对参加抗议集会的公众拍照并将其纳入黑名单等，而高市早苗称此类担忧纯属多余，同时宣称若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则另当别论。她强调要尽快让该机构运作起来。在建立国家情报局后，日本特别希望模仿英国军情六处的模式。
实际上，日本政府是有一个部门横向管理所有情报工作的，这就是“内阁情报调查室”，其负责人是“内阁情报官”。该机构根据“内阁官房组织令”第4条成立于1957年，是内阁官房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名为“内阁调查室”，后来明确加上了“情报”两个字。
“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收集和分析与内阁所做出的各项决策有关的国内外的情报，提供给首相和相关内阁成员。该机构不仅负责收集与安全、外交和经济等各领域相关的情报，而且负责与各政府部门及外国情报机构的合作。
除了全力收集重要情报外，“内阁情报调查室”更重要的工作是对收集到的情报开展认真详尽的分析和评估，并及时将相关结果报告首相和相关内阁成员。
公安调查厅、警察厅、防卫省情报本部和外务省相关情报部门，均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实施统一领导。对外其主要关注恐怖主义动向和安全局势，当然也包括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此外还非常注重获取与经济和能源相关的情报。至于国内则主要关注治安和社会动向，以便为内阁做出相关决定提供参考。
吊诡的是，该机构的具体活动大多是非公开的，以致日本在对外介绍本国情报部门时，都会刻意选择性 “遗漏” 这一机构。这么做也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日本谍报计划
回顾历史，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开始了其情报工作。在战前以及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军方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战败被美军占领后，美国占领军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彻底拆解、取缔日本全部军国主义国家机器，其中当然也包括相关的情报工作部门。
不过战后初期，日本就曾试图恢复类似的机构，但因顾忌此举会勾起外界对日本战前军国主义的联想，最终只得作罢。如今对高市早苗来说，建立这一机构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近代政府，将“富国强兵”作为三大国策之一。此后，为落地 “强兵” 国策，明治政府全面效仿西方军事制度。尽管现代化刚刚起步，但江户时代末期出现的对外扩张思想就已经死灰复燃了。
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时代，流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日本想要对外扩张，需要防范的是北面的强邻沙俄，而积弱积贫的中国则成为其拓展所谓“生存空间”的最合适对象。早在1871年，政府要员江藤新平就提出了对华扩张提案，提议派出专门负责调查中国情报的间谍，在收集情报的基础上制定对华战略。
另外，1872年任兵部省第一局长、次年又任负责情报工作的第六局长鸟尾小弥太也认为需要研究中国的军事情况，经过与时任陆军卿的山县有朋沟通，决定开展大规模对华谍报活动，并为此制定了谍报计划。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以著名侵华日军战犯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人曾来到中国勘测地形及刺探情报
鸟尾的谍报收集计划着眼于对华作战的基础性资料。作为日本军方最早的对华军事谍报收集计划，其甲、乙、丙三种调查的内容不仅限于军事，还包括与军事密切相关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对深刻影响军事的兵力部署和地方志也有具体要求，还涉及中国的人心向背和士兵的心理状况。
在这种服务于战争的动机之下，1872年陆军参谋局成立，1873年6月，参谋局改称第六局，负责测绘绘图，搜集整理战史、兵书、政志等各类资料，鸟尾小弥太是首任局长。1878年12月，在陆军卿山县有朋与桂太郎积极推动下，明治政府决定将军政与军令完全分离，参谋局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此举标志着日本军队统帅权独立正式制度化。
参谋本部建立后，在对外谍报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强化对中国的谍报活动。参谋本部下设的管西局负责“朝鲜至清国沿岸”，首任管西局局长就是一直主张强化对华谍报的桂太郎，在他领导管西局的六年多时间内，设计了一套严密的谍报制度，制定对华谍报计划，定期向中国派遣大量谍报员。这也奠定了日本对华军事谍报活动的基础。
凭借长期深入开展针对中国的谍报活动，日本才赢得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事实上，甲午开战之前，不少日本人担心打不赢中国这样一个巨人。可是伊藤博文信心十足，他说一旦真的开战，不过是与中国一两个省份的势力交锋，彼时整个中国早已一盘散沙，不可能拧成一股力量来对抗日本。依靠30年来收集的情报，他对中国的情况已经了然于胸，因此对赢得甲午战争胸有成竹。
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而日本人对中国这个邻居一直非常感兴趣。所以甲午战争后，一方面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另一方面日本国力也日渐强盛，海外贸易往来愈发频繁，前往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其中出于各方面原因来做调查的人很多。以日本外务省为例，其长期深耕中国经济领域情报搜集，核心意图之一便是打通对华商品输出渠道、实现商品倾销，每年都会产出大量翔实的通商调研文书。
而且由于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所以中国长江开放了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得以自由通航、随意出入；而战前中国的公路和铁路建设非常落后，交通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长江等内河航道。所以日本对华情报工作非常重视“水路志”，也就是我们的航道志。
日军将长江的情况描述得非常细致，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什么地方有灯塔，什么地方有渔栅，什么地方有障碍物，都做了记录，对水文变化也详细记录，并且每年都记录。日本军舰在港口停泊之际，有的当地政府会宴请日本军人，这些官兵上岸之后，不仅会上街闲逛，还会去野营拉练，沿途详细记录各地风土人情、地理防务等各类信息，这其实也是一种谍报活动。
另外，每艘军舰上都有军医，各方面记录非常详细，例如当地的流行病、气温等等，这些资料长期积累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在战争期间会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各部队均须提交给参谋本部报告。这些驻军每年都要提交年度报告，对当地的中国军队进行详细、全面的调查，常年持续摸排，将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综合实力等核心军情调查得非常细致。一旦中国军队开始调动，他们就会向参谋本部提交临时报告。此外，还有参谋本部指定调查项目的定期报告，这是必须完成的。
日本对中国做足了情报工作
由于日本与中国是近邻，如果日本人不开口，很难分清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所以日本人在中国开展情报工作比美欧等列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情报不仅是军队在收集，外务省也在通过驻中国领事馆全方位收集情报，并且与参谋本部共享。但所有这些重要历史档案，都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付之一炬，显然是做贼心虚了。
戴季陶在谈到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时曾如此表示：“你们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出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个方面，分门别类有几千种，每个月各类杂志所登载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人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人。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500页以上、每套在10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1000页以上的大部头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次。”戴季陶在日本学习、生活了多年，他对日本有过认真的观察、研究，有深切的体会，其言不虚。
日本研究中国的出版物之多，是其他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其中地图是重要的出版物。因为地图是军队行动的向导，作战的指南。离开了地图，军队的行动势必变成盲人瞎马，寸步难行。地图不仅仅对军队的行动有重大的作用，就是工业建设、交通运输，乃至人们出门旅行，都离不开它，地图几乎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因此，各国都设有专门的测绘机构，专掌地图测绘。地图测绘也一直被各国政府视为“国之神器，不可予人”。掌握了一个国家的精确地图与关键设施的地理坐标，也就意味着一国山川地貌、交通路网、水文资源、矿产分布尽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国防与经济命脉都逃不过对手的监视。
日本二战测绘的中国地图
日本从决定侵略、掠夺中国的那一天起，就着手测量、绘制中国的地图。明治维新后，日本便积极对中国展开实地测绘。当时，清朝政府对日本盲目推行友好政策，未对日本在华非法测绘行为进行有效制止，结果日本陆军于1874年就出版了《清国海南省地方图》等，这些地图和资料对当时尚处弱小地位的日本战胜庞大但腐败的清朝海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军大本营密遣大批浪人充当间谍，到中国东北、华北及朝鲜实地绘制作战地图，后来日军就是按照这些地图提供的路线，顺利攻克金州、旅顺口和威海等重要城镇的，直接加速了清军的失败。由于从测绘中国中得到了好处，日本由此进一步加快对华全方位测绘。日本军人为绘制“战史旅行国地图”，甚至不顾颜面，以世人所不齿的手段盗窃地图。为此，日本在上海的间谍机关“东亚同文书院”先后派出14批间谍，以“旅行”为掩护，测绘地图。测绘地区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
20世纪20年代，飞机用于军事目的，航空航拍成为测绘制图最高效的手段，日本便首先偷拍，在中国东北实施航拍。按测绘航拍的要求，一般把所要拍摄的区域均分为三部分，摄影师在飞机上每次只拍这个区域的40％，共拍三张。这样，三张照片就都有10%的重叠。而这10%的重叠正好符合人两眼的视差，把两张相连的照片放在专业的立体仪器下，调校好重叠的部分，就可以看到一幅非常真实的立体画面。
要产生这种立体效果，就要求拍摄者必须保证每次拍摄的角度和区域精准无误。而在这批日军间谍航拍照片中，很多测绘用途的航拍照片都达到了这个要求。即使从今天的专业角度来看，其中一些照片质量也属一流，拍摄水平非常高。
此后，日本又对中国内地进行了航拍，这些照片所摄地区几乎覆盖了中国全境。西到西藏、南至香港，无论是内陆旷野，还是南方沿海城镇，都有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景象：洛阳、北京、南京等军事重镇，航拍的内容更加认真细致，大到城市的全景，小到一个街区，都有照片。照片上同时还标注了城门、机场、交通枢纽等战略要点，每张照片都标有精细的经纬度和拍摄日期。
日本二战航拍轰炸宿迁图片 宿迁网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竟然派出千余人到中国非法测绘并校对地图，日本侵华时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国军队自己的地图还要精确得多。
这些地图将道路、矿场、水源等相关信息全部涵盖，于1928年绘制了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即地图上的1厘米等于实地的500米，这种地图在作战中是相当精密也最实用的：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在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汉字，山顶制高点和山腰等高线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了若干米，所有的道路也都标明了分段里程。
日本是海洋大国，它不仅精准测绘中国陆地版图，对近海海域海图的勘测绘制同样详尽完备。日本军用海图，不但准确地标明了各主要岛屿的位置，画出了各个海域的主航道，而且用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在辽阔的海面注明了各处水深。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作战地图，其内容之繁多，绘制之精细让接触到这些地图的同胞惊叹：“中华腹腋，几为倭人洞悉”。
中国坚决打击间谍犯罪行为
这些年来，随着日本国内再军国主义化的倾向不断加强，情报的战略价值持续上升，日本对华情报布局也不断加码。而日本对外开展情报收集的重要对象仍然是中国。伴随着日本国内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日本对华情报活动这些年来也在明显加大力度。
2025年7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让“西山宽”这个名字出现在了公众视野。西山宽曾是安斯泰来制药公司在中国的高管，也曾担任中国日本商会的副会长，活跃于中日商界超过20年，人脉资源广泛，且深度熟悉中国市场。
大家都没想到，这位看似体面的商界精英，会在即将结束任期准备回国时，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拘留。西山宽2023年3月被拘留，2024年8月正式被起诉，2025年7月一审宣判，整个司法过程历时28个月。最终他因间谍罪被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
自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施以来，打击间谍犯罪已成为常态化法治工作。从那以来，已有17名日本公民因间谍罪在中国被捕。曾担任《光明日报》社评论部副主任的董郁玉潜伏多年，以知名媒体评论员为伪装，长期为日方输送涉密情报，2024年因间谍罪被判刑7年。还有日本间谍阿尾博政，他以学者身份潜伏在中国长达34年，以旅游观光为掩护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拍摄大量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直到2016年他试图收买军工企业人员时才被捕。
董郁玉
日本三井物产公司也以合作研究为名，捐赠了一台价值480万元的水稻病害检测设备，秘密将超过1.4万份中国东北水稻叶片的显微图像传送回日本，试图窃取优质水稻种子资源。甚至有一名日本男子，受外务省支持来华，通过间谍活动成功获取某通讯社的内部文件，并每月拿到10万—20万日元的报酬。这些案例展示了日本间谍渗透的固定模式和成熟套路。
日本的间谍活动具有百年历史，并且已经形成了系统性战略。从明治维新开始，间谍活动就悄然展开。今天的日本间谍，虽然换了不同的身份，但核心的情报收集方式和逻辑并未改变。
日本情报机构偏爱从特定人群中挑选间谍，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大多未接受专业间谍训练，仅经简易培训便被派遣来华。这样的“低成本外包模式”有其精明之处，一旦间谍行为曝光，政府可以轻松撇清关系，将其定性为“个人行为”。2015年，一名50多岁的日本男子在辽宁丹东因偷拍边境设施而被捕，并被判刑五年。虽然他在2020年被释放回国，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兑现援助承诺，反而对他进行监视，担心其被中方策反。这最终导致他失业，家庭破裂，健康状况也变差。
在身份伪装方面，日本间谍依旧延续了“民间身份掩护”的传统，他们通常伪装成企业高管、学者、游客、商人等看似与情报无关的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间谍的手段也不断升级，过去手写密报的传递方式，已被专业加密设备全面取代。
日本间谍的目标非常明确，集中在经济、军事、农业、地理、教育等领域。他们不仅窃取军事基地、导弹发射阵地等核心军事机密，还收集行业数据、企业机密、优质农作物种子等经济资源，甚至通过篡改教材、传播虚假信息等手段，试图影响社会认知，引发中国的社会撕裂。
每一起间谍案例背后都不只是单一的个体行为，它们引发的连锁反应已经蔓延到外交、经济等层面，例如西山宽案例就引发了中日双边外交摩擦。中国是安斯泰来全球第二大市场，2024年营收占比超过18%。面对西山宽案，安斯泰来公司只能以“不便置评”回应，处境颇为尴尬。
日本安斯泰来制药
此外，这类案例还让日本企业界感到焦虑，东京商工会议所也直言 “此举动摇了日企对华投资信心”。在日本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对中国产生了误解，认为中国此举将日本人当作谈判筹码，致使日本商旅群体普遍产生恐慌与顾虑，不敢来中国了。这些情绪化的解读，导致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误解，赴华旅游的意愿明显下降，进而阻碍中日民间人文交流与经贸往来。
事实上，中国打击的是间谍犯罪行为，而不是普通的日本民众。大量合法来华的商人、学者、游客，仍然为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并非排外，而是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坚守法律底线。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正常的交流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但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遵守法律的基础上。任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无论套上怎样的“马甲”，都无法逃脱法律的严惩。
如今，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的首要工作对象，显然就是中国。因此中国必须全力做好防范工作。在对全民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同时，必须进一步织密反间网络，让境外间谍势力无处遁形、图谋难成，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以此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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