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南浦市投资了一家食品加工厂。南浦离平壤不远，是个港口城市。合作方是朝鲜的“对外经济省”下属的一家会社，对接的处长姓朴，五十多岁，一辈子没出过朝鲜。
刚开始打交道，朴处长话不多，表情严肃。看我们带来的样品，翻来覆去地看，像个孩子拿到了新玩具。后来我才知道，他这辈子没见过真空包装的鸡爪和卤蛋。
工厂建设那段时间，我算是领教了朝鲜的“办事效率”。一个施工许可，跑了三趟，最后塞了两条中华烟，第二天就批下来了。平壤到南浦的路上有三个检查站，每次过，摇下车窗递一包红塔山，士兵挥手放行。一包烟，解决一切。
厂子建好了，朴处长提出想来中国“考察”。我们安排他从丹东入境，住了四星级酒店。第一天晚上带他去吃东北菜，点了锅包肉、红烧肉、地三鲜、炸鸡。朴处长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突然不说话了。我抬头一看，他眼眶红了。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他说，“在朝鲜，一个月才吃两斤肥肉，还要排队抢。”
那顿饭他吃了三碗米饭，把盘子底都舔干净了。炸鸡的骨头他也没扔，用纸巾包起来说要带回去给孙子看看。孙子从来没吃过炸鸡。
在丹东的几天，我们带他逛商场。他在家电区站了半小时，盯着液晶电视和全自动洗衣机，一动不动。一台2000块钱的洗衣机，他摸了又摸，问：“这个，真的能把衣服洗干净？不用手搓？”我说是。他沉默了很久，说：“我们那边，洗衣服还在河边用棒子敲。”
走的时候，他买了两台液晶电视、一台洗衣机、五条中华烟、两箱方便面、一大包火腿肠。他说，方便面和火腿肠是给全厂工人带的礼物。五天的行程，连吃带住带买东西，三个人花了四万多。主要是朴处长的东西。
回到朝鲜，我以为事情就完了。没想到，这才是开始。
一个月后，朴处长打电话来，说工厂的锅炉坏了，需要买一台新的。我们买了寄过去。又过了一个月，他说电力不稳，要买发电机。买了。再后来，要变压器、要输送带、要包装机、要真空泵。三天两头，不是这个坏就是那个缺。
更麻烦的是，他个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一开始要烟要酒，后来要手表，要手机，要平板电脑。再后来，直接说：“下次来，带点美元吧，人民币也行。”
我有点受不了了。委婉地跟他提了一下，说我们成本也很高。朴处长的语气立刻变了：“那你们的生产线，最近可能要检修一下，工人也要重新培训……”
我听出了弦外之音。不满足他，工厂就别想正常运转。
食品厂的加工费确实便宜，工人一个月才300块人民币。可这些看不见的成本——送礼、请客、买设备、应付检查、喂饱朴处长的胃口——加起来，比国内的人工费还高。最让我心累的是，他的胃口在变大。第一次来中国，一台洗衣机就满足。第二次来，他要的是苹果手机。第三次来，他问：“能不能在北京给我买套房子？”
我哭笑不得。一个一辈子没出过朝鲜的干部，突然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欲望像决堤的水，拦都拦不住。
他不是坏人。他只是穷怕了、饿怕了。在朝鲜，他是处长，可一个月工资也就400块。到了中国，他发现自己连乞丐都不如——街头的垃圾桶里扔的矿泉水瓶，拿去卖钱可能都比他一天工资高。这种落差，换谁心里能平衡？
可问题是，他的欲望没有尽头。今天给了洗衣机，明天想要空调。明天给了空调，后天想要汽车。后天真给了汽车，他会不会想要别墅？
工厂还在运转，订单还在做，利润还有一点。但每次接到朴处长的电话，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不知道这次，他又要什么。
投资朝鲜，劳动力便宜是真的。但“打点成本比国内高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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