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欧阳修给宋仁宗上了一道在后世极为著名的《朋党论》。
当时的欧阳修正值壮年，满脑子都是庆历新政的宏图大志。
他挥毫写下那篇著名的《朋党论》时，大概脑子里尽是一些使命感。
他对宋仁宗说：陛下，这世上确实有朋党，但您看，小人结党是为了利，君子结党是为了道。只要您把小人踢出去，重用我们这群君子，天下哪有治不好的道理？
宋仁宗看完这篇文章是脸上是什么表情，史书里没有明写，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我们知道，新政很快就吹了，欧阳修也被赶出京城，去滁州的山水间当他的醉翁去了。
很多年后，当我们再次回看这段历史，会发现欧阳修在政治上实在是太过于天真，甚至有点书生气过剩。
他以为自己用道德为朋党争取到了合法性，却浑然不知，就是他亲手打开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最严峻的一个死结。
我们从小读历史，关于官员因为地域、师承、政见结成派系，历史书上总有一个很直觉的判断，那就是党争误国。
唐有牛李党争，宋有新旧党争，明有东林党争。
仿佛历史只要删掉派系斗争这几个字，就能自动进入太平盛世模式。
但如果你真的去看看那些具体的人在具体处境下的选择，你会发现事情根本不是君子与小人，忠臣与奸臣这么简单。
你甚至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结党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历朝历代最聪明、最刚正的那批大脑，依然会前赴后继地跳进这个漩涡？
这可不是一句权力使人腐化就能解释得通的。
我们不妨先设想一下。
你是一个刚通过科举、从小县城挤进汴京的年轻官员。
你家里没背景（自从唐末那些豪门大族土崩瓦解后，大家基本上都是赤手空拳出来混的）。
你站在那巍峨森严的官僚体系面前，头顶是心思难测的皇帝，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利益陷阱，你怎么活？
如果没人罩着你，连在衙门里递个条子都可能排到天黑。
想要实现那点致君尧舜上的理想，选择单打独斗吗？
在那个皇权大过天、甚至连基本的法律都保证不了你人身安全的体系里，一个孤零零的官员就像深海里的一片浮萍，随便一个浪头就能让你九族消失。
到了这一步，找同类就成了一种求生的本能。
你是江浙人，还是巴蜀人？
你的主考官是谁？
谁跟你同年考中的？
这些由乡音和卷宗编织成的纽带，其实就是官场上一根根隐形的安全绳。
就像高植物苦心经营的那个汉大帮，说到底，不就是一根由师生、校友名义串起来的绳子吗？
祁同伟能在职场上一路狂奔，如果没有高育良在背后使出那份恩师的死力气，恐怕早就折在哪个山沟沟里了。
在充满变数、如同原始丛林般的政治生态里，老师和学生这两个称谓，或许比那些盖着公章的红头文件更让人睡得着觉。
但最初的抱团，或许真的无关乎什么宏大的治国理念，纯粹是弱者在黑夜里挤在一起取暖。
在信任成本高到离谱的古代官场，或者说在任何一个人治的黑箱里，最稳固的信用背书从来不是契约，而是乡音和师门。
官员们只能靠这种模拟血缘的关系，在冰冷的体制里编织出一张能御寒的网，勉强维持着脆弱的信任。
当然，这只是最浅层的结党。
那些仅仅停留在互相提携和包庇的，不过只是个是利益分赃的小团伙。
真正让帝国的政治结构发生剧烈形变的，是那些因政见而结成的派系。
说到这里，那就绕不开王安石与司马光。
这两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个人道德几乎都是无可挑剔的。
他们不贪财、不恋色，都怀揣着救国救民的巨大热情。
但就是这两个道德上的完人，把大宋朝推向了撕裂的深渊。
王安石要变法。
变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打破旧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要向官僚集团和大地主开刀，要把帝国的财政机构重组。
这种从上到下的剧烈改革，靠大宋朝那套慵懒的常规官僚系统是推不动的。
王安石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必须绕开常规流程，建立一个独立的、只听命于他的执行团队。
于是他提拔吕惠卿、曾布这些年轻的、愿意支持新法的人，并把反对新法的旧臣全部赶出京城。
这本质上，就是一个以变法为核心政见的政治派系。
站在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王安石的做法无非是组建了一个改革党，这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因为我要推行我的政策，当然要任用赞同我理念的人。
这又让我想起人民的名义里面的沙家帮，其实哪有什么沙家帮。
这不过是沙瑞金为了打开汉东的局面，必须启用一批像易学习、侯亮平这样政治审美一致的人。
可这在当时的体制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皇权专制体制设计的出发点，就是皇帝垄断一切政治组织资源。
在皇帝看来，天底下只能有一个意志，那就是朕的意志。
天下所有的官员，都只能是朕的臣子，不能是某个人的党徒。
所谓君唱臣和，哪怕是宰相，也只是皇帝的秘书长。
这就逼出了一个极其扭曲的现象：既然结党在制度上和法理上是非法的，那么为了让自己的派系存活下去，官员们就必须为自己的结党寻找一块绝对无懈可击的挡箭牌。
这块挡箭牌，就是道德。
这也就是当年欧阳修埋下的那颗雷，既然不能承认我们是因为政见不同或者权力斗争而结党，那我们就只能说：我们是君子，反对我们的都是小人。
这句话一旦说出口，政治斗争就变成道德定性了。
因为政见不同，是可以妥协的。
你主张盐铁专卖，我主张与民休息，我们可以坐下来算算账，今天你退一步，明天我让一寸。
但如果变成了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妥协就成了背叛，就成了道德上的污点，因为君子与小人之间，是没有中间地带的，只有你死我活。
司马光在洛阳憋了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反对王安石的官员们在洛阳、蜀地、朔方逐渐汇聚，形成了著名的洛蜀朔党。
等到神宗驾崩，高太后听政，司马光终于回到了权力的中心。
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评估王安石的青苗法、免役法到底在地方上产生了什么实际效果，而是近乎偏执地宣布要一刀切，全部废除。
哪怕其中有一些确实验证了有益于国家财政的条款，也必须废除。
为什么？
因为这是小人立的法，如果承认新法有可取之处，那岂不是承认王安石一党也有君子之风？
那洛蜀朔党这十五年来遭受的政治迫害和道德坚守，又算什么？
苏轼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他当年因为反对王安石被贬，如今他又站出来反对司马光全盘废除新法。
他试图就事论事，试图在两极之间寻找一条理性的缝隙，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旧党觉得他摇摆，新党觉得他是旧人，虽然谁都想要你站队，但没人真想听你分析问题。
最后两边都不信任他，一贬再贬，最后漂到天涯海角。
而苏轼的悲剧，恰恰就是那个时代理性的悲剧，因为道德在那个时代成为权力斗争的伪装，它完完全全被权力斗争彻底绑架了。
如果道德本身无法被衡量，那么所谓自省，往往只剩自我感动。
所谓纠错，也就失去了依据与可能。
到了明朝末年，东林党的出现，则把这种运行逻辑推向了极致。
东林党人本质上是江南士大夫的知识分子共同体。
他们看到万历皇帝怠政，看到阉党横行，看到国家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破败，他们痛心疾首。
他们在书院里讲学，品评朝政，以清流自居。
我们很容易就会被他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所感动，我个人一直觉得，晚明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士人还相信自己能说话，也还愿意说话。
只是热情和能力，往往不是一回事。
一旦等到东林党人真的进入朝廷，掌握了权力，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治理国家上是彻头彻尾的无能。
因为他们这个派系的凝聚力，完全建立在道德纯洁性上，他们为了维持这种纯洁性，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往往只能给出最符合理学教条的答案。
比如，打仗需要钱，钱从哪里来？
明末的商业其实已经非常发达，尤其是江南一带尤其富庶。
但东林党人的基本盘就是江南的地主和商人。
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向江南征收工商税，认为这是与民争利。于是，崇祯帝只能向最贫困的西北农民加征三饷。
西北的农民活不下去了，李自成就造反了。
你说东林党人是坏人吗？
他们中很多人在明亡时壮烈殉国，在气节无可指责。
但他们因地域和师承结成的这个道德共同体，在面对帝国的危机时，不仅没有提供解药，反而加速了机体的崩溃。
他们太在乎自己的羽毛，以至于无法承担政治必然伴随的肮脏与妥协。
而在他们对面的，是魏忠贤的阉党。
阉党是什么？
阉党其实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僚派系，他们不过是皇权延伸出来的触角，是皇帝用来对付文官集团的疯狗。
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表面上是正邪之战，底层逻辑却是文官集团试图通过结党来制衡皇权，而皇权则用最粗暴的方式进行反噬。
然后到了清朝，雍正帝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
这位勤政到近乎苛刻的皇帝，对欧阳修那套说法非常不耐烦。
雍正的意思很明确：老子不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你结党，你就是乱臣贼子。在朕的眼里，官员不应该有任何私人的连接，你们所有的忠诚、所有的关系，都只能单向地指向朕。
雍正几乎做到了，他通过密折制度，通过严酷的打击，清朝中前期的官僚集团被彻底孤立了。
没有了明显的党争，整个帝国变成了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一个官员都是一个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零件。
然后呢？
然后这个帝国就在这种极度的平静中，迎来了鸦片战争的炮火。
当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这个被彻底阉割了横向组织能力和政治主动性的官僚群体，表现出了令人窒息的麻木与迟钝。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官员因地域、师承、政见结成派系，对国家到底是利是弊？
其实，当我们试图用利弊去衡量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掉进了传统史观的陷阱里。
派系，从来都不是帝国肌体上外来的毒瘤。
它是这个权力高度向上集中的系统内部，必然长出的东西。
如果权力不能在阳光下合法地分配与制衡时，它就必然会在阴暗处以私谊、师生、同乡的形式结成网络。
这是一种政治本能，它有时是为了贪赃枉法，有时却是为了在僵硬的体制中撕开一条做事的口子。
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完美的政治就是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各自安好。
但真实的政治永远是不同利益、不同理念的碰撞与妥协。
派系的形成，本质上是官员们在试图代偿一种缺失的政治参与机制。
但悲剧就在于，这种代偿机制始终是不合法的。
为了掩盖这种不合法，他们被迫披上道德的外衣，最终将利益的博弈异化为信仰的宗教战争。
在君子与小人的相互斗争中，国家的元气被耗尽。
不允许结党，得到的是一潭死水和最终的僵化，
默许结党，又必然走向失控的道德绞肉机。
这就是传统帝国无法逃脱的宿命。
崇祯十七年的那个春天，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
崇祯皇帝在景山鸣钟，文武百官无一人听从召唤。
这位勤政而多疑的帝王，在煤山的一棵老歪脖子树上自缢前，在衣襟上写下了一句话：
“皆党误朕。”
他到死都觉得，是那些结党营私的臣子毁了他的江山。
很多统治者临到最后，仍习惯把失败归咎于别人。
这也不稀奇，人总要给崩塌找个出口。
当时他没有明白，也永远无法明白，正是他祖祖辈辈苦心经营的这个只允许一个大脑思考，同时不允许任何自下而上的政治聚合的庞大系统，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为这棵歪脖子树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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