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战国时代 - 群雄逐鹿，身处变局而不自知|俾斯麦|变局|战国时代|米开朗琪罗|群雄逐鹿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印象与逻辑）

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技术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身处其中的人，往往是最后一批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历史的人。

1769年，瓦特改良蒸汽机的那一年，英国纺织工人还在为自己精湛的手艺感到自豪。1908年，福特T型车下线时，全美国还有超过两千万匹马在承担运输与生产工作。1995年，互联网商业化元年，《新闻周刊》刊出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互联网将会失败》的文章。

每一次，历史都用同样的方式开了同样的玩笑。

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大概就是1908年的某个清晨，马车还在跑，汽车已经上路，而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两件事不会长期共存。

接下来这场竞争的本质，不是几家公司在争夺市场份额，而是一次底层基础设施的重新洗牌，就像19世纪末铁路网络的争夺，或20世纪中期石油管道的布局，谁控制了基础设施，谁就控制了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命脉。

全球AI市场已扩张至约4500亿美元规模，年增长约30%。资金主要流向模型训练、数据中心与云基础设施。

NVIDIA在这场竞争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参赛者，不如说是军火供应商，历史上每一次淘金热，真正稳定获利的往往是卖铁锹的人。它几乎垄断了顶级AI训练芯片约90%的市场份额，不论哪家模型公司最终胜出，NVIDIA都是赢家。

微软与OpenAI的绑定，让人想起19世纪末卡内基钢铁与铁路公司的共生关系，一个提供原料与技术，一个提供渠道与规模，互相成就，也互相锁定。Google则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历史困境：它的核心商业模式建立在搜索广告之上，而AI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这与柯达面对数码相机、百视达面对流媒体时的处境，在逻辑上惊人地相似。

Meta的开源策略，有几分像当年IBM开放PC架构的逻辑，表面上是让渡了控制权，实则是用生态换生存，用标准换影响力。Anthropic的Claude，则在企业市场走出了一条务实的路径：Fortune 10公司中已有多家是其客户，企业收入占比超过一半。在知识工作的专业场景中，复杂推理、长文档分析、高精度写作，它正在成为许多机构事实上的基础工具。

棋盘已经摆开。每一步落子，都在重写未来的地图。

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都会产生两种声音：那些直视冲击的人，和那些选择管理预期的人。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益结构决定的必然分野。

Verizon新任CEO丹·舒尔曼，属于前者。

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现在是非常艰难的时期，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保持真诚、脚踏实地、尽可能说真话，至关重要。”他预测，未来两到五年内，失业率将达到20%至30%，并明确警告人形机器人技术将颠覆目前仍被视为安全的体力劳动岗位。

英伟达CEO黄仁勋则说：“很多人说AI时代来了，我们要失业，但事实恰恰相反。”亚马逊CEO安迪·杰西认为，消失的岗位将被新岗位取代。

这种分歧并不新鲜。1811年，英国议会辩论《框架破坏法》时，工厂主们也在说同样的话：机器创造的财富终将惠及所有人，工人的痛苦只是暂时的过渡。他们说的不完全是谎言，但他们描述的是几十年后的结果，而不是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中的工人们，活不到那个“终将惠及”的未来。

现实已经在账本上留下了痕迹。从Snap到亚马逊，从Block到Oracle，裁员浪潮正以“效率”为名席卷而来。Meta本周宣布5月20日裁员10%，约8000人。与此同时，Meta还推出了软件工具，记录员工的击键、鼠标移动和点击，用于训练下一代AI。技术主管Andrew Bosworth在内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的角色，是指导、审查并帮助它们改进。”扎克伯格在财报会上则说：“以前需要大型团队的项目，现在只需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这句话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那支“大型团队”里的其他人，去了哪里。

如果把时间维度再拉长来看，人类历史上，技术革命的周期正在不断压缩。

农业革命用了数千年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业革命从蒸汽机到电气化，用了大约一百年。计算机革命从晶体管到互联网，用了约五十年。移动互联网从智能手机到平台经济的成熟，用了不到二十年。

而这一次，从GPT-3到足以承接复杂专业任务的模型，用了不到五年。

加速度本身，就是这场革命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它最大的破坏力所在。过去，一代人有时间观察父辈的遭遇，调整自己的路径，在职业生命的跨度内完成适应。今天，这个窗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窄。昆尼皮亚克大学3月调查显示，5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AI弊大于利，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贝莱德CEO拉里·芬克警告，AI可能加剧财富不平等；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则指出，生产力提升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社会适应的速度。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描述的是一个历史上并不陌生的困境：技术进步与社会调适之间的时差。每一次工业化浪潮，都会在这个时差里制造大量的人间代价。

如果回到一个更具体的历史类比，“最早适应汽车的是最好的马车夫”，这个论断流传甚广，但它只讲了故事的一半。

更完整的历史是，在美国，1900年至1920年间，马车相关行业雇用了约175万人。到了1930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于零。汽车工业在同期创造了数十万个新岗位，但那些岗位需要完全不同的技能，分布在完全不同的地理位置，并且被完全不同的人群所占据。

那些“最好的马车夫”，确实有人成功转型，但他们在历史上留下记录，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少数。更多的马车夫，带着精湛的手艺和无处安放的骄傲，消失在了时代的皱褶里。

这不是悲观，这是历史的真实纹理。我们需要对这种复杂性保持清醒，而不是用一个励志的寓言把它简化掉。

今天，AI对知识工作的冲击，与当年机械化对体力劳动的冲击，在结构上高度相似，但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它的覆盖面更广，速度更快，而且它正在率先冲击受教育程度最高、自认为最安全的那部分人。律师、程序员、分析师、编辑，这些人过去是技术变革的受益者，这一次，他们站在了浪头的正前方。

再回到我们所处的位置本身，舒尔曼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生活在AI时代。感觉就像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或者火刚被发明出来的那个清晨。”

这个比喻值得细究。文艺复兴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但对于那些在旧秩序中安身立命的人，教会、行会、抄写员，它首先是一场剧烈的解体。印刷术的发明让圣经的价格下降了98%，也让数以千计的抄写修士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文艺复兴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它留下了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被它淹没的那些人，我们甚至叫不出名字。

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大概就是印刷术刚刚普及后的某个十字路口。旧的价值体系还在运转，新的秩序尚未成形。在这个间隙里，最危险的，是用旧地图导航新地形。

学历、资历、行业经验，这些过去被视为护城河的东西，正在以不同的速度失去防御价值。AI在知识的获取、整理与重组上已经越过了个体的上限。它改变的不只是就业结构，更是人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坐标。

价值体系的重新定义，历史上从来不是平滑发生的。它往往先制造一批赢家，再制造一批输家，最后才缓慢地找到新的均衡。我们今天正处在赢家与输家分化最剧烈的那个阶段。

回到最后的判断，面对这场变局，有两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值得警惕：一种是技术乐观主义，相信市场终将自我修复，一切都会变好；另一种是文化悲观主义，相信人文价值终将被算法蚕食，一切都会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