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引言
宣统元年秋，浙江龙泉县衙的案头上，先后出现了两份诉状。一份来自七十岁的遂昌县老人毛樟和，控告同宗秀才毛景隆“昧良赖债”；另一份来自六十三岁的监生卓文浩，控告周高立、姜永祥“违禁抢割”其田中稻谷。两份状纸指向同一块田——溪下庄“印坵”，却各执一词，南辕北辙。
这桩龙泉司法档案的案件，历时一年有余，横跨两任知县，牵涉债主、买主、卖主、差役等多方，最终判决虽下却执行落空，以“有断无缴”收场。一块田被抵押又被出卖，新旧契约相互抵牾；一个老人被利用又遭抛弃，一个秀才在催案途中气病身亡，一个监生耗尽精力却连九箩谷子都追不回来。“谁是老赖”的追问层层递进，最终指向的，远不止某一个人。
一、一田二主
事情的源头，是印坵田的两次处置。
光绪三十一年，秀才毛景隆向同宗长辈毛樟和借款英洋九十六元，立借票为据，同时将两张道光二十八年的田契交予毛樟和抵押。该二契为卓文浩之父卓培松售予毛景隆之父的正契与找契。
次年，毛景隆将部分印坵田卖给监生卓文浩。卓文浩先后支付正价、补款、千休银共一百零五元，田产交佃户耕种，三年相安无事，仅因未获道光年间上手老契埋下隐患。
宣统元年八月初三，毛樟和从百里外的昆堂庄赶赴龙泉县城，指控毛景隆拖欠借款不还，还私自将抵押田产出卖，其持有的凭证为道光年老契与毛景隆亲笔借票。知县陶霦批词驳回其诉讼请求：“毛景隆欠你之款，既有契票可凭，何得赖债不还，将田出卖？尔既念同宗之谊，应自行邀族理追，不必涉讼。”
事端并未就此平息。八月二十五夜，周高立、姜永祥趁夜色将印坵田稻谷抢割一空。三日后，卓文浩递状控告二人“违禁抢割”，并出具卖契、加找契、杜截清契为证。知县陶霦批道：“周高主与卖主自有交涉，何得抢割受主田稻？是属外是。”随即签发传票，令差役范能等人限三日内将周高立、姜永祥及相关人等带至县衙。
消息传得比差役的脚步快。九月十三日，毛樟和再次递状，称这印坵田本是毛景隆抵押给他的财产，周高立、姜永祥割谷不过是替他收租抵债，何来抢劫？同时指责卓文浩堂堂富户，明知田产有抵押仍凭空种入、包揽昧噬。
知县陶霦在该状纸末尾批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卓文浩呈词与尔所呈两歧，究竟是何纠葛？案经饬传，候催差传集讯断。”
所谓“两歧”，便是说两造的说辞南辕北辙。
首先是这事的“名分”两歧。
在卓文浩的状纸里，八月二十五的那一夜是“违禁抢割”。一群暴徒趁着夜色，手持镰刀，将谷子洗劫一空。这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按律当严惩，甚至要动用刑具。
可在毛樟和的笔下，那一夜变成了“暂行收租”。一个被欠债多年的可怜老人，手持借据，去地里拿回属于自己的些许孳息，何罪之有？
这稻谷，究竟是赃物，还是抵押物？这定性之差，便是刑房大狱与民事纠纷的天壤之别。
其次是这人的“身份”两歧。
卓文浩的状纸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光绪三十二年买断，有契，有税，有人耕种。他不仅遵循龙泉当地“卖契、加找契、杜绝契”的三契习惯，付清了最后的千休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缴纳了契税、领了红契的规矩买主。
而毛樟和手中的老契是道光二十八年所立，比卓文浩的新契早了整整一个甲子。乡野民间向有“无老契不成买卖”的共识。毛樟和手里攥着这块地的“根”，他自认为是这块地合法的“抵硬之人”。并且《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若遇“朦胧重复典卖”，土地应归“原典买主”。
一田二办的僵局之下，此前沉默的卖主毛景隆也向县衙递状，矢口否认曾以契据为抵押向毛樟和借款，声称毛樟和所持契据乃数年前因自己疏忽而被人所窃，同时另行呈控姜永祥等人盗割其轮值祭田田谷。
毛景隆的加入，让纠纷从两歧变成了三方各执一词。知县陶霦遂将三案并为一案，再次传讯周高立等人而未果。
二、屡票不案
三案合一后，各方的呈控愈发频繁。
十月初三，卓文浩递状追问：毛樟和籍隶遂昌，与溪下庄田地相隔四十余里山路，七旬老人岂能越属抢割？实则周高立、姜永祥自知触法，将孤苦的毛樟和推上前台顶名替诉。卓文浩还质疑毛樟和手中的契据，称其“且将何处捡来毛景隆所失之契票，交和呈案抵制”。
五日后，毛景隆再次递状，详述契据遗失的经过：光绪三十二年春，其向周林福借款英洋九十六元，以印坵田契二纸抵押，同年四月在樟埠木行当面结清债务，收回契票及借据，却因未曾检点不慎遗失。他在状中质疑，若姜永祥真持有合法抵押契据，为何三年来从未上门讨债，偏偏等稻谷成熟才发难？同时提出，原始债主周林福尚在人世，只要传唤到堂，真相便可水落石出。
然而知县的催传票如同废纸，至十一月初涉案人员也迟迟未能传齐。毛景隆无奈返乡，谁知其“气慰在途得病，回家不日身亡”。毛景隆遗孀毛徐氏接过丈夫未竟的诉讼，在状纸中不仅重申了契据失窃的始末，更直指姜永祥“拴孤抢诉”的阴谋：其利用孤苦糊涂的毛樟和，将他推到台前当挡箭牌，自己则躲在幕后逍遥法外。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知县陶霦卸任，陈启谦接任，案件需重新梳理，传票需重新签发。此后数月间，各方的催呈状如雪片般飞入县衙。
三月十八日，卓文浩愤懑地递上状纸：
讵料周高立、姜永祥自恃乡顽，以山高法远，不理不案，控由任控，藐法异常！……向其理论，不但抢谷无还，尤复出言咆哮，心何以甘？
此间，卓文浩家中传来了其子意外身亡的噩耗。另一边，在县城等候审理的毛樟和盘缠耗尽，拖着病体返回遂昌老家。
四月初八，新知县陈启谦签发催传票：
限三日内带县……去役毋再违延干比，火速！
五月十三，卓文浩控诉差役无能：
票虽然严，而差实不力提！……岂非案同水炭乎？苦生待此追糓价完粮，截数交迫，无殊秦庭之泣！
五月二十二，知县陈启谦震怒，对差役下达了最后通牒：
六经差传未到，殊属违延……勒限即日内带县……该役如再玩延，当受血比不贷！
五月二十八，毛樟和再次呈状：
一生勤苦，仅积此汗赀血本，性命攸关……身系零丁孤老，势必食用无出，惟有坐以待毙而已……
六月初三，身穿孝服的毛徐氏再次陈冤：
乃棍恶姜永祥前则妄称契当伊家，自知情亏，反拴出遂邑素不相识孤滥毛樟和出头抢诉，以为脱罪之咎，端居虎穴安然无事，不诉不案……如系窃契不实，确有借主周林福赤存足证，乞吊泾渭立判……
这场官司，把三个家庭都拖入困境：
毛家失去顶梁柱；
卓文浩丧子，又为官司奔波不已；
毛樟和耗尽盘缠，沦为零丁孤老。
终于，六月初五，原差柳发等人呈上禀状：
……现已传到被呈周高立、姜永祥，具诉毛樟和，卖主毛徐氏，田佃卓厚承，原呈监生卓文浩，均已传齐候讯……
经九个月的抗传、躲避，及知县的严厉警告，涉案人员终于悉数到案，案件迎来开审的可能。
三、纸上胜利
然而谁也未曾想到，周高立与姜永祥竟在候审期间再次脱逃。官府随即严令差役追捕，直至六月十二日，这场拖延已久的官司，才正式开堂审理。
审讯过程无详细记录，结果见于周高立、毛樟和的甘结状，二人供词相近，均自认纠伙抢割稻谷的过错，愿受追究。知县随即裁令毛樟和、周高立、姜永祥须在十日内将所抢稻谷如数交还。
这纸判决看似是非分明，案情却并未在堂上彻底根究。毛徐氏在事后状纸中披露，庭审当日她已将周林福带至县衙外候审，知县若传唤对质，契据来源便可水落石出，陈启谦却并未传质。即便知县已然察觉毛樟和手中契票假多真少，也仅谕令“经族戚了息”。
判决下达，卓文浩在纸面上赢得了官司，然名为执行的黑夜，才刚刚开始。
十日期限届满，周高立、姜永祥并未依限缴谷。此后两个月间，知县先后签发饬交谷事票、催传票，差役范能、柳发等人数次下乡。
姜永祥的态度更为嚣张。卓文浩在七月二十三日的状纸中转述其原话：“断由任断，自行不缴，然耐我何！”
更令人唏嘘的是毛樟和的结局。毛徐氏在状中透露，庭审后毛樟和被周高立、姜永祥“弃丢在城不采”，最终由其亲侄闻讯接回。
转眼至八月底，北乡的田野里，稻浪翻滚，又是一年丰收季。
卓家新季稻谷已收，去年被抢的稻谷仍未追回，案件最终陷入“有断无缴”的局面。卓文浩在状中控诉差役“卧票不办，政恶胆愈雄”，范能等差役持知县的抓捕票，却未切实执行，“卧”在手里根本不动弹。
宣统二年八月二十八，卓文浩在最后一份状纸中写道：“父母铁断，亦不足信矣，将见顽梗之徒，接踵而起，尚何有法纪之存乎哉？”
九月初三，知县陈启谦在这份状纸末尾批下：“候催差追给。”
又是候，又是催。这几个字，就像一道没有尽头的符咒，把监生卓文浩、寡妇毛徐氏和病重老人毛樟和，永远困在了这场没有终点的官司里。此后，档案中再无该案的任何文书，这场从宣统元年秋天打到宣统二年秋天的官司，最终沉寂。
四、案卷之外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毛樟和控毛景隆昧良赖债案相关档案保存于龙泉司法档案13527号卷宗。这桩案件，至遵依状具结，在程序上已然了结。然而细究全案，每一环节皆非孤例。它如同一面残镜，照见了晚清基层司法运作的若干肌理。
其一，民间调解惯习与知县息讼取向。
毛樟和在初呈诉状时，便写明“随投庄保吴元荣及周尚发等理追”，即其已先请乡保调处，未果后方才具状投官。此彼时讼状必要程式——清代民事纠纷例须先经宗族、乡保调处，不成方可赴县。正如吴佩林教授所言：“尽管保甲组织与宗族组织在解决民间纠纷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乡民的诉讼目的各异、地方权威力量的削弱、部分官民的唆讼、籍讼图磕等多重因素，使得本可在民间得到解决的一些民事纠纷仍然闹上了衙门。”而在官府一端，清代州县官于民事细故，其审断逻辑非在确权，而在息讼。毛樟和案中，县官陶霦初批“应自行邀族理追”，陈启谦谕令经族戚了息，皆可置于此一制度惯习中理解。
其二，契约凭证的脆弱与有断无缴的困境。
本案最深处之吊诡，在于“契”。毛樟和持契，以为握有硬凭；卓文浩持契，以为买断清业。两造皆信契，然两契相争，无契可断。学者杜正贞研究指出，传统社会的管业证明是由历次买卖契约共同构成的契约链。产业的合法性高度依赖上手契的完整移交。然而，由于分家、拆零售卖或故意藏匿，契约链极易断裂，导致纠纷不断。在晚清的司法实践中，地方官吏一方面不得不依靠契约来裁断田土、山林纠纷，将其视为管业的基本依据；但另一方面，官府对契约证据的管理非常混乱，知县往往忽视或误读契约，甚至缺乏认真鉴别契约真伪的动机。
龙泉地方契约使用中普遍存在上手契不缴、一业数契、倒填年月等现象，契约虽为民间管业之唯一凭证，然其凭证效力从无国家制度性保障。毛景隆可立新契卖田，周高立、姜永祥可持废契索财，皆因契约订立、保存、移交至诉讼作证全程属民间私事，国家既不参与，亦不背书。及至诉讼，知县面对新旧数契，既无鉴定真伪之技术手段，亦无强制上手契缴交之制度依据，唯一能做的，是核其情理、观其两造。
更进一步看，契约效力的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存在于民间私契之中，更延伸到了司法终局的结状中。诉讼中当事人向官府立下的结状（如甘结、遵依状），实质上是当事人与知县之间达成的官民之约。正如本案结局所示，结状与民间契约一样，极易被翻异。周高立、姜永祥当堂具结“限十日内缴清”，转身便如虎负嵎抗不交缴。结状之于他们，并非承诺，而是脱身策略；并非终局，而是权宜之计。当最具权威的官府判决都沦为一纸空文时，有断无缴便不再是例外，契约在晚清社会的真实效力，便不言自明了。
其三，屡票不案的循环与权力寻租的博弈。
本案自宣统元年八月起，至宣统二年六月堂断，历时十月。其间差役范能、季祥等多次持票下乡，而周高立、姜永祥或逃或延。学者吴铮强指出，此类“屡票不案”的现象（官府多次签发传讯票而差役无法将当事人等带到官府）在龙泉司法档案的晚清部分频繁出现。这一现象并非由单一因素造成，而是由县官、衙门差役和诉讼当事人共同完成的过程：县官若认为诉讼理由不充分或有欺饰之嫌，往往表现出不愿受理的态度，其虽签发传票，其在批词中流露出的消极态度会诱使差役认为案件不紧急，从而借机勒索或受贿延迟办案；原告方需要拥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其不断游说县官反复签发传票；被告方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及社会关系网来贿赂差役，使其维持不到案的状态。诉讼重心也从辨明是非，沦为比拼谁能撑得更久。
在这一过程中，差役并非任何一方的忠实盟友，而仅仅是在出租自己有限的职权进行“权力寻租”。前几次票传不到是正常的寻租，但当新任知县陈启谦祭出“六经差传未到，殊属违延……该役如再玩延，当血比不贷”的警告时，寻租的平衡被打破了。此时，差役必须将犯人提到，不仅是为了自保，更是为了维护整个权力秩序和制度设计。最终周高立、姜永祥被成功带到县衙，正是这种权力秩序自我修复的结果。然而，即便如此，随后的临审脱逃与有断无缴，依然证明了寻租活动在更隐蔽的层面上继续运行。
结语：谁是老赖？
回望这桩宣统元年毛樟和控毛景隆昧良赖债案，我们不禁深思：究竟谁才是那个昧良赖债的老赖？
起初，是被指控欠钱不还、最终气死在途中的落魄秀才毛景隆；
后来，是趁火打劫、临审脱逃、视公堂判决如废纸的乡间无赖周高立与姜永祥；
再后来，是那些拿着火签却卧票不办、在权力寻租中两头吃拿的衙门差役；
而当卓文浩面对“有断无缴”的终局陷入绝望时，我们才发现最大的老赖，或许是在内忧外患中信用日益透支、面对基层社会的复杂博弈逐渐失去掌控力的晚清政权本身。它许诺了公正，却兑现不了正义；它颁布了律法，却守护不了秩序。在一个连国家信用都即将破产的黄昏，每一个被卷入其中的普通人，都注定成为这场巨大赖账的牺牲品。
（作者陈润祺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佩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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