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因缺乏直接贸易而付出沉重代价。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让跨境贸易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迫。
事实证明，过去那些反对直接贸易的论调已不再站得住脚。伊斯兰堡会谈所带来的全球善意，为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新契机，使其能够争取国际支持，并启动区域经济、能源一体化以及区域各国间直接贸易的对话。
巴基斯坦81％的石油进口依赖该海峡。印度则有40％的石油和80％的天然气来自海湾地区。当每日油轮通行量从150艘骤降至3艘时，两国的能源供应命脉均被切断。油价飙升、进口账单激增、货币贬值，两国的股市也随之剧烈震荡。巴基斯坦近十年来首次实现的经常账户盈余，还没来得及庆祝便化为乌有。
贸易中断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冲击。运费上涨超过90％，每航次的战争风险保险费高达120万美元。印度每年价值1000亿美元的海湾出口产品，以及巴基斯坦的纺织品、巴斯马蒂大米和新鲜农产品，都面临着高昂的绕道成本，这实际上相当于对两国经济征收了额外税款。
目前，印度和巴基斯坦通过迪拜及其他国家进行的间接贸易，每年已超过100亿美元。世界银行估计，双边贸易潜力高达370亿美元。两国实际上已经在进行贸易，只是在通过这种间接方式为自己增加税负。
长期冲突威胁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大规模的劳工回流正将金融冲击转化为社会危机。一个较少被关注的威胁是化肥：海湾地区供应了全球近一半的尿素贸易，海峡关闭推高了价格，并同时导致两国国内的化肥生产陷入停滞。
两国在海湾地区共有数百万名务工人员，他们的汇款支撑着从喀拉拉邦到科哈特的农村家庭，乃至两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据统计，共有900万印度人和500万巴基斯坦人在该地区工作。
这场危机加剧了本已存在的气候压力。2025年的洪水由破纪录的热浪和异常强烈的季风引发，影响了690万人，并淹没了旁遮普省130万公顷的农田。
在化肥危机到来之前，印度农民就已经在应对不规律的降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让本就脆弱的系统变得岌岌可危。整个南亚次大陆的粮食安全问题，本质上是气候、能源和贸易问题的交织，任何一方都无法孤立解决。
成本多样化：两国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贸易多元化以减少对彼此的依赖，深信相互依存会在紧张局势下成为负担。
霍尔木兹危机表明，这种策略反而代价更高：通过第三方枢纽进行贸易并支付间接贸易的政治溢价，使得两国经济都暴露在同一个遥远的瓶颈之下。他们最终陷入了试图避免的脆弱境地，却没能获得相互依存本应带来的稳定性。
外部冲击从不理会双边关系是否疏远。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关心两国是否进行直接贸易。唯一的真正对冲手段是共享基础设施：替代路线、替代供应商，以及共同维护这些通道畅通的利益诉求。
一个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是，两国的政治关系过于恶劣，无法实现经济一体化。对此，我们需要一个直接的回应。2025财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277．1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四倍。双方都没有将贸易与友谊混为一谈，而是都意识到，分离的成本远高于相互依存。这正是未来的方向。
历史也指向同样的方向。贸易相互依存能够通过增加冲突成本来产生政治稳定性。冷战高峰时期，西伯利亚输油管道将苏联的天然气田与西欧连接起来，尽管当时也面临着今天反对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和伊朗－巴基斯坦管道时同样的质疑，但欧洲人还是推进了项目。阿拉伯天然气管道在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一经验始终如一：基础设施是建立可预测性的基石，而非反之。
伊朗－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在伊朗境内已经建成。巴基斯坦在其780公里长的路段中仅完成了80公里，却面临着180亿美元的仲裁罚款。如果美国解除制裁，完成该管道将为巴基斯坦工业提供动力，降低电费，并产生持续的经济活动，从而从内部稳定国家。一个能源成本不断下降的国家，比一个在停电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计划之间摇摆的国家，更能成为一个稳定的邻居。
如果将该管道延伸至印度，其意义将更为重大。伊朗的南帕尔斯气田是世界最大的气田，地处波斯湾、里海和中亚的交汇处。一条贯通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将把中东最大的天然气储备与南亚最大的能源市场连接起来，而伊朗现有的向北通往土库曼斯坦的连接线，意味着该路线最终可以将中亚的供应向东输送，而无需经过阿富汗。巴基斯坦可以获得过境收入，印度可以减少对海湾地区的依赖，伊朗则能实现经济重返国际市场。各方都无法轻易放弃他们所依赖的基础设施，这恰恰是关键所在。
TAPI天然气管道从另一个方向完善了这一构想：耗资100亿美元，年输气量330亿立方米，每年为阿富汗带来5亿美元的过境费，将四个充满挑战的邻国通过共同的依赖联系在一起。
这两条管道共同为该地区提供了来自西部和北部的陆路能源供应，以及未来可再生能源贸易的通道。此外，这将为竞争对手提供合作的结构性理由。这既是一项气候投资，也是一项战略投资。
霍尔木兹危机揭示了经济分离的真实代价。答案不是进一步脱钩，而是更深层次的一体化：通过共享基础设施，让走廊沿线的每个国家都能拥有替代方案，从而不必受制于那些无法由单一国家控制的瓶颈。经济一体化不需要以政治信任为前提，相反，它有助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这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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