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2026上海和美乡村骑行挑战赛（即上海“村骑”）首站在浦东新区宣桥镇三灶村开赛，共有500余名骑行爱好者、亲子家庭与农民代表参与。
近年乡村消费、“农业+”新业态火起来了，这固然有政府的鼎力支持和规划部署、当地村集体的积极作为，同时也必定需要外来新力量的注入，特别是投资、运营“农业+”新业态的市场主体。如何吸引新经营主体投资、创新（“新农人”），并扎根当地、与之融合，以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农民增收？郊区政府的相关公共管理和政策，努力的方向在哪里？这应是“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考虑的议题。
2026年4月，澎湃研究所研究员探访了上海2个“新农人”及“农业+”新业态案例，并访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及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秘书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栾峰，尝试破题。
“农业+”新业态和“新农人”
近年来，在“大农业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念下，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受到鼓励，发展迅速。相比传统农业，所谓“农业+”新业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农业+”新业态可以泛指在传统农业基础上，实现“产业链延伸、产业功能拓展和要素集聚、技术渗透及组织制度创新”的所有新模式。
2019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跨界配置农业和现代产业要素”，“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态势”。其中包括：农业+林牧渔，农业+加工流通业，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康养，农业+信息产业。
狭义上，“农业+”新业态主要指“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康养”，即农业与第三产业，特别是消费服务业的融合、创新，特别是乡村休闲旅游。
2026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上海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上海乡村振兴意见》）正式印发实施，提出“构建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打造数实融合的乡村消费新场景”。
栾峰认为，乡村产业可以简单归为三大类。一类是农业。2017—2022年，上海粮食单产连续6年位居全国首位，2023年位居第二。上海粮食产量超过北广深的总和；上海农业在科技和资本的加持下，可以说远远走在国内前列，近年来大力支持设施农业更彰显出大都市的市场、科技、资本和人才优势；第二类即“农业+”，泛指在农业基础上叠加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包括早期的农家乐、采摘园等，都属于这个范畴。第三类可以简称为“乡村+”，与第二类相区分，它不依赖农产品生产，但却倾向或者依赖乡村空间的开阔或者魅力，特别是大都市郊区还拥有良好的交通和市场等条件，包括新商务、特色型的会展，以及各类需要应用场景的无人机培训及研发展示基地等，为乡村地区新产业发展展现出崭新场景。
中国乡村产业发展与当地政府的作用息息相关。但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农业+”新业态仍主要靠社会资本、市场主体。
农业农村部编制的年度《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乡村休闲旅游等“乡村新型服务业”。如最近公开的指引中，“鼓励社会资本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餐饮民宿、创意农业、农耕体验、康养基地等产业”“引导社会资本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
“农业+”新业态的市场主体中既有当地原住民，也有来自城市的新鲜力量——“新农人”。特别是在“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下，城市和农村之间要素流动（包括资本和人才下乡），应被倡导和支持。“新农人”既具“在地性”，又与当地原有居民有差异，这成为评价、检视乡村新产业、业态发展环境重要、有价值的视角。
2026年4月，位于上海宝山区沈杨村的村咖“云野花芦”。周燕玲摄。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近期采访到一些“新农人”。一位叫马云富，他是宝山郊外一处开业一年半的人气农场“云野花庐”（村咖+农场+露营地）的老板。马云富原在规划院、建筑院工作，曾任农场所在村的规划师，现选择“下沉到乡村运营”，尝试切实“看能不能解决乡村的一些问题”。
另一位是潘涛。他是德国海归博士，于2021年发起并运营了新型社区农场“乐田soho村”，“让城里人在乡村有个家”。在这个位于奉贤区、占地52亩的农场社区，22户人家过上了“有房有地”且社群感满满的乡居生活。生长在城市的潘涛强调乐田农场是“新乡村”，他们在城市是“市民”，在这里就是“新村民”。
2026年4月，位于上海奉贤区洪西村的新型社区农场“乐田soho村”之一角。周燕玲摄。
空间合规性要求高，政策可预期、合理性可优化
2015年左右开始，上海郊区特别是乡村的建设用地控制明显严苛，空间合规性要求大大提高。
2014年，上海发布《进一步提高本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若干意见的通知》，成为中国首个全面实施集中建设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的试点城市。2015年，上海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锁定城市开发边界”，锁定建设用地总规模。2018年开始，中央推进实现“多规合一”，全国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形成，国土空间规划成为空间开发中“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
空间合规性当然也成为“农业+”新业态落地和运营中的决定性因素和重要变量。“新农人”们明显意识到了合法合规的极端重要性。马云富的“云野花庐”签约到2035年，也是虑及当前上海总体规划（《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是到2035年，2035年之后存在不确定性。
不过，近年政策的较大变化、收紧对一些变化前就存续的休闲农业项目产生了很大影响。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应是乡村振兴要关注的点。
潘涛在“乐田soho村”之前，还投资运营过另一个农场，但因中途政策变化，现处于搁置状态。受启发于德国的市民农园（“木屋+田园”）模式，潘涛于2010年租下100多亩地（租期18年），开启了“乐田市民家庭农场”项目。他的勇气是基于2009年上海发布的一项政策——《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农业旅游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沪农委［2009］167号）。其中规定要“逐步解决农家乐等农业旅游项目用地问题”，“虽使用建筑材料，但未破坏耕作层且易于复耕的农业旅游临时性服务配套设施用地”，“不纳入农用地转用范围，不占建设用地指标”。
潘涛据此在农地上搭建了一些木屋（“抬高或者架空的临时设施”），搭配菜地出租给周末到乡村度假休闲的城里人，深受向往田园生活的市民喜爱。但是2015年以后，随着用地政策变化和收紧，所谓“农业旅游临时性服务配套设施用地”无法进行农业设施备案，同时“建设用地审批门槛又高又贵，非一般农业经营主体所能承受”，导致大量的农业旅游设施被标签“违规”后强制拆除，农场的木屋也被要求逐步拆除，“乐田市民家庭农场”自然就萧条了。
除了可预期性，在常年于乡村一线工作的新农人们来看，空间合规政策的合理、与时俱进性也有优化空间。马云富发现，在规划体系中，农村道路（国家公路网络体系之外的农村范围内用于村间、田间道路交通运输的道路）宽度存在南北方的差异，北方地区农村道路宽度多限制在2.5米，而南方地区为1米，超过1米的硬化道路即属于违章。这一硬性限制使得农场不能使用机械车，只能靠人工，大大制约了工作效率。这一问题在澎湃研究所研究员2025年的乡村调研观察中也有反映。
2025年5月，上海某村的村道，其宽幅与路边停放的小汽车基本相当。周燕玲摄。
期待乡村政策更明晰，营商服务更优质
上海农村距离城市近，已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在学者看来已属典型的“紧密型”城乡关系。但在管理体制上，城、乡二元体制特点仍然很明显。熟稔于城市生活工作的“新农人”们很快发现，上海乡村也保留着传统熟人社会的色彩，边界相对模糊，正式制度规则还未建立，或不及城市商业社会便利、完善。这构成新农人首要面对的乡村“营商环境”的一部分。
一是营商服务便利度的问题。马云富发现，相比城市，乡村的情形及对应的办事程序往往更复杂。“土地的类型很多，如建设用地、林地、农地，农地还细分为园地、果园、水浇地……随便一块地，一块水域，都会涉及很多部门。常常因为一件小事要跑三四个部门，比如去水利部门解决用水问题，去电力部门解决农业用电问题，去规划部门解决地的审批问题。”相比城市有社区服务中心，乡村缺乏“解决农业问题的综合窗口”，也缺乏类似日本的强大民间力量、各种农业协会组织。
二是“乡村更新”规章制度清晰、透明度，政策宣传力度有待提升。“新农人”们提到了多个自身或同业人经历过的事例。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遇到问题该找谁、什么部门、什么流程，怎么才能合法化”。
潘涛的“乐田soho村”社区农场，租下保留村的闲置宅基房（20年长租）进行改建。出于审美（对木头建筑的偏爱）、环保、便捷等综合考虑，其改建非翻建，多为保留地基和建筑框架下的改造——“抬高屋顶、加个坡顶或阳台、露台”，崇尚“修旧如旧”“砖木混搭”。但他对农宅改造有哪些清晰、明确的规范存在困惑；询问政府相关部门，只是口头应允，缺乏书面说明。而在德国，市民田园改造的“规范、标准、流程是非常清楚”的。
2026年4月，新型社区农场“乐田soho村”中一处改建后的民宅。周燕玲摄。
惠农政策的标准和执行也需要更加公开、透明。有受访者透露，他所在村镇，前一年据村里说有肥料补贴，可以较低价购买肥料，但次年再去询问，就称政策没有了，“小规模的农场不能享受”。“这些信息似乎找不到书面的公开发布、通知，也不知道该联系什么部门”。
村级组织为关键枢纽
“新农人”在乡村从事新产业、新业态的工作，除了在经营上面对合作伙伴、客户，还须与基层政府，以及原村民、老村民打交道——其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在村级组织。
两位“新农人”均提到了其“农业+”事业的一个重要经验：虽然租用的是村民土地和宅基地，但应与村签约，由村与村民签约，而非作为外来机构直接与村民签约。这是因为直接与村民签约，村民违约的风险较高——其中一位就遭遇到“一两家民宅装修完后”，村民“锁门不愿租赁”。所幸，他们的直接签约方是村，村里“管得住”，通过与村民“协调沟通”解决了这个事故。
村组织不仅能充当“新-老”村民之间的润滑剂和桥梁，还可以是合规风险的把关者。栾峰提到，加强空间合规性、尊重规划，首先应“培训镇、村干部，他们首先要知道（做事的）边界在哪里”，过往的违规、违建（除了属“历史遗留问题”的），至少有相当部分与基层领导及群众的不清楚及忽视紧密相关。更不用说，对于大都市而言，乡村广阔空间本身就是巨大的财富宝库，而地类直接影响着这些空间的价值评估。
同时，村级组织还是新产业/业态的强大动力源和日常营商环境的决定因素。在马云富看来，到乡村投资，要看这个村是否对未来发展有愿景和规划，并愿意对企业提供切实支持。证件办理、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村里是否愿意且能支持企业解决问题，是村级组织拥有的弹性和作为空间所在。
当然，村也要衡量这些“农业+”新产业、业态是否对村集体整体有益，特别是对村民，双方形成“合作、反哺”关系。正如《上海乡村振兴意见》中提到的，发展乡村消费、乡村旅游产业的目的根本仍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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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因集聚而诞生。
一座城市的公共政策、人居环境、习俗风气塑造了市民生活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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