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特殊意义
□李木生
一、杨绛的两个零
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小镇读竖排繁体字的《听杨绛谈往事》，挺好玩。离大陆远，传主又是一位“心远”了六十年的人，读者的我便如站在人生边上看人生，有了可进可退、能入能出的通脱感。书前是时已九十八岁的杨绛写下的短序，清醒，清淡，说“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书尾有作者吴学昭记下的长跋，热烈，亲切，也说传主“自称‘龟蛰泥中’”。
不要说繁体字让人有了一种静和与古穆，单是两位女子静悄悄地梳理自己的头发一般梳理往日的岁月，就让人有了类似于幽谷听溪流的沉静、安祥、活泼、与喜欢。特别是十四章与十六章，光是题目就让人看了犯琢磨，一个是“我是一个零”，一个是“我仍是一个零”。
其实，杨绛先生在北京的出场，却不是“零”的气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她进清华，仍然穿着上海时的旗袍，坐着人力车，还打着把遮阳的小洋伞。周围的女士们呢？几乎是清一色的列宁装，上衣有两排扣子，板板正正，配上灰色长裤，更是一片“革命者”的气氛。在这清一色里，旗袍洋伞人力车的杨绛，当然十分“惹眼”，惹眼得有些格格不入。她不管这些，只要自己喜欢与舒服，还有暗暗的下意识：不愿意跟风，不愿意随和，不愿意哪怕闪过一丝丝献媚的念头。“我”再小，也是我；“你”再大，也是你。
虽然她似乎料到到了结局，她与她的钟书，都是典型的良民，“粗茶淡饭”甘坐冷板凳，“服服帖帖”叫干啥干啥，谁会为难一个本本分分的良民——但是，有些还是稍稍地出乎意料了些。
自报公议评薪金（以多少斤小米计算），杨绛缩着不出头自报很少。少了也不行，说她有“散工思想”，不想为新社会多做事。从清华派分到文研所，头是何其芳，研究员们评薪定级，实际负责的何副所长大笔一挥，钱钟书二级研究员，杨绛三级研究员，与何有战友之情的卞之琳是一级。他们夫妻自得其乐，不在乎在些。一九五三年九月的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研所的研究员全是大会代表，唯独钱、杨不是。他们不在乎，安全就好。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不让参与者仅杨绛一人。不让参加就不让参加，可是重要的难题，甚至审稿，还让杨绛出力。所中的研究员全是编辑委员，只有出了大力的杨绛不是。是零就是零，她也不去为了不是零而额外花些功夫。不仅如此，遇到“革命观点”明显有违常识的时候，她还会站出来说鹿是鹿马是马。冯雪峰与何其芳辩论阶级性与人性，杨绛就忍不住出来说阶级不能概括一切，她问：红楼梦中的贾府四姊妹，同样的阶级同样的环境，为什么会有四个不同的个性？
这个“零”是铁定的了。“文革”，在千万个零中，她更只能是零了。1977年之后，开启了多少人的好时代、新时代。杨绛呢？还是“零”。她有个简直就有些幸福感的说法：“从文学研究所一九五三年成立，到一九七七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天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零。”（《听杨绛谈往事·我是一个零》）吴学昭说钱、杨都“深自敛抑”。
本该放开或曰绽放。可是他们却自觉地“深自敛抑”，从零到零。哪怕胡乔木、周扬等这些大领导有意提携，哪怕外国的国王盛情邀请，他们还是“深自敛抑”，力争敛抑到零。该书的最后一章是“逃——逃——逃”，逃到哪里去？连杨绛的“隐身衣”都无法做安静的归宿。而今，他们仨——钱钟书、杨绛与女儿媛媛——终于逃在了一起，可以从零开始了。
有时，不幸是与幸连在一起的。就说杨绛的零吧，零的前边，是有小说《洗澡》在的，还有散文《干校六记》，还有七十万字的著名翻译《唐吉诃德》，还有厚厚的八卷本的《杨绛文集》。文集付印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想召开一次杨绛作品研讨会，还想请她做客新浪谈创作。杨先生还是深自敛抑，她说：“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还在零的境界里。如果不是零，而是热热闹闹、炙手可热的数字，还有这些可以传世的文字吗？老舍，曹禺，茅盾……包括何其芳，身背着光荣的数字之后，还有作品吗？
虽然如此，遗憾还是巨大的。零的前面，本来还可以有更多的东西，比如钱先生，本来计划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书，已经万事具备，只等落笔。可是“大好时光都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消耗殆尽，晚年老病并至，只有壮志未酬人先去了。”（《听杨绛谈往事·逃逃逃》）
2018/4/12晚八时写于美国莱克星顿“杜鹃寓”
二、走在人生边上的杨绛
杨绛曾经牢牢地记住了柏格森的一句话:人在当时处境中,像漩涡中的一片落叶或枯草,身不由己。就为了能够心只由已,她在六十多年间,远离漩涡,勇敢而又智慧地走在人生的边上。
这个“边”,就是边缘之边。1949年,有三个漩涡可以卷走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陆,台湾,欧美。她与丈夫钱钟书不去台湾,不赴欧美,自主地选择留在父母之邦的大陆。留下来,却自觉地边缘化,并不跳进漩涡里。这种自觉,当然是一种自知之明,更是一种对于身能由已的期待:想着安安分分“做驯顺的良民”,“坐坐冷板凳”,总可以安安生生“粗茶淡饭过日子”了。
但是事与愿违,残酷漫长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与血淋淋的现实,将他们一家卷入无人幸免的漩涡里。早早的,五二五三年,“三反运动”,就已经开始对于知识分子“脱裤子”、“洗澡”、“割尾巴”,而且是“人人过关”。自己先要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将脸皮撕破,“越是不要脸”才能“越显得觉悟高”;“既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点好处,全是是肮脏透顶,就要像“犯人”一样地被审查与“招供”;直到一个一个像“夹着尾巴”、“挨了打的狗”,不再敢有独立的思想(《洗澡》)。
这才仅仅是一个序幕,等到六六年她与丈夫共同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可真是猪狗都不如了。丈夫的头被剃成十字花,自己的头被剃成了阴阳状,大牌子,高帽子,批斗,游街,鞭打皮带抽,让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同是知识分子的女儿阿媛与女婿德一,与爸妈一起遭受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战争年代也难以遭逢的苦难与凌辱。还有自己早已过世的父母,同样不得安宁,墓碑也被红卫兵砸了。一生也没嫁人的妹妹杨必,急性心脏病衰竭亡于睡梦中,也被怀疑自杀而被军医“彻底”解剖检查(《记杨必》)。尤其是女婿德一,成了她心上永久的伤痛。一个“和善忠厚”、可以让女儿托付一生的人,却被逼得自杀身亡。杨绛一字一字记下女婿德一最末一次相见时说的话:“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不知害人也不会撒谎,就得走上死路,这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一个母亲,这时候只能“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女婿德一,与那只在菜园里被人、狗围困绝望无路的兔子多么相似。那只兔子最后是一跃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给狗死死咬住。杨绛说:“在它纵身一跃的时候,我代它心胆俱碎。”(《干校六记》)德一是山东济宁人,我的老乡,只是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是否还会在心里埋着失去他时的哀痛?
真是“九蒸九焙”,普天之下,莫非漩涡。虽然无处可遁,可是杨绛与钱钟书一起,清醒地自别于漩涡,从意识的深处自外于漩涡,从而立定了心,让心由已,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踏下了一条独特的路,一条“边缘”之路。就是在领导给他们分配了宽敞的住房、并不顾钱钟书的力辞而任命钱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时候,他们一仍如旧地清醒固守着自己的“边缘”立场,不热络、不上位。“这番捉将官里去”——这虽然是杨绛对于“钱副院长”头衔的戏谑,可一个“捉”字,不是活脱脱显示着他们对于漩涡的疏离与俯视吗?这是一个罕有的现象,在如此漫长以至于仍然看不到尽头的改造时空里,至始至终,清醒就没有离开过他们。
“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这就是杨绛在《干校六记》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总结。“人不能改造”,则是杨绛在《我们仨》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所作的另一种结论。心性呢?“我还是仍然故我”。“仍然故我”,经过了六七十年、甚至七八十年的中国特色的岁月,有几个人能够毫无愧疚地说出“仍然故我”这四个字?有了这四个字,百岁时的杨绛才能淡然而又自信地回味自己的生命:“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这个香字,首先的,是要做到不跟着漩涡“歌功颂德”,也不随着漩涡祸害人。杨绛的高寿,起码是与这种无愧相连的。那次一生里只遇到一次的去天安门广场观礼的“政治待遇”(1955年5月1日),在她的笔下也只有“伟大感”与“渺小感”的起落,而自己竟成了“溅余的一滴红水”(《第一次观礼》)。
边缘并不是没心没肺,而是痛彻心肺。屈辱与折磨之后,“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杂忆与杂写》)。那个“辗”字,是会让人心头颤动的。在“五七”干校艰难的日子里,她与丈夫曾经重新考量过1949年自己的选择。结果是:如果再来一次选择,他们仍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为什么?只因一个“爱”字。钱钟书常会轻轻吟起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杨绛说,他们舍不下的是“祖国”,这个祖国就是“伊”,而这个伊,“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干校六记》)。这是他们坚守“边缘”立场的力量所在,因为这个“祖国”不是什么主义,也不是什么政权,而是所有的同胞——“咱们”,“我们”。即使是罪,能够一起受也是一种福分。就是那只名叫“阿趋”的小狗的热情,杨绛也会切切地记念着。那是亿万人众都在热爱领袖的年代,被发配到干校的杨、钱,却冒着被批为“资产阶级情调”的风险,悄悄地将自己的友爱与同情放到这只小狗的身上。她一一记下小狗见到钱钟书时的情景: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更用反复打滚表达自己见到钱钟书的“欢忻”。这是满含着感激的文字,并说“默存(钱钟书)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谁说我们世界级的大学者寂寥?看他受到了小狗阿趋多么热情的欢迎与爱戴。
三、“我们仨”的核心杨绛
105岁的杨绛走了。女儿走时，她没有走；丈夫走时，她没走；她守住有着女儿与丈夫气息的家，踽踽独行。
巴金曾这样说冰心：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为什么？因为爱着的冰心能够独立地发现真理并且敢于站出来讲出真理——直面历史与当代的真实，并让这种真实裸露于天下。“如果再不真正地重视教育，中国下个世纪会成为文化沙漠”，我们难道能够忘记冰心这样的话吗？这样爱着并且也是将心上的真话连同心一起和盘托给世人的，还有韦君宜。她的《思痛录》，就是在揭示“把人不当人”的历史，就是在呼吁“首先得把人当人”的时代的到来。
爱着的女性是美丽的。爱着并且能够独立、勇敢地直面历史与当代的真实，并让这种真实裸示于天下的女性尤其美丽。因为这种独立与勇敢，无不指向心灵的自由与人的解放，不仅令她们柔婉深厚的爱里掺进了明亮的阳刚之气，还为我们树起了充满着母性之光的人性的榜样。
与冰心、韦君宜殊途同归的，还有一位非凡的女性：杨绛。
她从不说什么豪言壮语，也与世无争，只是心平气和地做着母亲、妻子和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她甚至并没有非要当个什么文学家，但是她却从容不迫地写出了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翻译了世界名著《堂吉诃德》，特别是最近出版的散文集《我们仨》，更是深深地感动了我。这种感动像细密的雨，点点滴滴渗入心来，积蓄着积蓄着就有无边的波澜起伏了。反复读来，再掩卷想想，是什么这样让我感动？一个女性，抛开客套，也不要掩饰，就恋着自己的家，念着家中的那些个自己的日子。我仿佛看到了一只失去了一生的伴侣和惟一后代的鸟，依然围绕着自己的巢，飞，飞，一圈又一圈。她甚至不顾苍茫的暮色就要舔尽了翅膀上的夕辉，依旧围绕着自己的巢飞，飞……
当只有这个“巢”才能让她与她的亲人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解放的时候，这个小小的巢也就是她生命所系的圣地了。如此，她怎能不向这个“巢”倾尽所有的赞美与思念呢？
她说“造化弄人”，她说“事情往往是别扭的，总和希望或想像的不一致”。被逼改造、“洗澡”，是别扭；脖子上挂个牌子，还要自己在上面写上作践自己的话，是别扭；自己的住房里住进来一个强邻，挨了打，被迫搬进办公室，是别扭；“热心为旁人效力”、“和善忠厚”、又不会“撒谎”害人的女婿得一，被逼自杀（见杨绛《干校六记·下放记别》），是别扭……别扭来别扭去，自己不能自主地过自己的日子，让生命在无聊与屈辱中一段一段地空耗去，是根本的别扭。在《我们仨》中，杨绛对女儿有一句看似家常实则带血的话：“时间不是金钱，时间是生命，记着。”
女儿阿圆也许是杨绛最大的心痛，痛就痛在这样一个“强爹娘、胜祖宗”的“可造之材”、“读书的种子”，却要在一个又一个平白荒废的岁月中挣扎——“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不能舒坦”，岂能舒坦！平白无辜，却要“九蒸九焙”，“做父母的”，又怎能不痛断肝肠！他们惟一的女儿却要早他们先走，想想这个被九蒸九焙的女儿，想想这个在家里温软地一声声喊着“娘”的女儿，已是风烛残年的母亲，“觉得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直到“我的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即使这个世界是一块坚冰，也该被母亲的热泪融化的吧？何况早在二十多年前，她在小说《大笑话》里，就有过这样的申述：“弄学问的一般只知道爱惜时间，不爱揽权。揽权的有几个能为国家爱惜人才！”
人心不是木头疙瘩。人心是比琴弦还要灵敏的血肉神经，何况一位母亲的心肠？一只活虾的抽搐，尚且会让文弱的杨绛扔下剪子逃出厨房。当她面对人心的抽搐甚至是满眼的同类都在心灵抽搐的时刻，这个清醒而又无比敏感的母亲的心上，早已是血泪模糊了吧？
母亲血泪模糊的心上，没盛着仇恨，却满载着爱戴与情谊，将别人的好点点滴滴地尽记着。她记着被“强邻”逼走时，那些个伸出了援助之手的女儿的左邻右舍；她记着那位送钱钟书去医院抢救、又在寒冷的深夜里接钱钟书回家的学校的司机；她记着为她捆扎箱子、替她完成做砖任务、帮她锄草的“革命群众”，甚至真诚地称他们为“披着狼皮的羊”（见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她记着那个十分穷苦不幸曾经拉钱钟书看病、并在去世的前一天还送来“好香油”“大鸡蛋”的三轮车工人老王（杨绛《杂忆与杂写·老王》）；就连那个进门就对钱钟书笑，并伸出小手让钱钟书抱的刚会走路的“熊家小弟”，她也清清楚楚地记着，记着他的笑、记着他对钟书的好。
就是这些琐屑的爱，让“我们仨”的心上，“舒坦又温暖”。她把这些有情有义的细节都一一的收藏在心头，并把这些细节称作乌云上的金边：“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
能够记住情谊的心是柔软的，柔软的心才最具力量。让“揽权者”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柔脆细弱的心肠，却又是非同寻常的强硬与坚韧。也许一丝丝的风都会在她的心弦上引起久久的震颤，但是她又可以在洪水没顶、黑云漫天之时，如野草一样顽强而又自信地保持住自己生命的根须，而“我们仨”没被扭曲的亲情、不受污染的精神、独立自由的思想和深博的知识，加上心上收藏的那些丰富多彩的“光和热”的细节，则是这野草的土壤了。
这土壤，也就是他们的家了。虽小，却大；虽弱，却强。因为，她发现了一个真理：人，不能改造。世界上的树叶，有两枚是相同的吗？人心不是如树叶一样各有各的美妙吗？血肉的心，怎么可以用剪子铰成一个样式、用模子塑成一种“产品”或用刀斧锤砧锻打成一个模样呢？难道世上真有亿胞胎这样的怪胎吗？即使是双胞胎也是各有各的情感各有各的脾性，无法整齐划一的。所以她坚定地说：“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就这样，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偷偷儿不变”。她说“我们爱大象”，就因为那两只被铁链拴住且被墙隔着的夫妻象的并不就范。锁住好了，公象就摇身体晃脑袋地站在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拴住了等于没拴；母象更好玩，会用鼻子将拴着的铁圈脱下，饲养员再给套上就套上，她也不反抗，可是你一走我再脱掉，而且还“满脸得意地笑”。杨绛说他们“最佩服这两头大象”，佩服它们的“聪明不外露”。仔细想想，杨绛与钱钟书，不就是这两只大象吗？
这两只“大象”其实是有过公开的拒绝与反抗的。四十年代，钱钟书果断拒绝与蒋介石握手的机会，拒绝国民党许给他的联合国教科文的职位；曾经敢于向操着生杀大权的日本兵怒目而视的杨绛，又在七十年代与钱钟书一起，坚决拒绝江青住进钓鱼台和参加国庆日国宴的诱惑。因为聪明的“大象”清楚，“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虽然不敢为自己的前途乐观，却能够“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留了下来，也不唱爱国调以捞取资本，“非但不唱，也不爱听”。不管社科院副院长的位子是大是小，他们可以坚辞。始终受着“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对待，他们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只是努力做事、过自己的日子就是。
他们始终以一个“倔强的中国老百姓”自足。
人的自由，人的一段段美好的生命，好多好多都是在落进各种诱惑的陷阱后丧失的。有些陷阱是有着众多堂皇的名号的，有些则是猎人用刀枪弓箭用成群的猎犬直接将猎物逼进陷阱，当然其中还有好多淹没自由的陷阱竟是自己挖掘的。被陷阱吞没一次，人的身上就会丧失掉一些高贵的东西，从而减弱了抵抗诱惑的力量，以至于加速了滑向新的更大更深的陷阱的进程。这样恶性循环下来，人的一生也就很快给毁坏掉了。
哪一处陷阱，不都是血迹斑斑？当家门以外充满着血迹斑斑的吞没人的陷阱的时候，她又怎能不悉心经营并挚爱着可以让心性舒展、可以让思想飞翔的家的天空呢？
她虽然没有明说大象的强大和大象的坚定甚至大象的愤怒，但是在锁着铁链都可以将反抗做成“满脸得意地笑”的大象面前，在可以于读书、做学问中自由驰骋的“大象”面前，铁链、墙不是显得十分的虚弱、渺小与可笑吗？这让我想到章诒和和她的《往事并不如烟》。这个蹲过十年冤狱依然能够独立、勇敢地直面历史与当代的真实，并让这种真实裸示于天下的美丽的女性，在书中与杨绛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样的话“人是不能改造的”（《往事并不如烟·聂绀弩晚年片断》）。在《往事并不如烟》的“君子之交”一节里，有这样一段写张伯驹的话：“政治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运动，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政治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遍情感和自由的心。”
“我们仨”，尤其是钱钟书与杨绛，就是这样的最难于被消化的一类。岂但不被消化，寿命肯定还要长过吞没者，“星星虽不歌唱，世界却在倾听”（西川诗《星》）。
她与丈夫、女儿携手，用他们的家，用一个“倔强的中国老百姓”的做派，向知识分子、也向我们普通的人证明：尽管造化“弄人”，尽管世事总是“别扭”，尽管世上充满着血迹斑斑的吞没人的陷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个本色的人，可以独立地思索，可以全身心地过自己的日子，可以为心灵保留下一块自由的天地。我们总得对得住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吧？我们总得为我们的子孙留下一颗人性自由发展的种子吧？
别扭就别扭吧，没关系，有家呢。关起门来，家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天地，钱钟书可以“乖乖地睡”，女儿阿圆可以“乖乖地挨着我”。连称呼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叫，阿圆向杨绛大声辩解，“娘，爸爸做坏事”，钱钟书向杨绛大声求救，喊的也是“娘”——“娘，娘，阿圆欺我”。哪怕在外面“仍是最可欺的人”，回到家就可以成为最相爱最相理解又最受尊重的人。世态炎凉也好，风雨如磐也好，百般的屈辱也好，回家来，关上门，就可以屏蔽了喧哗，生命也就会发出本然诱人的光彩。读书，读人，读景，读世事，“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窄窄的家也就是可以自由翱翔的无限的空间了。
到底，“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女儿走了，丈夫也走了。她说她愿意变成高高山上的一块石头，守望着丈夫与女儿离去的身影。她当然知道，自己也会走的。但是她却做了一万里的长梦，在梦里，“我们仨”又能相聚，周而复始。如今，走在人生边上的她也走了。多么幸福啊，终于可以离开这个不能自主的世界，能与她爱的丈夫与女儿自由地快乐地团圆了。
注：本文除注明出处外，其余均引自杨绛《我们仨》
李木生简介：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专家，济宁散文学会、淄博市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发表出版散文作品近300万字，作品曾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大家》《钟山》《花城》《随笔》《新华文摘》等刊物重点推介，并入选《三十年散文观止》、《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新中国散文典藏》、《中国百年散文》等二百余部选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