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在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遭受惨重损失,彻底丢了中央苏区,不得不进行长征,彭德怀气得大骂李德,说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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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会气得大骂李德,是有道理的。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第二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与毛主席和朱德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彭德怀跟着毛主席和朱德一起经历了前三次反“围剿”,他亲身经历了红一方面军是怎样历尽艰险,才让中央苏区发展到了全盛时期,第五次反“围剿”被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一下子全给葬送了。

这还没完,长征开始不久后,在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上,红军再次遭遇惨重失败,这就是“湘江战役”的惨败。这次惨败彻底激怒了红军上上下下,这才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重新出山,以“四渡赤水”战役的神来之笔,带领红军冲破了敌人的重兵包围,终于让红军起死回生,成功地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以后,“四渡赤水”战役在中国革命史上享有彪炳史册的伟大意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毛主席本人对“四渡赤水”战役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他军事指挥上的顶峰杰作。

实际上,毛主席在“四渡赤水”战役的指挥上能够如此出神入化,其实得益于他指挥的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毛主席指挥的第三次反“围剿”是“四渡赤水”的演练!

1931年5月底,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6月21日,无法接受失败的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在南昌调兵遣将,开始部署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认为,前两次“围剿”会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参加“围剿”的部队不是他的嫡系部队,才会“围剿”不力,所以,这一次他派出他的5个的嫡系师到江西担任“围剿”的主力军。

蒋介石派出的5个嫡系师分别由陈诚、罗卓英、赵观涛、蒋鼎文、卫立煌率领,共计10万人。再加上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共30万人。

这一次蒋介石志在必得,他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委派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蒋介石还放出大话,如果这次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还说,三个月内肃清红军,否则,他自刎首级。

这次“围剿”,蒋介石仗着兵力雄厚,又是自己亲自坐镇,在军事战略上,又把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改为长驱直入,把“围剿”军分为“驻剿”部队和“进剿”部队两部分。

“驻剿”部队负责在已占领的地区构建工事,作为“进剿”部队的大本营,并就地“清剿”;“进剿”部队担任“长驱直入”,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的任务,以两三个师为一路,互相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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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国民党30万大军分为左右两翼集团军各率7个师的兵力,迅猛地向中央苏区长驱直入,左翼包括朱绍良、蒋鼎文、赵观涛和陈诚等将领,由何应钦指挥。

右翼包括蒋光鼐、孙连仲、上官云相等将领,由陈铭枢指挥。左右两翼分别向富田、东固、莲塘、宁都等地深入,实行“进剿”和“清剿”,他们企图把红军赶到赣江边,再一举歼灭。

蒋介石命令,这次“围剿”对苏区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以此让红军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敌人的这次“围剿”来得快,来得凶猛,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红军各部还分散在各地,主力处于闽西和闽西北地区。6月20日到2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着重分析当前的军事形势,并讨论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场应该选在什么地方。

最后会议确定,把战场预定在赣南的兴国、于都、宁都和瑞金地区。在如此异常严峻的形势面前,毛主席和朱德一方面指挥赣南的部分红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进行游击,牵制敌军。

另一方面,指挥正在闽西和闽西北的红军主力迅速回师赣南,诱敌深入到瑞金等预定作战地区,再伺机发动反攻。7月份,朱德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上发表长文《怎样创造铁的红军》。

这篇文章对于在关键时刻提高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作战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7月中旬,何应钦指挥左翼集团军先后进占广昌、宁都。

却没有找到红军主力,接着他又命令部队扑向宁都西北地区,还是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右翼集团军在陈铭枢的指挥下,向富田、宁都一带推进,但他们也没找到红军主力,反而到处受到袭扰。

面对敌情,毛主席和朱德临时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7月10日前后,率领红军主力和总司令部从闽西、闽西北,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向南急进,于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面的银坑地区。

在这一带的深山峡谷中,同红三军主力、红三十五军和由广西转战而来的红七军会合。部队休整几天后,于28日来到兴国北部的高兴圩。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集中,立即调集9个师猛扑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