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燕来我们镇上任镇长的那天，我心里是带着情绪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我在这大山深处的穷镇熬了十二年，从科员干到常务副镇长。老镇长退居二线，所有人都觉得我会顺理成章地接班。结果县里一纸调令，空降了一个三十出头的女镇长。
关于她的背景，身边的人早就传开了。父亲在市里某个核心部门当一把手，母亲是省属国企的高管，典型的“官二代”。
我当时在心里冷笑，这不过又是一个来基层“镀金”的大小姐。估计干不到两年，随便弄点政绩，拍拍屁股就调回城里了。留下烂摊子，还得是我们这些泥腿子来收拾。
搭班子的头一个月，我一直秉持的原则是：敬而远之，工作上让她挑不出毛病。刚开始我还心想，这位习惯了喝咖啡、踩高跟鞋的大小姐，肯定很难应付乡镇那些鸡飞狗跳的烂事。
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真正让我感受到那种被称为“认知碾压”的震动，是从李家村的修路风波开始的。
镇里要给李家村修一条通村柏油路，这是个好事，但卡在了征地环节。村东头的李大壮和李二强是堂兄弟，为了多分一点补偿金，两家闹得不可开交。工程队进场那天，两家老太太直接躺在了挖掘机履带前面，谁劝都没用。
我带着派出所所长和村干部去了三趟。好话说尽，政策讲透，甚至我私底下做主，从镇里的机动经费里挤出两千块钱，想给两家一家一千当个补偿，息事宁人。结果两人谁都不买账，觉得给的太少了。工程被迫停工半个月，县交通局天天打电话催进度。
我当时焦头烂额，觉得那帮人简直不可理喻。
林燕看着我焦急的样子，拉了把椅子坐下，平静地说，明天我去一趟李家村。
我心里暗想，你去有什么用？这种农村的家族纠纷，你一个城里长大的姑娘能懂？
第二天，我陪着她去了。到了村里，她没去李大壮和李二强家，而是直接让村支书把村里几个说话有分量的老太爷请到了村委会。
她让村干部泡了茶，家长里短地跟老太爷们聊了起来。聊了收成，聊了村里年轻人在外地打工多不容易，最后聊到了村北边那片荒了的果园。
“那片果园要是路通了，镇里打算引进市里的冷链物流企业来做个集散点，以后村里每户一年少说能多挣个三四千。”林燕喝了口茶，慢条斯理地说，“但是县里修路的指标有时间限制，下个月底要是还动不了工，这笔修路资金就要划给隔壁的王家镇了。路修不成，物流企业肯定不来，这笔钱，王家镇可是眼巴巴盯着呢。”
几个老太爷一听，脸色全变了。对于李家村来说，隔壁王家镇是几十年的死对头，当年为了争水源两村还打过群架。
“那不行！凭什么给王家镇！”一个老太爷拐杖把地杵得咚咚响。
“我也觉得不能给，但这路现在修不了啊。”林燕叹了口气，站起身，“各位长辈，镇里能争取的都争取了，剩下的事，镇政府不好硬插手。要是真停工了，大家也别怪镇里偏心。”
说完，她带着我直接上车回了镇上。全程没有提李大壮和李二强半个字。
我当时在车上一头雾水，问她这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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