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教育，如果抛开同一时间的对比，可以发现韩国、日本和我们在教育上，呈现的很多态势都是一致的。
日本的教育内卷，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它的种子，早在二战之后就已经埋下。到了昭和后期，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整个社会高速发展。
当经济处在上升期时，社会会自动筛选出一条最确定的成功路径。
当时的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生，被誉为天之骄子，进入知名企业、获得高额薪酬几乎已成定局。
为了使子女能够进入知名学府，日本家长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进行“鸡娃”教育，整个社会随之陷入了一场狂热的学历竞赛之中。
韩国的故事，则是把这个过程，又往前推了一步。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由蓝领经济向白领经济转型，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迅速上升。与此同时，课外辅导行业开始爆发式增长，并逐渐嵌入整个教育体系。
发展到今天，补习班在韩国，早就不只是“补充”，而是很多家庭的默认配置。
而在这样的体系里生存的韩国孩子和家长，究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
纽约时报在今年3月发布了一篇关于韩国教育的深度报道，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切口。
报道中的主人公李景敏，多年来的生活几乎围绕着两个女儿展开，学校、补习班、家，三点一线。
她认识的绝大多数家长，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李景敏认识的几乎所有家长，都是这个样子，大家的目标都一样，让孩子考上韩国最好的大学。
最好的大学，在很多韩国家庭的认知里，等同于人生的“安全入口”。
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当所有人都在争夺同一个入口时，它还真的能带来确定性吗？
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入门的关键，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补习班来争夺的。
在韩国，这些私立补习机构会提供数学、韩语、英语等系统训练，直接服务于各类升学考试。
家长可能不太理解，明明韩国生育率跌到0.72，历史最低，学龄人口急剧减少，导致大学学位严重过剩。
即便如此，韩国高考依然是全球公认的“卷王赛场”。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韩国的大学升学率接近 70%。但其中只有2%的人能考入名牌大学，且几乎都来自私立学校。
为什么？我们补充一点背景知识。
1.韩国大学的学位供给端明面上过剩，实际有许多地方大学已经陷入生存危机
2021年韩国近198所四年制大学中，162所没招满学生，90%以上是地方院校，甚至有14所大学的26个专业无人报考，为了保住学系，教授被迫替“幽灵学生”造假。
2.韩国阶层的固化和名校资源的垄断
韩国50%人口集中在首尔都市圈，91%的顶尖企业也扎堆在此，三所SKY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则垄断了90%高层职位，考上好大学等于实现了阶层跃迁。因此，在韩国，名牌大学的就业、人生优势依然充满吸引力。
韩国的“人人能上大学”，只是“人人能上差大学”，真正的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稀缺，竞争反而更聚焦、更残酷。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景敏的选择就很容易理解了。
她曾从事广告行业，丈夫在金融领域工作。为了不让孩子掉队，他们给女儿报了能找到的最好的补习班。
她每周七天都在咖啡馆待到深夜，等女儿下课。咖啡馆里，坐满了和她一样的家长。
有时，她会看到一些年纪尚小的孩子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只能在咖啡馆里一边写作业一边吃饭，随后又匆匆赶往下一堂课。
这种场景，其实对很多中国家长来说，也不算陌生。不同的只是地点，相似的是被“绑架”的家长和孩子。
我们总以为更卷的地方在别处，但现实往往是，所有高度竞争的社会，最后都会走向类似的教育形态。
同时，这一现象也成为长期争议的焦点。
人们开始反思：无节制的学业竞争，到底在制造机会，还是在放大焦虑？如果不走这条路，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每当女儿质疑，为什么非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校外补习，李景敏总会告诉她们，这是必经之路。
因为在她的理解里，学业成就等同于机遇，而机遇，意味着一个更幸福的人生。
这几乎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教育逻辑。
但是，当“幸福”只能通过单一评价体系获得时，它真的会是我们想要的人生吗？
可当大女儿在八岁左右时问出一句：“妈妈，你以前是差生吗？”时，她的这种理念开始出现动摇。
“我才意识到，在她眼里，我过得并不幸福，”46岁的李景敏说，“这话重重砸在了我头上。”
首尔富裕地段江南区，公交站前的补习班教师招聘广告。图源：纽约时报
很多家长拼命为孩子铺设的路径，正在反过来定义孩子对“人生好坏”的理解。
如果把视角再拉远一点，就会发现，这并不是某一个家庭的选择，而是整套教育系统的运转。
在首尔富裕地段江南区，补习班几乎成为一种基础设施。
韩国政府数据显示，目前约80%的学龄儿童，都接受过各类私立课外辅导。尽管学龄人口持续减少，但到2024年，这一市场规模仍然达到203亿美元的新高。
随之而来的，是孩子进入补习班的年龄越来越小。
在部分地区，四岁的孩子就要参加英语幼儿园的入学考试，甚至在小学阶段，就已经有人开始为医学院做准备。
这背后不是个别家庭的选择，而是一个社会现象，当竞争提前，教育就会不断“下沉”，孩子越来越早地进入排序体系。
即便是在韩国，这样的趋势也开始引发警惕。
韩国人权委员会曾指出，让学龄前儿童参与高压考试，可能侵犯儿童权利；一些议员，也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与补习体系直接联系在一起。
首尔街道上的“疗愈区”隔音空间，供学生放学后在夜晚学习或宣泄情绪。图源：纽约时报
但正如李景敏后来慢慢意识到的：
问题并不只是要不要补习，而是推动这一切的那套东西，很难被轻易改变。
李景敏的矛盾，其实也是很多中产家庭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她希望孩子拥有更完整的人生，不被考试定义；另一方面，她又害怕孩子在竞争中掉队。
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也彼此拉扯。而大多数人，最终都只能在中间反复摇摆。
当社会的上升通道变窄时，教育就会被迫承担筛选的功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女儿踏上补习这条路，李景敏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
她和丈夫都毕业于韩国的二流大学。在这个高度看重学历的社会里，这段经历一方面让他们有一种“不服输”的自尊，但另一方面，也埋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
他们很清楚，如果不往上走，代价是什么。
在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补习班之间形成了高度分层体系。最典型的，就是分级测试。
李景敏说，女儿们在这里上过不少补习班。
这个面积不大的区域，被视为韩国教育成绩的风向标，聚集着1200家补习机构。
李景敏在大峙洞长大，对这里的名声早已习以为常。即便如此，等待着女儿们的无休止考试循环仍让她触目惊心。
首尔某补习班大楼外，“明星补习师”的广告牌林立。图源：纽约时报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分级测试”，就是体系内部的筛选机制。
有些测试的竞争激烈程度超乎想象。比如，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大峙洞最顶尖的数学补习班，就必须通过这样的测试。
而为了通过测试，不少家长会先送孩子去其他补习班备考。
“有句话说，想让孩子考医学院，就得让他们把高中阶段的全部数学课程学上六遍，”李景敏说。李景敏的大女儿，也参加过这样的选拔，最终却没有通过。
不是你学多少，而是你比别人多学多少。
这种不断加码的竞争，结果自然是把孩子越逼越紧。
韩国政府数据显示，10岁以下儿童的抑郁症状发生率，正在持续上升。而家长，也越来越深地被卷入这套体系的负面循环之中。
有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朴恩雅（音译），曾提到一件让她至今无法释怀的事情。
几年前，她大女儿的小学班级里，有一位同学自杀离世。那个孩子性格开朗、热爱舞蹈，但不擅长学习。她曾拼尽全力，想进入大峙洞最顶尖的数学补习班，最终却未能如愿。
朴恩雅六岁的女儿正在房间里跟随私人教师学习英语。图源：纽约时报
这样的极端个体事件，当然不能被简单归因。但它至少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果一个体系让孩子越来越早地承受“失败感”，那它本身是否需要被调整？
与此同时，在韩国的教育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逐渐接受了一个等式：数学不好=不聪明。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认知收缩。
因为它不仅影响成绩，还会影响孩子的自我认同。
随着女儿们临近初中毕业，李景敏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因为擅长语言却不擅数字的大女儿在学习上越发吃力。
“在韩国的教育体系里，数学不好的人会被看作是笨蛋，” 李景敏说。
“焦点永远都是你的短板，”她还说。
出于对女儿自尊心的保护，2024年，李景敏和丈夫为女儿们退掉了所有补习班。与此同时，她自己也换了一份工作，成为了一名持证心理咨询师，在大峙洞附近做心理治疗。
但很快她意识到，这种压力，并不是几次心理咨询就能解决的。这种不断升级的竞争，根源远不止于父母的过度期望。
韩国的大学入学率高达76%，位居世界前列。但最初催生这场集体狂热的经济焦虑，至今仍未消散。
国民养老金体系薄弱、优质蓝领岗位短缺、社会向上流动渠道有限、收入差距悬殊。
“在韩国，人生没有第二次机会，”宾州州立大学长期研究韩国补习行业的教授卞秀勇（音译）说。“不仅是你考上哪所大学，还有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这些都会对成年人的社会流动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有经济能力的家庭来说，他们或许还有一条退路：离开韩国。
这也是李景敏最终做出的选择，她将两个女儿送进了美国的一所私立寄宿学校就读。
谈及此事，她感到五味杂陈，她很清楚，这是少数人才拥有的特权。“我感觉自己再也没有资格去谈论这个体系的问题了，”她说。
但变化也确实发生了。
在新的学校里，女儿们过得很顺利。大女儿不再因为数学成绩被贴上“差生”的标签，反而逐渐找回了自信。
李景敏苦笑着说：“在大峙洞学到八年级左右的数学，再去美国，所有人都会说你是天才。”
这件事本身，也很耐人寻味：
为什么同一个孩子，只是换了一个评价体系，就从“落后者”变成了“优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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