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藏傅增湘捐赠文献图录》前言|刻本|善本|重庆图书馆藏傅增湘捐赠文献图录|钞本

我国古籍文献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和重要载体。

《重庆图书馆馆史》

重庆图书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从成立之初就已确立“收藏重要典籍，保存中国文化”的办馆宗旨，充分体现出一个现代化、有担当的公共图书馆对珍贵历史典籍、优秀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

经过7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蓬勃发展，目前我馆典藏有古籍文献23326种292381册，其中善本古籍4655种67295册，普通古籍18671种225086册。另有民国线装书约15000种15000册。

重庆图书馆作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挂牌单位，近年来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等中央文件精神，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契机，承担起全市范围内的古籍保护工作，扎实开展古籍普查、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及特色古籍整理出版等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先后编纂出版了《重庆市三十三家收藏单位古籍普查登记目录》（2014年）、《重庆市北碚图书馆等八家收藏单位古籍普查登记目录》（2016年）、《西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2017年）、《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2017年）等4种7册古籍普查成果，首次摸清了我市公藏古籍文献的准确家底，建立起了清晰的古籍书目总台账。

《重庆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

先后整理出版了《重庆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2009年）、《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2014年）、《清代巴蜀籍考生殿试卷选粹》（2017年）、《重庆图书馆藏戏曲唱本普查目录及要目叙录》（2017年）、《巴渝文献总目》（2017年）、《古籍藏书目录廿三种》（2025年）等学术著作，不仅揭示了馆藏古籍文献的特色和亮点，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翔实的珍稀文献。

截至2020年底，全市共有276部珍贵古籍入选第一至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重庆图书馆222部；全市共有1324部珍贵古籍入选第一至三批《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其中重庆图书馆429部。

由此可见，重庆图书馆典藏古籍文献的数量和质量皆处于市内领先地位，堪称我馆三大特色馆藏之一。

《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我馆古籍文献的重要来源之一，即接受公、私藏书单位及藏书家的慷慨捐赠。需要特别铭记的是，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教育家傅增湘先生，晚年遗命将藏园外库图书捐赠给家乡四川。

北京图书馆受托进行整理之后，将其中之大部分移交给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后由文教部拨交给西南人民图书馆（即今重庆图书馆）典藏，计有2000余种25427册。该批外库藏书包括宋元旧椠、傅增湘藏园精钞本数十种、明清精校精刻本数百种，以及清代珍稀科举殿试卷99份，可谓缥缃流彩，蔚然壮观。

又因历史变迁，时至今日，重庆图书馆典藏的傅增湘捐赠文献共计1796种（含复本）18924册，其中线装书1768种18886册，平装书28种38册。

今不揣谫陋，试对该批藏园外库藏书的聚散源流、内容特色、历史价值等略作阐述，以为学界研究提供新材料、新线索，并就教于博雅方家。

《重庆图书馆藏傅增湘捐赠文献图录》

一、傅增湘外库藏书的聚散源流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宜宾江安县人。近代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清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二十四年（1898）进士（第二甲第六名），选翰林院庶吉士。民国六年至八年（1917—1919），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毕生致力目录、版本、校勘之学，藏书达200000卷，手自校勘797种16301卷（据《藏园校书录》统计）。经眼善本近5000种，撰写题跋500余篇。傅增湘富收藏、擅鉴赏、精校勘、勤著述，先后编有藏书目录《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等。经其文孙傅熹年整理，先后出版有《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以及《藏园老人手稿》。又有学者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移录、汇编傅增湘手校群书中的校勘题识。

傅增湘以上著述皆为版本目录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对于文献研究、古籍保护和文化传承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傅增湘作为一代藏书大家，一生辛勤聚书、矻矻校书、严谨著书，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其在《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中提到藏有宋、辽、金本3800余卷，元本2500余卷，明刊钞校30000余卷，外库通行习览之本100000余卷。

傅增湘书匾拥万卷如百城

为保存典籍文献、赓续历史文脉，傅增湘晚年主动提出化私为公、捐书许国，不仅将毕生珍藏的善本佳椠或捐赠，或出让给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将所藏供校勘、研究之用的普通古籍编为《藏园外库书目》，以待择时纳献。

在四川主政者刘文辉、邓锡侯等人的多次恳请之下，傅增湘遗命将外库藏书捐赠给家乡四川，以兑现“生为蜀人，宜于故乡薄有建树”的夙愿。

后来，该批外库藏书辗转入藏西南人民图书馆，成为一代先贤反哺故土、馈赠乡梓的珍贵文献遗产，也是我馆珍如拱璧的特色古籍专藏。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傅增湘的生平事迹、藏书思想、藏书成就、目录版本校勘学贡献、友朋交游等主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研究，诞生了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并有学者对其进行梳理综述。

其中，学者对傅增湘珍藏善本、校勘群书之历程与价值研究较多，但是对于同样重要的傅增湘外库普通藏书关注较少，而且经常误认为该批藏书后来归于四川大学图书馆或四川省图书馆收藏。

现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相关捐赠档案，以及学者研究文章，对傅增湘及其哲嗣傅忠谟捐赠外库藏书的经过略作阐述：

《藏园群书经眼录》

1949年11月3日，傅增湘不幸病逝于北京。该年12月至次年3月，北京图书馆受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委托，清点整理藏园外库藏书，以便下一步的捐赠之举。

经过清点，该批外库藏书共213箱4083种33387册，又杂书10捆371册，共33758册。另有清代殿试策99本。

此次清点的登记造册，即《傅增湘先生所捐书存西南文教部清册》，油印本，共82叶，今重庆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各有存档。

1951年11月至1953年8月，北京图书馆经多方核实，又与西南人民图书馆前后沟通4次，最终确定傅忠谟捐赠的傅增湘外库普通书总数为4346种34373册又12幅。

在清点造册的过程中，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作为直接主事人，向傅忠谟提出“以有易无”的交换原则，欲从外库藏书中选取部分精善之本充实馆藏，此提议得到傅忠谟应允。

随后，北京图书馆从中选留普通书2000种7801册，零本书137种197册另1张，小册子59种561册。

其间，傅忠谟又从中提出51种，文物局也曾提出1种。由于北京图书馆筛选、提取的精善之本太多，导致四川负责接收的人有意见，傅忠谟“只好再选一些佳本、善本包括少量宋元习见刊本补赠，才了结此事”。

1950年12月底，经过选留之后的傅增湘外库藏书，由北京图书馆移交驻扎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

大约在1951年6月，西南文教部将该批藏书拨交西南人民图书馆。此次拨交也进行了登记造册，即《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拨交西南人民图书馆接收图书清册》，油印本，共103叶，藏于重庆图书馆。

《傅增湘藏园抄本丛刊》

该《清册》首叶列有统计表，包括线装书25449册，平装书（中文）55册，合计25504册。又经再次核实，更改统计数据为线装书25369册，中文平装书56册，日文书2册，共计25427册。

根据《重庆图书馆馆史（1947—2007）》记载，从1951—1965年，重庆图书馆参与全国图书调拨与交换活动，因此部分傅增湘外库藏书亦先后调拨兄弟单位，累计减少大约6000册。

2018年，我馆专门组织人员对该批外库藏书进行整理、编目，以前面所言两种清册及《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为基础，以书末钤印“文教部拨傅增湘书”为线索，对馆藏的约40000种450000册古籍线装书进行逐一翻检，经过近两年的梳理查找，共整理出傅增湘外库藏书1796种（含复本）、18924册。这也是此次出版的《重庆图书馆藏傅增湘捐赠文献图录》的收录范围和整体规模。

《双鉴楼藏书续记》

二、傅增湘外库藏书的内容与版本特色

傅增湘晚年曾亲手整理该批外库藏书，并编纂书目，可见对其非常重视。

尽管在傅增湘本人及当时学人看来，该批藏书属于通行、习览之本，主要用于日常校勘及研究，与以“双鉴”为代表的精善之本相比，其版本价值、文献价值相去甚远。

但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认真审视这批外库藏书时，无论是从数量、质量，还是从内容、特色等方面来看，都应该充分肯定其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充分的学术资料性和一定的艺术代表性。

总体而言，该批特色专藏具有文献内容丰富、典籍类别齐全，版本类型齐备、珍稀善本颇多等特点。

分述如下。

（一）文献内容丰富、典籍类别齐全，堪称富集宝藏之所如前所述，该批外库藏书原有4346种34373册100000余卷，大约占到傅增湘整体藏书规模的70%。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该外库藏书的一部分（约8000册）被北京图书馆抽换，另一部分（约6000册）则通过馆际交换分散他处，但是目前重庆图书馆典藏的傅增湘外库藏书总量依然多达1796种（含复本）18924册，约占到傅增湘整体藏书的35%以上。

由此可见，该批外库藏书卷帙浩瀚、规模庞大，属于近代藏书家中得以基本完整保存且能化私为公的大宗。

《藏园群书题记》

根据《傅增湘先生所捐书存西南文教部清册》，该批外库藏书是按照传统目录学的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共装成213箱。其中经部11箱，史部68箱，子部26箱，集部66箱，丛部42箱。其中集部又分为六朝、唐5箱，宋9箱，元2箱，明4箱，清25箱；文总10箱，诗总7箱，词曲2箱，诗评2箱。

根据最新整理成果，我馆典藏的藏园外库线装书中，包括经部140种、史部516种、子部122种、集部850种、丛部135种、新学部15种。

由此可见，傅增湘外库藏书不仅类别齐全，而且其中史部、集部占比颇大，尤其是集部文献，时间范围广，题材类型多，堪称粲然可观。

从具体书目及内容上看，这批外库藏书的主体部分属于中国古籍中的要籍，是从事中国传统学问的骨干性典籍。

比如经部文献有清康熙通志堂刻本《通志堂经解》一百四十种（有补配），448册；清光绪二年（1876）江南书局翻刻本《仿宋相台五经》九十六卷附《考证》，32册；清光绪江苏书局刻本《周易要义》《尚书要义》《毛诗要义》，共22册等。

《傅增湘藏百衲本资治通鉴》

史部文献有元刻明递修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10册（不全）；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氏爱日精庐木活字印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128册；清光绪五年（1879）仁寿萧氏刻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60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五十卷，317册（不全）；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清史列传》八十卷，80册等。

子部文献有明俞元符刻本《白虎通德论》二卷，2册；清乾隆刻本《删定荀子管子》二卷，4册；清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刻本《新书》十卷，2册等。

集部文献有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刻本《楚辞》十七卷，4册；明万历至天启新安汪士贤刻《庾开府集》《嵇中散集》《董仲舒集》《司马长卿集》共二十四卷，14册；明崇祯十一年（1638）毛氏汲古阁刻《遗山先生诗集》二十卷，3册（不全）等。

丛部文献有清乾隆至道光长塘鲍氏刻本《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有补配），187册（不全）；清光绪五年（1879）定州王氏谦德堂刻本《畿辅丛书》一百八十八种，430册；清光绪二年至十八年（1876—1892）归安陆心源辑刻本《十万卷楼丛书》五十种三百八十八卷，96册。新学图书则有《天演论》等。

由此可见，作为经历清末民国转型时代的著名藏书家，傅增湘不仅注重传统的正经正史，还非常注重诸子百家、文学文献，以及最新实用的新学书、平装书等。

该外库藏书诚为一座极具珍贵价值、富于开发意义而又亟待发掘的文献资源富矿。

宋刊巾箱本残页王国维傅增湘题跋

（二）版本类型齐备、珍稀善本颇多，文献价值弥足珍贵傅增湘外库藏书不仅内容宏富、部类齐全，尤其是史部、集部文献，蔚为壮观，且版本类型十分齐备，特色版本百花齐放。

这是与文献大家傅增湘的收藏理念和鉴赏眼光密切相关的。该批外库藏书既有通常以写本、印本为划分依据的刻本、木活字印本、铅印本、手稿本、精钞本等；也有因刊刻机构在外国而形成的域外汉籍，如日本刻本、日本铅印本、日本影宋刻本等；还有因雕版印刷工艺、颜色较为特殊而形成的套印本、朱印本、蓝印本、钤印本等；以及因有名家批注、校勘、题跋手迹而形成的批校本、题跋本等。

由于傅氏精于鉴藏，加之时代愈久，文献价值愈突出，因此该批外库藏书之中保存有较多珍稀善本。

姑且不论北京图书馆从中选留的8000余册精善之本，就从本馆目前整理的藏园外库线装书来看，就有以下几类珍稀善本，值得重视：

一是傅增湘藏园精钞本，共27种。

其中既包括唐宋至明清之名家别集，如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三卷、宋阳枋《字溪集》十一卷《附录》一卷、宋冯时行《缙云集》四卷《附录》一卷、元赵文《青山集》八卷、傅增湘辑《明代蜀诗十二家》十二卷等；又包括稀见四川方志，如清雷伊纂修［乾隆］《江安县志稿》四卷；碑刻考释之作，如清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十三卷等。该批钞本所据底本稀见精善，誊钞严谨端楷，校勘谨慎细致，故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均弥足珍贵。

《傅增湘校本栾城集》

例如民国十七年（1928）傅增湘蓝格精钞本《缙云集》四卷《附录》一卷，宋冯时行撰，傅增湘誊钞。卷末有傅增湘朱笔题识：“戊辰十月，传钞文津阁本。”提要首叶右下方钤盖“傅增湘读书”朱文长方印。

据傅增湘题识可知，其钞录此书时间为1928年10月，所据底本为原藏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现藏国家图书馆之清乾隆文津阁《四库全书》钞本。二是傅增湘批校本、题跋本，共数十种。

傅增湘数十年间访书、校书，笔耕不辍，“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序》）。

在该批外库藏书之中，有傅增湘批校本（含批注本、校勘本）数十种。其中绝大部分藏园傅氏写本、藏园居士手校本等钞本上都有傅增湘朱笔、墨笔或绿笔批阅圈点及校勘，部分钞本为朱、墨笔双色批点，可见傅氏前后数次反复校勘。

部分刻本亦有傅氏校勘手记，包括明汪士贤辑刻《汉魏诸名家集》丛书，以及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才调集》。另外，部分典籍之书尾还有傅增湘朱笔题识，记录其校勘时间、交游活动、当日心境及重大历史事件等。

例如傅氏精钞本《鹤林集》四十卷，书尾有傅增湘朱笔题识：“戊辰二月二十二日，同少溥游草帽山。回，校毕。沅叔。”傅氏精钞本《青山集》八卷，书尾有傅增湘朱笔题识：“戊辰三月二十日校毕。是日，南军在济与日开仗。”

《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

傅氏精钞本《榘庵集》十五卷，书尾有傅增湘朱笔题识：“孙生楷第代为勘订，颇详密。今日稍暇，乃逐卷以朱笔改正之。沅叔戊辰三月二十夜记。”

又如明天启二年（1622）钱塘沈逢春泰和堂刻本《玉台新咏》十卷《续玉台新咏》四卷，首册封面有傅增湘墨笔题跋：“此书昔年收于南方，今检阅及之，乃缺续集第五卷，不意当日荒忽若此。然此种恶本，虽残不足惜也。戊寅中秋夕，待月，于藏园记之。”并钤盖“藏园题识”朱文方印。以上诸本均值得深入解读。

外库藏书之中，还有其他名家的批校题跋本若干种，兹不赘述。三是稀如星凤的宋元旧椠。该批外库藏书尽管名为“外库普通书”，但也不乏宋元旧椠。

傅熹年回忆言及，由于北京图书馆抽换过多，导致四川接收之人颇有意见，“先父只好再选一些佳本、善本包括少量宋元习见刊本补赠，才了结此事”，因此才有傅增湘的部分宋元本得以捐赠给西南人民图书馆。

经整理，该批外库藏书有宋刻本一种、元刻本一种，具体为：

《藏园老人手稿》

（1）《宋书》一百卷，南朝梁沈约撰，宋蜀刻元明递修本。

23册。存八十四卷（卷五至十、二十三至一百）。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开本尺寸为高31.1cm，宽20.7cm，版框尺寸为高23.7cm，宽18.8cm。明代补版叶版心上刻“弘治四年”，下刻“监生东泽”。钤印有“双鉴楼珍藏印”（朱文长方印）、“文教部拨傅增湘书”（朱文长方印）等。此为宋蜀刻本，虽经元明递修，依然价值珍贵。

（2）《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元刻明递修本。

10册。存三十四卷（卷一百八十六至二百一十九）。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双顺鱼尾，四周双边。开本尺寸为高29.9cm，宽18.5cm，版框尺寸为高22.5cm，宽15.2cm。原版刻工有平父、刘子明、子美、子通、仲责。明代补版叶版心上刻“弘治二年国子监刊”或“正德九年重刊”字样。钤印有“隆庆壬申夏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朱文长方印）、“方扶南入京后收藏”（朱文长方印）、“双鉴楼珍藏印”（朱文长方印）等。此书版式宽大，刻印精美，已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2780）。

四是后出转精的明清精刻本、精钞本。

该批外库藏书中有明清精校精刻本百余种，除前文所举新安汪士贤刻《汉魏诸名家集》外，还有以下若干类别。

（1）“百衲”善本，如明嘉靖汪谅刻本《史记》一百三十卷，其主体部分系汪本，卷二十三至二十四系钞配，卷一百零五系日本嘉永丹波元坚影刻宋黄善夫本。此本博取众本之长，后出转精，值得重视。

《文津流觞：傅增湘特辑》

（2）名家写刻本，如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林佶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十卷（其中《总目》系钞配），作为“林佶四写”之一，是清代名家写刻之典范。书中还有墨笔圈点、小楷眉批，以及蓝笔题跋：“渔洋诗音节、神韵无不佳绝，长于写景，短于言情，则早达之故也。从《才调集》入，从坡、谷诗出，而兼及少陵、昌黎，旁参苏州、襄阳，此其得力之大略矣。七律胜于五律，五古高于七古。晚节渐近自然，而才华亦觉稍减，但尚未颓唐。盖其负声有力，取精固多。如廉将军、马伏波，虽老犹啖饭据鞍，壮心未尽，余勇可贾。”书中钤有“志熙印”“维清”“维清一字菘圃”等印，可知此本原系清乾隆朝诗人、书画家王志熙旧藏，后归于傅增湘。

（3）知名刻书机构刊印本，如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唐六名家集》《元人十种诗》、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胡文焕刻本《格致丛书》、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刻本《通志堂经解》、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内府刻本《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等。

另外，该批外库藏书中还有明钞本数种，包括唐沈亚之撰《沈下贤文集》十二卷、宋潘自牧编辑《记纂渊海》一百九十五卷、唐姚合撰《姚少监诗集》十卷等，经过傅增湘精心校勘，同样属于后出转精之本。限于篇幅，兹不枚举。

《藏园居士六十自述》

五是值得重视的日本版本。

傅增湘学术视野开阔，历来重视对域外汉籍的典藏及研究，外库藏书也可印证。比如日本享保十六年（1731）东武书肆刻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日本山井鼎撰，日本物观补遗，32册。

大约在清乾隆中期，大藏书家鲍廷博曾委托来往日本长崎的杭州商人汪鹏购回此本，并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一辑，此后此本备受乾嘉学者关注。乾隆皇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时，即以汪启淑家呈送之日本原刻本为底本，将其整本誊钞收入。

傅增湘所藏此本不仅迭经名家递藏，还得到著名学者卢文弨、孙志祖亲手校订，以及周广业、吴骞、徐鲲借阅钞录，并且留下珍贵题跋、钤印，成为考察该书传承源流、开枝散叶的一手史料。

又如日本大正九年（1920）东京竹添履信铅印本（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毛诗会笺》二十卷，系日本学者竹添光鸿会笺。其所据底本是日本较为古老的写本，竹添光鸿又校勘许多旧本，网罗大量旧注，加以精心抉择，并附上自己的研究心得，是一部版本讲究、校注甚具功力的学术代表作。

再如日本弘化四年（1847）熊本藩时习馆影宋刻本《尚书正义》二十卷，其所据底本为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南宋两浙东路八行本；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影刻卷子本《玉篇》（残卷），其底本为流传至日本的唐代敦煌经卷。

以上诸种，都是日本刊本中的精品、名品，学术价值、史料价值皆弥足珍贵。

六是独具艺术特色的套印本。套印本是指经过多次套版印刷形成的具有两种以上颜色的特殊古籍版本形态。

《藏园批注楹书隅录》

傅增湘外库藏书中的套印本颇多，有明万历吴兴闵齐伋刻朱墨套印三经评注本《檀弓》一卷，明杨慎注（另有复本一套）；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闵氏刻朱墨套印本《东坡文选》二十卷，宋苏轼撰、明锺惺评选；明天启六年（1626）书林郑大经刻朱墨套印本《诗经秘旨》八卷，明陈遂卿辑；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叶氏海录轩刻朱墨套印本《文选》六十卷，南朝梁萧统辑、唐李善注；民国元年（1912）湖北官书处刻三色套印本《谢叠山先生文章轨范》七卷，宋谢枋得辑。

以上数种文献色彩斑斓，充分展示出我国古籍套印技术的发展脉络和独特魅力。

七是作为传世孤本的清代殿试卷。

傅增湘与晚清科举关系密切，他不仅参加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殿试并考中进士（第二甲第六名），撰有《清代殿试考略》等重要著述，还于民国初年利用职务之便，从内阁大库档案中收集了99份珍贵的清代科举殿试卷（其中84份为殿试卷原件，15份为相关考卷或习作卷），成为其外库藏书的一大特色，目前完整归藏于重庆图书馆。

《清代殿试考略》

该批殿试卷时间上起清初顺治朝、下迄清末光绪朝，考生籍贯涵盖全国14个省份，属于稀见而成规模的殿试档案和名人手迹，具有原始性、唯一性、珍稀性和濒危性的重要特点。

该批殿试卷的主人包括了清代诸多藏书家、学者、思想家，其中四川进士37人，更是巴蜀先贤的典范。

正如傅增湘所言：“余所藏诸卷中，如沈近思为理学名臣，廷试时年甫十五，论齿为最稚矣。许之山、萧焞、宁海之王宗琰、江都之秦黉、震泽之杨复吉、湘潭之袁芳瑛，皆以藏书名家。如靳荣藩、郑方坤、钱塘、端木国瑚、徐鼐（今按当为徐鼒），皆以著述传世。……其李化楠、李鼎元、李调元父子三人，咸吾川先达名辈，存之足备乡邦文献。”

由此可见，该批殿试卷从形制到内容、从策问到对策都是对清代科举制度及其统治思想的具象化反映，是考察清代政治、经济及学术变革的翔实史料，是探析进士群体思想谋略的重要文献，是审美独特的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多维度的历史文化价值。

三、傅增湘外库藏书的多重价值

傅增湘外库藏书不仅因规模庞大、类别齐全、内容宏富而成为质量上乘、独具特色的沧海遗珠，更是一座亟待整理、揭示、开发、研究的专题文献宝库。

该外库中的多部藏书递经诸多名家亲手圈阅、批点、校勘、题跋、题赠、钤印，既是探寻傅增湘及相关递藏者藏书理念、文献学思想的直接材料，也是考察傅增湘友朋交往、生活交际的一手史料，还能从中梳理出清末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思潮以及近代文人新知识体系的建构，因而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独特的版本价值和不可再生的文物价值。

傅增湘致袁同礼信札

（一）充分体现傅增湘的藏书理念和文献学成就。

傅增湘外库藏书保存了一大批赓续中华文脉、传播现代文明的重要文献典籍，既有传统的群经诸子、正史别集，又有近代化的东西方新学著作，充分体现了傅增湘汲古纳今、融汇中外、兼容并包的藏书思想。

时至今日，该批外库藏书基本保持完整，与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内库善本交相辉映，共同构成傅增湘藏园藏书的完整体系，反映其“求全”与“求精”并重的收藏理念，成为近代私人藏书最终化为公有、嘉惠学林的典型事迹，得到广泛传扬。

从整体上看，该批外库藏书作为藏园旧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基础性、骨干性典籍。

从细节上看，它们是传统善本之外的“非主流”，反而更多地保存了未被大众关注、整理的原始文献材料，对研究地方性、区域性历史文化、文人作品及风土民情等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史料价值。

《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比如［康熙］《灵寿县志》十卷末一卷、［乾隆］《江安县志稿》四卷、［乾隆］《登封县志》三十二卷等清代前期地方志，纂修时代较早，且出于名家之手，颇为稀见，因而史料价值甚高。

又如罗正钧《劬盦文稿》四卷、张朝墉《癸亥集》一卷、李广濂《静颐斋文集》一卷等诗文别集，刘秉璋撰、刘体智编《静轩笔记》一百二十卷等笔记杂录，因为印量有限、流通不广，至今较为罕见，可为清史研究提供微观视角和细节补充。

傅增湘不仅藏书宏富、精品荟萃，而且长于目录流略之学，精于版本鉴定、文本校勘。

如上所论，该批外库典籍之中有数十种为傅增湘亲手校勘乃至题识、题跋，充分体现其学术水准和文献学成就。

如傅增湘校勘明末梅墅石渠阁刻本《文献通考》，所据底本为元刊初印本，即以同书之祖本校改讹字、增补脱字，体现出严选底本、首重“对校”的校勘学思想。

又如明天启二年（1622）钱塘沈逢春泰和堂刻本《玉台新咏》十卷《续玉台新咏》四卷，傅增湘认为其系书贾坊刻之本，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均不算太高，因此才有“此种恶本，虽残不足惜”的苛刻评价。

又如钞本《榘庵集》，傅增湘在孙楷第代为详密勘订的基础上，再次抽暇“逐卷以朱笔改正之”，可见其校勘之慎重细致。

另外，傅增湘在汪士贤刻《汉魏诸名家集》丛书中，多有眉批点评，体现其经学主张和辞章学思想，如评价《东方先生集》中的《诫子诗》为“天下第一，占便益人”；评价《董仲舒集》中《天人三策》一文为“始终言言不离《春秋》之旨”，他认为宋儒解经上承汉学，但多迂腐之笔，不如董仲舒说理晓畅。

《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

（二）充分展现傅增湘的友朋互动与日常交往在该批外库藏书中，既有傅增湘的亲笔跋识，也有其朋友的赠书题辞，从中可以解读傅增湘与尊师、友朋的日常交往，勾勒出一代学人广泛多元的“朋友圈”。

比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北平余棨昌铅印本《唐书注》十卷，宋欧阳修撰，清唐景崇注，卷首衬叶有傅增湘墨笔题记一篇：“椿卿夫子撰述此书，垂四十年。余辛亥秋谒师于观善堂，曾举以相告，谓辛丑广州之役，几毁于火，幸而得存，得邀天佑。因劝师早日付梓，以‘属稿粗定，董理无暇’为言。俄遭国变，屏迹津门。壬子夏，复造寓卢，知方重缮清本。洎师没后，余复时时得晤祚章世兄，商议印行之法。而已祚章又逝，私心悼叹，谓此书终不得传矣。日前戟门招饮怡园，忽见此本，乃知祚章逝后，戟门以渭阳谊锐志刊行，为之愉快。惜乎！以事中辍，仅成此十卷耳。戊寅四月，沅叔手记。”

此跋撰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四月，温情言辞之间，体现出傅增湘对尊师唐景崇的深切追忆与无限感怀。

傅增湘书对联

又如清嘉庆六年（1801）柘湖丁氏种松山房刻民国二十二年（1933）印本《干巷志》，封面有傅增湘墨笔题识：“此即金山县属地志也。癸酉十月，曹理斋投赠。藏园记。”

民国二十四年（1935）北平文华斋刻本《渤海国记》，封面有傅增湘墨笔题识：“乙亥十月，涂厚庵刻成，以初印本见贻。藏园老人记。”

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甲戌丛编》封面有傅增湘墨笔题识：“此编欣夫代为收得，其值增至八金。庚辰二月，沅叔记。”

以上诸本题识，则反映出傅增湘与近代著名学人曹秉章、涂凤书、王欣夫等人以书为媒的友朋之交。

另外，该批外库藏书中还有数种载有赠送者之题辞、题记。如张次溪编《燕都风土丛书》四种四卷，封面有张氏墨笔题赠：“沅公长者诲政，并乞赐题词为幸。张江裁敬呈。”日本学者小泽文四郎编《刘孟瞻先生年谱》二卷《附录》一卷，内封有小泽文四郎墨笔题赠：“傅先生赐教。弟小泽文四郎。”

山东省立图书馆编《汉魏石经残字叙录》一卷，封面有馆长王献唐墨笔题赠：“藏园先生赐正。二十四年三月，献唐上。”并钤有“献唐”印（朱文方印）。

从以上诸书及题跋赠词，可以构建起一个以傅增湘为中心，以藏书、著书、赠书为主题的民国文人学者交际圈。

（三）充分反映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和知识更新从明末清初直至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欧洲的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传入中国，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为我国的科学体系注入新的思维方式与发展契机。

《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

尤其是经过清末的洋务运动至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思潮进入一个新阶段，科学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引擎。

从傅增湘的人生历程及其外库藏书目录里，我们可以管窥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思潮，以及在此潮流之下的近代文人、藏书家建构新知识体系的具象化过程。

作为兼具旧式文人与新式学者性质的近代藏书家，傅增湘在晚清民初新学书籍渐盛之初，便以相当开放的姿态更新传统知识储备，通过尽可能多地涉足新学的不同门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新学知识体系，并实现与传统科举、校勘之学的无缝连接、有机融合。

总览傅增湘时常翻阅、校勘的这一批外库藏书书目，其中不仅有正经正史乃至诸子百家典籍，还有大量清末民国时期翻译、编纂、出版的属于新学内容的书籍。

比如属于现代基础科学的《代数通艺录》《物理学》《天演论》《声学揭要》，属于现代军事学的《德国海军条议》《美国水师表》《毛瑟枪图说》，属于现代政治学的《英国枢政志》《立法院组织法》，属于世界史的《印度史揽要》《小亚细亚志》，乃至《地球说略》《矿产志》《美国博物大会图说》《卫生学问答》《居宅卫生论》等，是涉及现代天文学、博物学、医药卫生学等方面的早期著述。

《宋代蜀文辑存》

总体而言，傅增湘作为我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亲历者、见证人，不仅饱受传统儒家思想浸润，通过参加科举考中进士，踏上仕途，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还主动放眼看世界，在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旨在唤醒更多的国人投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长久斗争中去。

通过研读傅增湘外库藏书目录，我们可以管窥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学者与政界名流的新知识建构及新阅读习惯，从而为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变思想观念、革新知识体系的基本脉络提供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的书目样本。

四、傅增湘外库藏书的整理与开发

傅增湘外库藏书自1951年6月入藏西南人民图书馆后，我馆几代前贤及当下学人先后开展过多项整理与开发工作，旨在继承宝贵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951年至1965年，重庆图书馆积极参与全国范围内的图书调拨与交换活动，并支援其他高校图书馆的创建，因此调拨出部分馆藏古籍线装书，其中就包括傅增湘捐赠的部分外库藏书，大约6000册。

由于诸多历史变迁，部分分散他处的外库藏书暂时下落不明。20世纪80年代，为编纂全国善本书总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曾组织专家到重庆图书馆对傅增湘捐赠的这批外库藏书加以仔细鉴定，后来部分珍贵古籍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古籍藏书目录廿三种》

2014年，重庆图书馆以傅增湘外库藏书中的清代科举殿试卷为整理研究对象，成功申报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随后，我馆组织科研团队，对傅增湘珍藏的37份清代巴蜀籍考生殿试卷（四川25份、重庆12份）进行誊录、标点、校注，并于2017年顺利出版《清代巴蜀籍考生殿试卷选粹》一书，作为对重庆图书馆建馆70周年的献礼。

2016年，我馆成功申报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重庆图书馆馆藏清代殿试卷整理研究”，并在2018年以“良好”等次顺利结题，相关研究成果被编入《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提要汇编（2019年卷）》中。

2018年，重庆图书馆启动傅增湘捐赠文献的专题整理工作。按照我馆保存的两份捐赠档案清册目录，详细清点、整理馆藏傅增湘外库藏书，共计1796种，其中线装书1768种、平装书28种。

2020年12月，重庆图书馆联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重庆图书馆藏傅增湘捐赠文献整理研讨会”，邀请国内20多位古籍整理及研究专家共同探讨傅增湘外库藏书的特点与价值，互相交流整理、开发该批特色专题文献的方法、路径与策略，既是铭记传扬傅增湘化私为公、以存不朽的善举功绩，又为后续专题整理与开发奠定学术基础。

此次会议后，重庆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达成了共同整理、编纂、出版傅增湘捐赠文献图录的合作项目。

《藏园游记》

202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重庆图书馆，以“傅增湘外库藏书目录提要”为选题，成功申报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随后，我馆组建工作团队，开展扫描书影和编撰提要两大任务，前后持续四年有余，终于如期完成全部工作。

2022年10月，适逢傅增湘先生诞辰150周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办的学术集刊《文津学志》《文津流觞》分别出版专刊，以表深切纪念和缅怀。

在两本专刊之中，有多位学者围绕傅增湘及其外库藏书撰写学术论文，揭示其丰富内涵及文献价值。综上所述，傅增湘作为近代著名藏书家、教育家、四川杰出乡贤，毕生致力藏书、校书、著书，其外库藏书内容丰富、类别齐全、珍稀善本颇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

特别是其晚年化私为公、慷慨献书，具有突出的历史功绩与高尚的人格魅力，值得后世铭记传扬。

作为傅增湘外库藏书最大宗的典藏单位，我们有责任保护好、传承好这一批珍贵典籍，更有使命利用好、传播好这一批文献遗产。

经过多年的钩沉梳理、编纂修改，目前《重庆图书馆藏傅增湘捐赠文献图录》书稿已经全部完成，即将付梓。“后辈应继传星火，不负先贤望白头”，谨以此成果，表达吾辈后生对历史先贤的衷心感佩和诚挚纪念。

本项目得以顺利开展和最终完成，离不开相关单位、诸多领导的关爱与支持，离不开团队同仁的共同努力。

在此，衷心感谢重庆图书馆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汤文辉总编辑，北京文献出版中心徐蜀先生、郭又陵先生、乔祥飞先生、陈显英女士等专家的选题策划与全程指导，感谢朱时予、杨磊、曹世超、冯宇航、王琦、杨慧红等编辑老师的辛勤付出；本项目获得国家图书馆2021年“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立项支持，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办公室韩华老师对本项目给予了诸多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时间、精力及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讹、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批评斧正。

《重庆图书馆藏傅增湘捐赠文献图录》编委会（执笔人：谭小华）

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