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个天刚亮的清晨，被隔离审查两年多的王智涛，突然收到了解除隔离的通知。没有白纸黑字的正式结论，也没说清谁对谁错，就这么半放半管把人放走了。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比关起来还熬得人心慌。王智涛没打算坐着等死，他想，要拿到明明白白的解放结论，不能等，得自己找机会。
等了快两年，啥消息都没等到，1971年初夏，北京来的朋友捎了句话，说最近风松动了，不少受冲击的老同志都慢慢解禁，问他要不要过来探探口风。这话一下戳中了王智涛，他知道机会稍纵即逝，错过这次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当天他就收拾好行李，买了杭州去北京的夜车票，揣着一肚子疑问就出发了。
刚到北京的第一晚，老战友们凑在西四的小饭馆给他接风。你一言我一语聊下来，所有人都劝他先去找叶剑英问问口风。叶帅是老上级，最清楚他的底细，有了叶帅的话，接下来怎么走心里才有底。
转天约好时间，王智涛一进叶帅家门，叶帅就迎上来，先伸手摸了摸他的脉搏，开口第一句就问刀口还疼不疼。王智涛也不绕弯子，直接说自己就想要个正式结论，想回北京工作。叶帅沉吟了一会，说你的要求合情合理，但现在大环境还不稳，这事一时半会成不了，你不如干脆搬来北京住，近水楼台总比在杭州等着强。
临走的时候，叶帅特意提醒他，朱老总一直惦记着你，抽时间过去看看他老人家。三天后，王智涛按着地址找到了朱老总的住处，朱老总一开门看见他，笑着就喊，你小子可总算露面了。寒暄没两句，直接就说到了正事。
朱老总说，你要申诉没问题，但得做好准备，这事不是十天半个月能解决的，得慢慢来。这话听着平实，却句句戳在点子上，给王智涛吃了半颗定心丸。从朱老总那儿出来，王智涛又去了府右街探望陈毅。
那时候陈毅身体不好，很少出门，见了老部下精神还是照样爽朗。听完王智涛的来意，陈毅半开玩笑说，问题不解决，我看你腿脚都迈不开，真想动就干脆搬来北京，船到桥头自然直。三位老帅的态度居然一模一样，全都是让他主动出击，别坐着等结果。
王智涛回到暂住的地方，翻来覆去一整夜没合眼。他想明白了，这次不是普通提意见，是要对着拖拖拉拉不办事的程序讨说法，说白了就是造这个拖延的反。心定下来之后，他脑子里就剩下一句话，我也要造回反，为自己讨个公道。
没几天，他就写好了三份报告，一份要正式结论，一份要平反，一份要求迁回北京。写完之后，他在落款处认认真真按了鲜红的手印，托人送到了军事科学院党委。结果等了好几天，半点回音都没有，跟石沉大海没区别。
王智涛也不傻等，既然没回音，那我就自己动手。他托在京的亲友找好房子，开始一点点迁户口搬行李，把全家都往北京挪。身边有人笑他胆子太大，敢这么先斩后奏。王智涛只回了一句话，拖着不动是死路，动起来才有活路。
没过几个月，九一三事件出来，整个局势一下子就松了，各个方面都开始调整，不少受冲击的干部都恢复了工作。军事科学院换了新的领导层，宋时轮当院长，粟裕当第一政委，两个人都清楚王智涛的情况，先把他的关系转回了院里，让他正常参加组织生活和会议。这时候的王智涛，已经算是半只脚跨进了军科的大门。
1973年8月，军科党委正式批了下来，王智涛的行政关系、供给关系还有党籍，全都划回军科管理。消失了多年的待遇和身份，总算重新落到了实处。后来萧华找他谈话，问他要不要调到别的部门去，王智涛想都没想就摇头，说还是留在军科，熟门熟路干着顺手。
之后他就一头扎进了战史和战略学研究，安安静静做事，不多说一句废话。1978年春天，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智涛以军队特邀委员的身份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站在会场上，他想起1969年被隔离的日子，想起1971年北上的决绝，心里就一句话，当年刀口没长好的时候，我腰杆都没弯过，现在更不会。
同年7月，他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顾问，享受副大军区待遇。年底，军科开了平反大会，正式宣读结论，当年的专案调查全都是不实内容，全部推倒。散会之后，老战友过来拉着他的手说，这回总算翻篇了。王智涛没多说什么，只是笑着拂掉了勋表上沾的一点灰尘。
之后这么多年，他还是天天泡在办公室，整理抗战时期的作战文件，经常伏案到深夜。窗外的北风卷着街树响，像极了当年南下行军的号角，一晃几十年过去，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倔劲儿，半分都没消。这事儿放到现在看也挺让人感慨，不少人遇到这种不清不楚的处境，早就躺平等结果了，王智涛偏不，他信一句，公道不会自己掉下来，得自己伸手去挣。
参考资料：解放军报 《开国中将王智涛的风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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