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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邃幽暗的海底，光线几乎无法穿透。鲸类以及许多海洋动物的觅食、沟通和导航都高度依赖声音。但是，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海洋原有的声景发生了剧变，这种改变直接干扰了物种的行为逻辑，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治理难题。
人类在街道上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时往往会感到不安，因为这类声音常与事故或危机联系在一起。动物同样如此，它们能将特定的声音与曾经经历过的危险挂钩。
对于许多鲸类来说，虎鲸（Killer whale）是最主要的捕食者。为了生存，一些鲸类的发声频率甚至进化到了虎鲸的听觉范围之外。当感受到威胁时，这些物种必须迅速做出权衡：是继续摄食、繁殖等核心生命活动呢，还是为了躲避可能的捕杀而中断一切。自然界中还存在一些高度通用的警示信号，即便没有真实的威胁，猎物也可能因为这类简单的噪声而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保护自己。
为了深入研究这一现象，帕特里克·米勒（Patrick Miller）及其团队在挪威海域开展了实验。2026年4月10日发布的一篇科学博客文章记录了详细的情况。为助力全球环境治理、并供我国学者了解最新研究动态信息，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编编译分享信息如下，供感兴趣的读者们参阅。
▲上图：科研人员正在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附近海域为鲸类佩戴了电子标签，以研究人类活动及环境干扰对其行为的影响。图中上方为特内里费岛（Tenerife）西南部的两头短肢领航鲸，下方为埃尔耶罗岛（El Hierro）西南海域的两头柏氏中喙鲸。鲸鱼背部用吸盘固定的装置名为数字声学记录标签（DTAG），这种集成设备能够实时记录海洋环境参数（如深度、压力、温度、磁场）以及生物学指标（如游泳速度、心率、回声定位发声）。该研究项目由西班牙拉古纳大学的纳塔查·阿吉拉尔·德索托（Natacha Aguilar de Soto）领导，旨在通过高精度数据评估水下噪声对深潜鲸类的生存压力。图源：O. Marín Delgado & C. Yzoard / Universidad de La Laguna
研究人员利用水下麦克风，向北瓶鼻鲸（Northern bottlenose whale）、大翅鲸（Humpback whale，也叫座头鲸）、长肢领航鲸（Long-finned pilot whale）和抹香鲸（Sperm whale）播放了虎鲸的叫声、以及海军声呐信号。实验期间，受试的43头鲸鱼背部被贴上了带有吸盘的电子记录仪（DTAG），以监测其运动轨迹和发声情况。
数据分析显示，人为产生的机械声呐与捕食者的叫声，对鲸类产生了惊人相似的影响。在听到这些声音后，所有受试物种的觅食时间均大幅缩短。其中，北瓶鼻鲸完全停止了觅食，大翅鲸、长肢领航鲸的觅食时间减少了约75%，抹香鲸则减少了一半。这意味着，尽管海军声呐本身并无捕食意图，但在鲸类眼中，它模拟了危险的声学特征，诱发了其本能的逃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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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北大西洋挪威海域，受天敌声音及海军声呐干扰而改变行为的四种典型鲸类。图示从上至下依次为：一头抹香鲸、两头大翅鲸、四头长肢领航鲸、以及五头北瓶鼻鲸，画面中还包括海洋调查船“斯维德鲁普二号”（Sverdrup II）。部分鲸鱼背部佩戴有数字记录仪，用于实时监测其深潜期间的位移与发声变化。该研究旨在呼吁国际海事组织（IMO）及各国决策者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规，以严格管控海洋噪声污染。图源：P. Miller提供；摄影：J. Bort, L. Kleivane, S. Isojunno和P. Wensveen
不同物种应对威胁的策略各异。像抹香鲸和领航鲸这类体型巨大、或倾向于集群活动的物种，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小一点。而缺乏社交防御手段的北瓶鼻鲸等喙鲸（Beaked whales），则主要依靠隐身策略生存。它们在浅水区保持沉默；在深潜上升时，也选择斜向滑翔、而非垂直上升，以避开上方可能巡弋的虎鲸。虽然这种防御性行为会让喙鲸损失约30%的觅食时间，但能将生存概率提高到90%以上。
不过，当强大的海军声呐介入时，喙鲸会因极度的压力产生生理应激。研究认为，这种强烈的应激反应是导致全球多地喙鲸集体搁浅的重要原因。
以加那利群岛为例，1990~2004年间，当地发生多次喙鲸大规模搁浅，且均与涉及声呐的海军演习在时间上吻合。病理学研究发现，这些搁浅的鲸鱼体内出现了因气体栓塞（Gas embolisms）导致的多器官出血。为此，当地于2004年颁布了暂停在相关海域使用海军声呐的禁令。此后，该地区再未记录到非典型的喙鲸集体搁浅，证明了管控噪声的有效性。
噪声本质上也是一种污染。与酸化、塑料或化学污染不同，噪声污染通常有明确的来源，如船舶、钻井平台或风电场。管理噪声污染相对直接，但由于声音在水中传播的速度更快、距离更远，其影响范围广及浮游生物到大型鲸类，甚至波及渔业和旅游业。
目前，国际社会正逐渐将“污染者付费”原则引入噪声管理领域，更理想的方案是从源头预防。例如，国际海事组织（IMO）近期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制定的法规，通过限制全球船队的航速，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也有效减少了水下噪声干扰，并降低了船舶撞击海洋生物的风险。保护海洋生物的听觉环境，已成为现代海洋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感兴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读者可以参看该研究的全文：
Herrando-Pérez, S., & Aguilar de Soto, N. (2026, April 10). Sound can pollute the sea. Conservation Bytes. https://conservationbytes.com/2026/04/10/when-noise-signals-danger/
海洋噪音污染
在1950年代之前，人类普遍认为深海是一个近乎死寂的世界，著名的海洋学家雅克-伊夫·库斯托甚至将其称为“寂静的世界”。但后来，随着冷战时期反潜技术的竞赛、商业航运的全球化以及近海能源开发的爆炸式增长，人类对海洋声景的认知经历了从无视到警觉的巨变。
▲上图：搁浅的鲸鱼。创作于1918年的一幅水彩画，艺术家：Edwin Clay Blair，现藏于大英图书馆
科学界对海洋噪声问题的正式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研究人员佩恩（Payne）和韦伯（Webb）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首次量化了大型船舶产生的低频噪声如何大幅缩减大型须鲸的通信范围。这一发现打破了“海洋噪声是局部问题”的认知，揭示了噪声污染在全球尺度上的潜在影响。
真正让该议题进入公众、决策者视野的转折点，是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极具冲击力的集体搁浅事件。1996年，在希腊海域、2000年巴哈马海域以及2002年加那利群岛，多次发生了喙鲸集体死亡事件。病理学研究证实，这些死亡与邻近海域进行的海军主动声呐（active sonar）演习有直接关联。这些极端的生物悲剧促使生物学家、环境法学者和政府机构开始严肃审视人为噪声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威胁。
进入21世纪后，法律和政策层面的重视开始提速。2004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成员国限制海军声呐的使用；同年，西班牙在加那利群岛实施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声呐禁令。2008年，欧盟通过了《海洋战略框架指令》（MSFD），首次在法律文件中明确将“水下噪声”列为衡量海洋健康状态的11项指标之一。这一举措标志着海洋噪声正式从“科学假说”转变为“法律监管对象”。
在国际治理层面，国际海事组织（IMO）在2014年发布了减少商业船舶水下噪声的非强制性指南，标志着全球航运业开始正面回应这一问题。2023年，联合国达成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协定）进一步强化了对公海人为噪声的监管预期，明确要求在环境影响评估中纳入噪声污染因素。
时至今日，人类对海洋噪声的重视已不再局限于对濒危物种的救助。科学研究显示，从微小的浮游生物到庞大的蓝鲸，噪声干扰会导致物种改变迁徙路径、降低授精率、甚至因慢性压力损害免疫系统。人类终于意识到，一个健康的海洋不光是看水质，还包括它是不是一个相对宁静的声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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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02年6月30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科德角（Cape Cod）海岸发生的大规模领航鲸（当时常被称为“黑鱼”，Blackfish）搁浅事件。图源：NOAA
【参考资料】
When noise signals danger (2026-4-10)
by Salvador Herrando-Pérez & Natacha Aguilar de Soto
https://conservationbytes.com/2026/04/10/when-noise-signals-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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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源 | Herrando-Pérez, S., & Aguilar de Soto, N. (2026, April 10)
编译 | 王海诗
排版 | 卢晓雨
时间 | 2026年4月
欢迎投稿 | editor@oceanbiodivers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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