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结构中进行，而一定的经济阶段则与相应的经济组织制度相联系。在19世纪后半期，直隶地方与前近代一脉相承，主要有会馆、行会等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它们“联乡情”、“固行谊”、“为同业谋利益”、“维护同业之信用”，活跃于城镇集市之中，成为一地社会工商业的主体和基本组织单位。
据张焘《津门杂记》记载，同光年间，天津有山西会馆二，闽粤会馆、潮帮公所、江西会馆、绍兴会馆、山东济宁会馆、当行公所、邵武公所、怀庆会馆、吴楚公所、庐阳公所各一。（注：张焘撰，丁绵孙、王黎雅点校：《津门杂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清末时，保定共有外省会馆10余处，如湖广会馆、三晋会馆以及南宫、冀州等6个州县组织的冀州会馆等。一些大行业还组织了杂货行、煤行、木行、染业行等行会事务所。（注：晓舟等：《保定商会》，见《河北文史集粹·工商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由于这类组织带有明显的界域特征，分散性、封闭性、排他性较强，因而难以适应正在发育增长的城乡市场统一的内在要求。时人言：“天津商人势散而识拙，故见利则互相争，而见害则各不相救，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注：《天津商务公所暂行章程》，《北洋官报》第76册。），可谓一针见血，切中其弊。特别是津城遭八国联军铁蹄践踏后，银根枯竭，百业凋敝，市面上充满了愁云惨雾，一派萧条混乱。而各行业互不串通、各自为政的状况又无法扭转局势。
有鉴于此，袁世凯莅津的当月，除了设立巡警局、银元局、官银号，进行社会秩序、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治理与干预外，还特别重视行业协会的社会整合作用，饬令属官相继成立了天津商务局、商务公所、直隶工艺总局、直隶农务总会等具有近代性的官督商办经济机构或新式经济社团。
天津商务局与商务公所
1902年8月，袁世凯按山东商务局成例设立了天津商务局，任命天津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为总办和帮办，旨在“官商联为一体”，重振天津市面。但该局买办色彩浓郁，难以起到联络众商，疏通市面的作用。于是袁氏于次年5月饬令改组商务局为商务公所，复任命绅商4人为公所董事，会同吴懋鼎等妥筹办理，并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督办一切”。
商务公所的建立加强了官、绅参与社会控制的力量，局面为之一开。其提出的推缓新旧欠款、倡行钱票、设立银行、规复厘卡旧章等4项挽救津埠商务危局的措施，获得众业商的拥护，“一时全津欢声雷动”，推行未久，“津市已渐有转机矣”，“街市流通，成效粗著”（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以下简称《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直隶工艺总局
1903年10月，袁世凯委候补道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于天津，作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直隶全省振兴实业之枢纽”。该局章程申明“以提倡、维持全省之工艺为宗旨”，“以诱掖、奖励使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为应尽之义务”，“以全省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注：《北洋公牍类纂》，卷16，工艺1）。
为此，工艺总局先后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即考工厂）、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劝业会场，并附设有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等机构，通过发布劝兴工艺文、奖励模范企业、劝办工场、送科技知识下乡、培养技术工人、举办展览会、扶植国货与洋货抗衡等形式，“开启民智”，倡兴工艺。在其影响与推动下，直隶农村新政之风劲吹，“一时风气丕变，人人思奋”，官绅商竞相创办工艺局、场、所。
如1907年7月周学熙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称：“职局劝导各属工艺，其开办至今……共顺直各属，计（光绪）三十一、二两年已有六十余州县禀（请）设（立）工艺局、所。”
再据笔者目前翻检到的有关资料的综合统计，截止1910年，直隶农村约有77个州县设立了92个工艺局（厂、所）。生产科目包括纺纱、织布、轧花、染色、毛巾、织毯、裁绒、线绦、制鞋、草帽辫、木工、造纸、洋烛、胰皂、酒、糖、挂面等。艺徒人数少则数人，多则130余人。开办经费最低仅制钱100吊，最高为银2400两。（注：参见孙多森《直隶实业汇编》卷6，第66-83页；周学熙辑：《直隶工艺志初编》，志表类卷上，第3-11页；南洋劝业会；《直隶出品类纂合编》第3册表记类。）
1911年，直隶城乡的工艺局厂又陆续有所增加。据彭泽益先生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一书的有关统计，1913年全国22省共有工艺局、厂、所375个，直隶省就有210个，占总数的56%，由此便明了此前舆论何以一致称“北洋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以为取法之资”（注：《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了。
直隶农务总会
1907年，袁世凯批饬直隶农务局联合官绅劝办农会，以为各府、州、县之倡。同年6月直隶农务总会在保定府正式成立，由布政使司增韫兼任会长。这是清末最早诞生的新式农业社团。该会制定了会章，确立以“联络官绅，讲求农务，使农产日形发达”为职志。并规定总会的会员分为五类：一为名誉会员，包括经会员公举为评议员、议员及在会内充当干事、技师者；二为发起会员，即联络会员至50人以上，以及创立分会者；三为特别会员，系指捐助会费至百元以上者；四为正会员，为捐助会费至10两以上者；五为岁助会费2两者。（注：《北洋公牍类纂》第24卷，农务，第3-5页。）
直隶农务总会成立时，“官绅、农民入会者已至百余人之多，会费捐款已达千余金之数”。接着在农务局举办了第一次农产品评会，与会者除官绅外，有农民200余人，由会长增韫“演说开会宗旨及直隶农业应行振兴改良各事。复由洋教员演说东西洋农业，农民闻所未闻，欢欣鼓舞，莫可名言”（注：《汇编》，第304页。）。
嗣后，是会创办了《农话报》，编辑并出版《栽桑捷法》、《育蚕捷法》等书籍，创办了农业试验场和农产制造所，并派员赴各属城乡调查农情，宣传农业科技文明。此外，它还将“劝种森林”、“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组合农业、整理耕田及农具之公同购入，农产物之公同贩卖”、“办理救荒之政”（注：《北洋公牍类纂》第24卷，农务，第5页。）等列为自己将要从事活动的项目，内容涉及到农田、树艺、蚕桑、纺织、森林、水利诸方面。
在直隶农务总会的先导和催化作用下，直隶农村的一些州县接踵仿效，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分支机构。如南宫县“清末维新诸会林立，而农会亦兴。会址设城内之兴福寺，会长一，会计兼文牍一，夫役一，划寺之周围田地为农事试验场”（注：民国《南宫县志》卷11，法制志，新政篇。）。
再如高阳县，1907年试办农务分会，会员30名，每月开会两次，另设立农林讲习所、禁青公社各一”（注：《汇编》，第324页。）。它们自觉以“上承总会，推广农务，使其区域内物产日繁，地无遗利为宗旨”（注：“直隶试办农务分会章程”，《商务官报》丁未年第25期，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积极配合总会开展联络社会、调查农林、讲求实业、研究种植、保护田禾、代销书报、推广养蚕、驱除害虫等农业科技的引进与推广活动，对推动当地农林蚕桑各业从传统形态向近代过渡起了积极作用。
这样，袁世凯通过设立官办、官督商办经济机构和新式经济社团，既将分散在直隶城乡各地的商、工、农界凝聚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又为贯彻与实施其重振“北洋实业”的规划提供了行政制度上的保证，从而纵横相连，上下呼应，动员起较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改组固有社会与经济结构和形态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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