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奠基性地位，更在跨文化传播进程中成为西方世界认知与阐释中国传统智慧的重要文本。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孟子倡导的“性善”“以德治国”是理性政治的典范；当代中西比较哲学与汉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安乐哲（Roger T. Ames）将《孟子》视为中国“关联性宇宙观”“过程哲学”的典范；美国波士顿大学前校长、“波士顿儒家”代表人物南乐山（Robert Neville）则指出，孟子阐述的“性善论”为跨文化道德共识提供重要学理依据，其“仁政” 思想对现代国家治理与全球正义议题具有重要价值。
有鉴于此，系统梳理《孟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接受路径，可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学理参考与实践启示。
从零星译介到多元传播
《孟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代表性的译本形态与传播特征。
第一阶段为翻译肇始期，主要指16—19世纪由西方传教士主导的零星译介。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孟子》是最早译介到欧洲的中国典籍之一。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为推进传教事业，系统研习中国经典并将其译为拉丁文，后转译为其他欧洲语言。然而，这一阶段的《孟子》多作为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被零星译介，单独成书的译本极少，传播范围仅限于传教圈层与早期汉学的小众领域。
进入19世纪，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成为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1861年，他的《中国经典》第二卷《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在香港出版，189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修订再版。该译本体例宏大，包括长篇绪论、译文正文、详细注释和完备索引，成为《孟子》在英语世界的奠基之作，长期被西方学界奉为“标准译本”。
第二阶段指20世纪后，是西方汉学家与中国本土译者的多元探索期。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相关译本大量涌现，翻译主体从传教士转向专业汉学家和中国本土译者。《孟子》的传播边界持续拓展，逐步进入了西方普通大众的视野。
1970年，英国伦敦大学华裔教授刘殿爵（D. C. Lau）的全译本《孟子》，由企鹅出版社出版，成为现代英语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之一。该译本以可读性与流畅性为核心取向，读者定位从专业研究者转变为普通大众，为此大幅精简注释，凸显文本自身价值，推动《孟子》从学术圈进入大众阅读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中国本土译者独立完成的《孟子》英译本较为罕见。1993年，由中国著名翻译家赵甄陶翻译的《孟子》出版发行，该译本后被《大中华文库》收录。1999年由何祚康先生译的《孟子》亦颇具影响力，被编入汉英对照“中国圣人文化丛书”。这些译本以本土文化视角补充了西方译本的阐释维度，但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影响力仍不及西方汉学家译本。
第三阶段指进入21世纪后，《孟子》的翻译与传播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其翻译视角融入了现代哲学、伦理学、生态批评、女性主义等跨学科理念，译本更注重 “跨文化对话”而非单向译介，《孟子》的理念进一步融入西方话语场域。
美国汉学家、德性伦理学家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盛赞“孟子是世界级的德性伦理学家，其有关性善、浩然之气等的学说，提供了比西方更丰富的道德成长理论”。2008年，万百安出版了《孟子》全译本，自称 “唯一一部具有现代哲学注释的《孟子》全译本”。该译本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基础，融合中西儒学研究成果，注释中与苏格拉底、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展开对话，力图搭建中西哲学互鉴的桥梁。
与此同时，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译本也大量涌现，进一步扩大了《孟子》的大众传播范围。较具代表性的是大卫·辛顿（David Hinton）的《孟子》译本。该译本以语言简练、句式灵活、通俗易懂为特色，弱化学术注释，强化文学性与可读性，在世界图书馆馆藏量、读者评论数量上均位居前列，成为西方普通读者接触《孟子》的首选译本，推动了《孟子》思想深度融入西方大众文化认知。
从小众学术文本到全球思想资源
《孟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仅实现了文本跨语际转换，更推动孟子思想进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近年基于Goodreads和Amazon读者评价的实证研究表明，《孟子》英译本在英语世界获得了广泛关注与积极反馈。这说明孟子的思想具有强大的跨文化生命力。
《孟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依托三大核心路径，逐步完成从“小众学术文本”到“全球思想资源”的跨越。一是学术出版与高等教育，理雅各、刘殿爵等译本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西方顶尖高校纳入中国哲学、比较文学课程教材，成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思想的基础文献，学术引用与研究成果持续增长；二是大众出版与文化传播，企鹅出版社等推出的普及版译本，通过书店、图书馆、网络平台进入西方大众阅读场域，《孟子》的“仁”“义”“民本” 等理念逐渐被西方大众认知；三是跨文化交流与国际公共传播，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孟子思想通过国际学术会议、文化论坛、联合国人权讨论等平台传播，成为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内容。
英语世界对《孟子》的接受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的特点。早期（19世纪）以文化猎奇与宗教误读为主要特征，西方读者多将《孟子》视作“异质文化文本”，传教士所译版本常以基督教教义附会儒家思想，即采用“以耶释儒”的翻译策略，例如将“天”译为“God”，弱化了其本身的哲学内涵；中期（20世纪）以学术研究与客观阐释为核心，学院派汉学家摒弃宗教偏见，回归文本本身对其哲学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对《孟子》的接受态度也从“陌生隔阂”转变为“理性理解”；当代则以跨文化对话与思想融通为导向，西方学者不再将《孟子》视为“中国专属思想”，而是将其纳入全球伦理学、政治哲学的研究框架，与西方功利主义、契约论、德性伦理学等思想进行对比研究，对《孟子》的接受深度与广度均达到历史新高。
贡献东方智慧
《孟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缩影。从19世纪传教士的奠基性译介，到20世纪学院派的学术深耕，再到21世纪跨学科视野下的全球对话，这一经典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孟子》中提出的 “性善”“仁政”“民本” 等思想，不仅丰富了西方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理论内涵，更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相互理解、互学互鉴。
诚然，相较于《论语》和《道德经》，《孟子》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和接受度依然有限，但梳理《孟子》的英译传播与接受历程仍具有重要意义。它启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不能止步于译本出版与文本输出，更要实现 “走进去”，进入目标受众阅读体系、融入世界思想场域、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唯有如此，儒家智慧才能在全球化时代持续焕发活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支撑，为人类文明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思想与东方智慧。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4月23日
作者：黄文红，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和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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