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蹲在水池边刷最后一摞碟子，手腕上的冻疮裂口又渗了点血，混进洗洁精泡里，淡红一缕，转眼就散了。后厨的排气扇呼啦啦响，像喘不上气的老牛。

手机在围裙兜里震了第三下——是砚宁发来的，就一张图：酒店大堂的电子屏上，“陈砚宁&顾景川”几个字金灿灿地亮着，下面一行小字：2024年5月18日 10:00。

我没回。擦干手，把钢丝球往桶里一扔，转身去杂物间换衣服。那套藏蓝色西装还挂在钉子上，三百块买的，袖口磨得发亮，裤脚是我用黑线一针一针蹩脚地缝的，线头还翘着。鞋油擦了三遍，鞋面能照见人影，可脚后跟早磨红了，走一步，刺一下。

十点整，我坐在五星级酒店大厅最角落的椅子上，手心全是汗，把请柬边角都揉软了。水晶灯太亮，照得人发晕。我盯着舞台入口那扇门，脑子里不是什么“博士”“婚礼”“顾家”，是砚宁六岁那年冬天，在桥洞底下缩在我怀里，把冻僵的小手塞进我腋下取暖；是她初中拿全县第一，把奖状按在我胸口，纸边刮得我锁骨生疼；是她考上北大那晚，我蹲在后巷垃圾桶旁，一边吐二锅头的酒气，一边对着月亮哭，眼泪掉进雪里，噗一声就没了。

门开了。她穿白纱走出来，我认不出她了——不是脸，是那种光，从眼睛里透出来的，稳的、亮的、不用再躲着谁的光。

可真正让我坐不住的，是主桌那位穿深灰西装的男人。他盯着我，不是看热闹，是盯着我露在袖口外的手，盯着那些发红的裂口、凸起的指节、烫伤的疤。他嘴唇抖，站起来，腿是软的，人往前踉跄半步，忽然就跪了下去。他老婆、女儿、儿子，连同那个我刚认下的妹夫，齐刷刷跟着跪——四个人，膝盖砸在地毯上，闷闷的，像四颗心同时落地。

没人说话。司仪的话筒掉地上，滋啦一声长音。

后来我才知道，那年腊月二十八，雪下得能把人埋了，我从后巷垃圾箱里捞出个黑皮包，包里没现金，只有一沓标书、一张顾明远的身份证、还有一张快被雪水泡糊的名片。我凌晨三点拨通电话，他哭着说“救了我们全家”，我摇摇头，推他出门时，他还攥着我的手不放，说：“小兄弟，我记住你了。”

那一年，2005年。我十六岁。他四十二岁。我们都没想过，二十二年后，会在女儿的婚礼上重逢。

砚宁跑下来拉我，手心全是汗，比我还抖。她踮脚凑我耳边，声音鼻音很重：“哥，我藏了你这么多年……藏不住了。”

我嗯了一声，没说话。她手软，我手硬。可她攥得特别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