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名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近日在外媒撰文指出，任何国家若试图在经济上与中国隔离，都将面临严重后果，“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道路也必须经过中国。
总结一下文章，核心观点不难理解，那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刚开始，就发起新一轮关税战殃及全球经济，但中美双方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以及特朗普计划于五月访华等一系列高层互动，无疑为高风险局势充当了某种“护栏”。这说明，只有稳定的中美关系才符合双方最大利益，中国的发展让美国受益匪浅，美国若真心追求复兴，就必须首先修复对华关系。
这一论述，在中国学界和政界其实早已是共识，谢韬这次不过是将一个长期存在的共识，说得更直白些。当然，从正面看它是善意提醒，但如果从反面看，则隐含着“如果美国做不到，就注定无法再次伟大”的断言。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其核心是重振制造业，试图回到美国能制造一切的黄金时代。但这个愿景要落地，需要几代总统持续努力，才可以扭转过去数十年，在金融资本影响下“脱实向虚”的颓势。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角色不是可选，而是必需。
中国的庞大市场是消化美国产品的关键出口；中国的产业链是维系美国制造业运转的支撑网络；中国的关键矿产更是美国高端制造不可或缺的“血液”。
此外，中国的人才对美国的高科技行业而言，也是宝贵的富矿。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一次性提供如此齐全的崛起要素美国离开中国还能去找谁？
然而特朗普的策略失误在于，他从第一任期就开始鼓噪并推动的对华“脱钩”，最终导致企业成本飙升，通胀居高不下，所谓的“再工业化”进程反而因此更加曲折艰难。
所以关税战打到今天，中国依然能实现破纪录的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而美国消费者和制造商却在默默承受反噬之苦。
美国总有一些人喜欢念叨“中国是中美关系里的最大赢家”，仿佛美国吃了天大的亏。这种说法既片面，又虚伪。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确实受益于包括美国资本、技术在内的国际要素，但它们并不是来做慈善的。
利润的大头被谁拿走了？是华尔街和跨国公司的股东。上百万的美国就业岗位和美国质优价廉的商品靠什么维系？是对华出口和源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所支撑的物流、零售网络。
更不用说中国持有的美债，巅峰时期曾达到1.3万亿美元，长期以来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和低利率环境提供了廉价融资。
美国今天看起来像“玩不起”，根源还是在于自己选择了一条沉迷金融游戏、忽视实体建设、热衷对外战争的内耗之路。中国既没兴趣，也没本事去干涉美国的内政。美国政府自己犯的错，锅甩不到中国头上。
如果美国真想修正错误，中方当然欢迎相向而行。毕竟，中国也需要一个像样的对手来鞭策自己进步。放眼全球，除了美国，也确实难找到第二个这种档次的国家。就此而言，中方对美国的心态绝非敌视，而有某种惺惺相惜的味道。这句话对于美国而言，也同样适用。
问题在于，美国当下的政治精英陷入了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困境。一边想着如何阻止中国强大，另一边又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正确的逻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借助一个强大的中国，来实现美国的复兴。这要求美国停止把中国当成国内党争的万能标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中国拥有优势而美国急需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可惜，特朗普2.0和之前的政府相比，专业度更低，意识形态色彩更浓，指望它此刻能虚心听取中国各界的好言相劝，确实不太现实。
但美国不会消失，总统也终究会换人。特朗普之后，美国还会有新的领导人。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中国怎么想，而在于白宫里何时才能重新汇聚美国最清醒和专业的那群人，去认清并接受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现实。
如果特朗普在剩余的任期内，依然执迷于“斗”的基调，在关税、地缘博弈乃至台湾问题上持续挑衅，那么中方也完全可以摆出更加铜墙铁壁的姿态，让他每一次撞击都头破血流。
等到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仔细评估前任这种对抗策略的实际得失——看看飙升的国债、萎缩的市场份额和愈发孤立的国际形象——或许就会改弦更张，尝试不同的方法。
特朗普本人或许不喜欢被拿来和尼克松比较，但客观来说尼克松当年基于美国利益做出的战略转向，其历史贡献确实让后来者望尘莫及。美国未来会不会再有尼克松式的总统，不取决于中国，而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反省能力。
一个国家的命运，终究是自己的一点一滴造就的。如果特朗普的任期能以足够醒目的方式证明，对抗中国是一条代价高昂的死胡同，那么他对美国而言，也算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做出了贡献。
中方对美国的劝诫也好，善意也罢，都是一直摆在这里的选择。中方不愿主动对抗，是因为我们清楚，如果这种体量的两个国家发生恶性争斗，不会有人可以全身而退，其他国家也必遭波及。
但选择的按钮，始终不是我们能代替它按下去的。今天的美国，是寻求有限但实在的合作，还是继续进行代价高昂的对抗，最终将决定它“再次伟大”的自救能否成功。
文｜苗晨 前凤凰网要闻编辑，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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