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表白已婚陈宪章：我不找当官的，不做小老婆，还要跟着演戏|常派|常香玉|戏曲|豫剧|陈宪章

1951年10月的西安，秋风透着铅灰色，香玉剧社正在户县礼堂为志愿军义演。掌声刚落，后台门帘被掀开，国防捐款登记簿被送到桌前。常香玉拿起毛笔，停顿数秒，写下七个字——香玉剧社捐献战机。那一年她28岁，豫剧舞台上如日方升，可在场多位同行心里更在意另一桩旧事：几年前这位“大名角”曾当众敲定一段异常直接的姻缘。

常香玉出生在1923年2月的巩义乡间。父亲张福仙跑班子唱西府调，家境拮据得只剩一面破锣。嗓子哑掉后，他靠给人提水、摆道具糊口。孩子多，口粮少，旧式家族劝他把女儿送去当童养媳，能省一张嘴。张福仙抬头瞪眼：“我宁可让她苦学戏，不想让她苦做人。”从那天起，12岁的张妙玲被勒进了练功场，劈腿、吊嗓、翻跟头，少一分功架就多挨一鞭。

穷人的女娃唱出名气很快。14岁，她能拿八块大洋一月，在晋豫陕一带已排得上二号角。人红招事，青帮头目包房设戏逼她亮嗓，她偏唱《孔雀东南飞》，一句“妾身何辜”唱得台下主家火冒三丈。打手扑上来，她跳到桌前吞下两枚戒指，用自残换了条命。那口血腥的铁戒味，她后来回忆时仍觉胸口发苦。

转机出现在1944年冬天，洛阳戏园子新排《打金枝》，常香玉演郭槐，台底下坐着一个穿呢子大衣的观众——陈宪章。此人32岁，豫西抗日民主政府的行政干事，大学肄业，写得一手好剧本。散戏后他递上记满密密麻麻批注的折子，谈到腔口运气、板式变化，句句在点子上。常香玉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豫剧唱段拆成字声、气口、咬韵三层讲，她把折子合上，说了句“改得好”，心里却生出疑问：这人怎么连“梆子滚板”都研究得这么细？

几周后，剧社赴潼关演出，中途停在一家客栈。夜里灯芯摇晃，常香玉推门进屋，陈宪章正坐在油灯下抄乐谱。她开门见山提出三个条件：“不找当官的，不做小老婆，想跟我必须一起唱戏。”陈宪章抬头，沉默片刻，只说一句：“我脱官衣，同你搭班。”这段对话前后不到二十字，却改变了两个人的余生。

难题随即而来。陈宪章已有婚室，且岳家在当地颇有势力。要离婚，不仅是情感纠葛，更可能失去饭碗。1945年春，他辞去公职，独自赴开封办手续，过程曲折到连户口证明都被扣。此时常香玉已拜义父常存喜为干爹，改姓“常”，顶着舆论压力排戏挣钱。她说得直白：“扛得住，咱就继续唱；扛不住，我也不嫁当权人。”

1946年夏，离婚判决生效，两人在商丘一座小庙里拜堂，伴郎伴娘是两位乐师，礼成后直接登台唱《穆桂英挂帅》。观众只当看戏，不知幕后一对新人刚换下喜服。戏完，陈宪章收拾道具、缝戏袍、写剧本，一肩挑，常香玉的“常派”唱腔便由此雏形初成。陈宪章深谙文辞，给她度曲改词，最大胆的一次是把京剧《二进宫》移植成豫剧，让常香玉用圆润花腔融合梆子味，一炮而红。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人迎来重整舞台的机会。1950年，中央戏曲改进局请香玉剧社进北京公演《白蛇传》。常香玉唱“水漫金山”时收放自如，梅兰芳在台下点头称妙。回到宿舍，她却直掉泪：“我唱得不稳，是剧本没改透。”第二天清晨，陈宪章递上厚厚一叠新台词，把佛偈与民歌揉进唱腔，才有了之后那段水袖翻飞、余音绕梁的名场面。

不得不说，夫妻合力的分量并非外人三言两语可解释。1951年捐机事件里，常香玉提出演出300场筹款50万。有人劝她：“女流量力而行。”她笑了笑：“咱豫剧嗓门大，唱场再多也不怕。”计划以外，剧团行李、食宿、报账统统压到陈宪章身上，他拉板车驮锣鼓，夜里趴在油灯旁清点铜元，再累也保账面分厘不差。4个月，巡演83座城镇，29万余观众，款项足齐，这才换来“香玉剧社号”战机升空。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荡给传统戏曲带来严寒。常香玉被下放郑州郊县，陈宪章陪她扫猪圈。夜深人静，两人仍悄悄对词，免得唱功生锈。那时有人嘲笑：“豫剧不当饭吃啦。”陈宪章淡淡一句：“等春天归来，你就知道戏比天大。”话没音调，却更有砥砺味。

1978年后百废待兴，河南省豫剧团复牌，常派唱腔再度响亮。1983年，常香玉荣获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特别荣誉奖。领奖那晚，她在人群中寻找陈宪章，灯光晃眼却没看到。原来他在后台搬琴箱。有人问：“你夫人上台，你不上去？”他笑着摇头：“她站那儿，我在这儿，正好。”此后一切褒奖——终身成就奖、金唱片、人民艺术家——对这对老夫妻都像是水到渠成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