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反革命的号角在1950年10月就已吹响。上海、北京、武汉……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昼夜缉捕潜藏的特务和顽固分子。南京作为旧都，更是鱼龙混杂。市公安局开出登记宽大政策，短短五天就有四千多人排队自首，但仍有漏网之鱼。那位在小西门摆摊、口音带着粤腔的“广东佬”正是其中一条大鱼。被带走那天，周围百姓议论纷纷：卖茶的怎么成了反革命？可在公安内部的档案里，这人却大名鼎鼎——中央党部调查科上海办主任，骨灰级的中统要员。
法庭很快决定对鲍君甫从重惩处。就在法官宣读指控时，他突然站起身：“我1926年经陈养山介绍加入共产党，1930年受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在中统那些年，我泄露的情报救过无数同志。请允许我请陈赓出庭作证。”他神情平静，仿佛确信这位久居前线的将军一定会为他发声。
常人哪敢轻信？可细对时间，1927年至1931年正是陈赓主持中央特科情报工作的阶段，逻辑上倒说得通。南京法院仍谨慎，信函飞往西南，随后转到志愿军总部。三个月无回信，办案人员暗暗叫苦：要是军中忙得分不开身，这案子可如何收场？
直到11月24日，前线终于回电。陈赓在回信里写道：“鲍确自1927年与我党建立关系，曾屡次立功。”短短数语，却为案件带来急转弯。外人好奇，这位看似平凡的老人，究竟干过什么？
再将时间拨回1928年暮春的黄浦江。夜色中一艘小汽艇轻轻摇晃，船舱里灯火昏黄，陈赓与鲍君甫对坐。陈赓开门见山：“中央同意你双线工作，但有三条：一、情报务必及时；二、互不暴露；三、危险来临可先退。”鲍君甫沉思片刻，答：“请转告周先生，性命无妨事。”
鲍君甫原籍广东香山，早年留学日本，日语说得溜，回国后在上海闯荡，白道黑道都喊他“杨老板”。社交圈子带来机会——既能走进青帮，也能叩开租界巡捕房的门。1927年“四一二”后，国民党急需懂日文又熟悉上海滩的干才，陈立夫拉他进中统；共产党则抓住这个罕见的突破口，让他化身“红色眼睛”。
钱、车、房子，甚至豪华舞会的出入证，中央特科都一一配齐，条件只有一个：把敌特机关的机密源源不断送出来。鲍君甫果然没让人失望。顾顺章被捕前，上海的反共大案几乎没有一次能瞒过中央；白鑫卖友求荣时，他先一步把情报递给了陈赓；任弼时、关向应等多位领导人落入租界巡捕房，他三番五次疏通英美探长，救人、调包文件，力挽狂澜。久而久之，连中统大佬也要看这位“杨登瀛”的脸色行事，巡捕房更把他当座上宾。台前是叱咤风云的特派员，幕后却是中共的暗线——上海滩的“龙潭虎穴”，竟被这条暗河串了起来。
然而棋局再妙，也难抵一次叛徒的出卖。1931年4月，顾顺章变节，鲍君甫的真实身份随时可能暴露。陈赓劝他尽快撤离，他却固执留下。结果当年秋天，鲍君甫被捕，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关了六年，国民党内部的老上司四处疏通，终以“证据不足”将他保释。再想东山再起已无可能，他索性收敛锋芒，跑到秦淮河边摆起茶摊，从此靠卖茶和香烟度日。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南京城易帜。昔日同僚仓皇南逃，鲍君甫却留了下来。对新政权，他并不陌生，却始终没有主动表白身份。有人说他是在等一封来自“老上级”的只言片语，也有人认为他终究难抹对旧党的顾虑。历史往往把人推到十字路口，犹豫一瞬，命运就拐了弯。
直到被捕，他才亮出底牌。陈赓的回函抵达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阅案卷，认定其间歇性与国民党合作，虽有过，但功尤巨，遂判以管制一年。当年冬天，鲍君甫获释回家。
日子清苦，老朋友不忘旧交。1955年，在陈赓与李克农的倡议下，南京公安部门每月为鲍君甫发放津贴，又在协和医院为他配了假牙。有人劝他北上安居，他摇头：“南京是福地，葑门口的茶客还等着听我摆龙门阵。”晚年时间，便是在旧友与街坊的寒暄里悄然流逝。
1969年深冬，鲍君甫病逝北京，享年76岁。弥留之际，他握住子女的手，轻声道：“我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历史自有公论。”灵柩送返南京安葬时，几位身着便装的军人默默献上花圈，致敬词只有八个字——“危难扶党，功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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