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秋天，我用极低的价格接手了一所倒闭的精神病院。那时候我做电子元器件批发生意，急需一个便宜且面积大的地方做仓库。那地方虽然偏僻，但胜在院子大，几栋老楼的主体结构也还结实。原先的院长因为资金链断裂跑路了，剩下的医生护士和护工把能搬的设备全搬走抵了工资，病人也被家属或者民政部门陆陆续续接走了。
按理说，那应该是一座空楼。
那天下午，我带着几个工人来盘点一号楼的地下室，准备看看渗水情况。地下室的走廊很长，两侧是铁栅栏门，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些散落的破旧床褥。走到走廊尽头，手电筒的光打在一扇厚重的实心铁门上。那扇门和前面的栅栏门不同，门外挂着一把巨大的黄铜挂锁，锁头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但却没有生锈脱落的痕迹，说明那扇门长期处于密封状态，而且那里异常干燥。
“老刘，把这锁砸了。”我招呼身后的工人。老刘抡起大铁锤，“哐当”几下，挂锁应声落地。
我推开门，一股比外面更加浑浊沉闷的气息扑面而来。手电筒的光束扫进去，那间屋子不大，没有窗户，靠墙放着一张单人铁床，床边是一个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塑料桶。
当光束扫到墙角时，我整个人猛地往后退了一步，后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
角落里蜷缩着一个人。
长期的黑暗让那人对光线极其敏感，他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哑的闷哼，本能地抬起细瘦的胳膊挡在眼前。他身上的衣服已经成了碎布条，头发长得擀成了毡，遮住了大半个脸，露出的皮肤呈现出一种常年不见天日的惨白。
我身后的老刘吓得妈呀叫出了声，转身就往走廊外跑。我强忍着心头的恐惧，咽了口唾沫，声音有些发抖：“你……你是谁？怎么还在这里？”
那人没有像我想象中的精神病人那样大吼大叫，或者扑过来。他只是静静地蜷缩在那里，过了足足有一两分钟，才慢慢放下挡在眼前的手臂。他眯着眼睛，透过散乱的头发看着我，眼神里没有癫狂，没有涣散，只有一种极度戒备和深深的疲惫。
“现在……是哪一年？”他的声音非常干涩，就像两块砂纸在摩擦，吐字却异常清晰。
那句问话让我愣住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第一句话会问年份吗？
“九七年。一九九七年十月。”我回答他。
听到这个数字，他那干枯的身躯微微颤抖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似乎在艰难地吞咽着什么。接着，他扶着墙壁，极其缓慢地站了起来。由于长时间没有直立行走或者营养不良，他的双腿抖得厉害，但他硬是咬着牙站直了。
“我是陈志恒。南郊化工厂的财务科长。”他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没疯。我被关了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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