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当年不走包干到户的村庄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党支部|共同富裕|南街村|小岗村|许昌

1992年深秋，洛阳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位临颍来的推销员拍着印有“南街”字样的纸箱对旁人说：“再等几年，你们喝的饮料多半出自我们村。”当时许多人只是笑笑，却没想到这句自信的话后来竟成了现实。追溯南街村的路径，要从13年前的一个关键抉择说起。

1979年，全国上下对包干到户的讨论正热，河南许昌地委也派工作队到临颍做动员。随后不久，小岗村率先“摁红手印”，消息传遍中原。与之同时，南街村两委却在议事厅连开三夜会议，主题只有一句话——“要不要把土地、厂子分下去”。第三晚接近凌晨，时任支书王宏斌端着搪瓷缸起身：“咱们把刚整修好的机井填了去？还是再试一把集体？”话音落地，十几双手悄悄放在一起，决定逆潮流而动。

这一决定并非盲目。南街村地处沙性土平原，人均耕地本就不足两亩。分到户里，规模优势瞬间瓦解；再加上缺资金、缺技术，亩产极可能倒退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有过惨痛回忆——1976年的一场雹灾，让粮食减产近半，若非集体仓库分粮，许多家庭差点断炊。历史的阴影让他们对“各家单干”心有余悸。

然而，外部压力巨大。有人嘲讽“左脑袋”，甚至说南街村是“时代的逆行者”。为稳住人心，南街班子先从眼前可控的小厂入手。1981年，淀粉厂、砖瓦厂尝试外包，两年后却问题频出：账面盈余漂亮，工人工资却拖欠，设备维护停滞，连村集体的分红都成泡影。

1984年春，趁着农业生产会议的间隙，村里把两家厂重新收回，推行“干部领办、盈亏集体担”的办法。紧接着，散落在农户手里的两千多亩地陆续回归集体。承包关系没拆除，而是改成“工分+工资+福利”的混合制：出勤计分，年底核算，另附现金工资。此举兼顾公平与效率，最势利的后生也挑不出大毛病。

值得一提的是，南街村在制度设计上别具一格。“十个集体”——耕种、经营、分配、学习、教育、服务、管理、帮困、风险、决策——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闭环。每一环都写进了红皮《村规民约》，明晰又刚性。村口高杆喇叭每日三次准点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外来客人初听总觉新奇，可在村民心里，它们是作息、是节拍，也是提醒。

集体经济要站稳脚跟，终究得靠产业。南街村最早的突破口是粮食深加工。1985年建成挂面车间，三条半自动生产线昼夜不停。两年后，红遍大江南北的“礼拜天”方便面问世，一包标价三毛五，薄利多销，第一年就挣回了800多万元。紧接着，矿泉水厂、啤酒厂、彩印厂接连上马，和各地国有粮库、部队食堂签下长单，形成了“种—储—加—销”一体的闭环。

南街村不缺激情，但更难得的是秩序。所有大型投资须经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两道表决，项目评估、资金审计必须张榜公布。为了防偏差，1990年起执行“党支部决策—村务监督—群众评议”三段式监督，谁也不敢拍脑袋。村里人常说，“咱不是不信任谁，制度在，大家放心干活。”

群众的“获得感”体现在衣食住行。1993年建成的第一批五层楼房，每户配75或92平方米，两室一厅，厨房、卫生间独立。电冰箱、彩电、洗衣机成了标配，学龄儿童入学不要学杂费，老人看病免费，餐粮月月足额供给。与此同时，“使用权大于所有权”的条款牢记心间：触犯《村规》、扰乱集体秩序，福利随时暂停。如此刚柔并济，使南街村多年未现大规模搬迁潮。

进入21世纪，南街村把“集体”二字推向市场更深处。食品、饮料、包装、医药、旅游等28家企业组团出击，采用“控股+参股+租赁”多种手段布局外地。许昌、漯河、郑州均有南街工业园，共享品牌与技术。管理层一句口头禅颇为接地气：“产品出去，利润回来，风险别带回村。”

数据最有说服力：2010年销售额突破17亿元，2015年过20亿元；2019年达到23亿元，纳税6800万元。当年平均分红3.2万元，加上全年口粮、副食、医疗、取暖等实物折算，人均收入远高于当地县城居民。对比之下，安徽小岗村直至2018年才首次向村民发放股息，人均350元，这一冷一热，令人感慨。

外界评论南街模式时常走向两个极端：一种称其“封闭落后”，一种赞为“现代版集体经济”。其实它更像在缝隙中求生存的乡村样本。南街村也并非没有隐忧。市场行情急转时，集体资产固化导致调头缓慢；福利捆绑个人信用，管理成本居高不下。2014年啤酒车间曾出现订货下滑，村委连夜开会，将部分产线转产饮料，算是化险为夷。

不得不说，党建是南街村的主心骨。全村现有党员260余名，分布在各厂、各生产组。党支部书记兼任集团董事长，但党委会与董事会名单并不重叠，监督同在，权责分明。每到“七一”，党员宣誓仪式依旧在村史馆门前举行，简短而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