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三十三岁，在老家相亲相了七八回，次次都卡在彩礼和县城的首付上。最后一次相亲，女方连面都没露，媒婆带话过来，说人家嫌我年纪大，又没个稳定单位，除非彩礼加到二十八万，不然免谈。
我坐在自家院子里抽了半包烟，看着我妈在一旁抹眼泪，心里烦躁得不行。正好以前工地上的包工头在微信群里招人去非洲做基建，说包吃包住，一年能存下十几万。我没怎么犹豫，把烟头一踩，报名了。
安哥拉的太阳真毒。刚到罗安达郊区工地的头一个月，我后背脱了两层皮。我们负责修一条连接矿区和港口的公路，成天和红色的漫天沙尘打交道。工棚是铁皮搭的，白天像烤箱，晚上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除了干活，大家基本就是躺在架子床上刷缓存好的短视频，想家，想钱。
我的搭档是个本地黑人小伙，叫基卢。他负责开装载机，我负责现场调度和测量。基卢二十五六岁，性格特别开朗，干活虽然有点拖拉，但人很仗义。一开始我们只能靠手语交流。后来混熟了，加上我学会了一些英语，我们居然能聊很多复杂的话题。
基卢很喜欢抽烟，但他舍不得买，我每次抽烟都会扔给他一根。作为回报，他经常从家里给我带些当地的水果，有时候是几个熟透的芒果，有时候是一把芭蕉。
差不多干了大半年的时候，有一天中午休息，我们俩躲在装载机的阴影里躲太阳。基卢突然指着我手机屏幕上正在播放的国内婚礼视频问我，那是在干什么。我给他解释道那是中国人的婚礼，但是男人要娶女人，得花很多钱买房子、买车，还要给女方家里一大笔现金。
基卢听完，眼睛瞪得像铜铃，连连摇头，用蹩脚的英语夹杂着手势说：“你们中国人太疯狂了，这简直是在抢劫。”
我苦笑了一下，递给他一根烟，指了指自己：“所以我，三十三岁了，还没有老婆。”
基卢深吸了一口烟，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拍了拍我的肩膀：“朋友，我的村子里有很多好姑娘。你是个好人，不打人，还给我烟抽。我给你介绍一个，不需要什么房子车子，彩礼只要一头牛。”
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随口敷衍了一句：“一头牛？这么简单吗？明天我就去牵一头来。”
没成想，基卢把这话当真了。
那个周末我们工地放假了一天，放假那天基卢死活拉着我去他的村子玩。他的村子离工地大概三十多公里，我们坐着那种挤满人的破旧面包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那是一个很典型的非洲村落，低矮的土坯房，茅草屋顶，光着脚肚皮鼓鼓的小孩在红土地上跑来跑去。村里人看到我这个黄皮肤的外国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基卢很骄傲地把我领到了一座砖房前。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见到了娜拉。
娜拉是基卢的表妹，那年刚满十九岁。她从屋里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走出来，看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眼神有些慌乱。她穿着一件明显是旧货市场淘来的大码T恤，颜色已经洗得发白，下身是一条花布裙子。她不算那种让人惊艳的美女，皮肤是深棕色的，但眼睛特别亮，睫毛很长，透着一股原始的、怯生生的清纯。
基卢跑过去跟她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当地话，娜拉的脸随即肉眼可见地红了，低着头不敢看我，把衣服晾在绳子上后，匆匆跑回了屋里。
“怎么样？”基卢凑过来，冲我挤眉弄眼，“她叫娜拉，干活很勤快，性格很温和。她父亲前几年生病去世了，家里只有她和妈妈，还有两个弟弟。你如果有意，我去跟她妈妈说。一头牛，只要一头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