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2岁，不抽烟，不赌博，就是每天自己晚上总要小酌一杯。

又是一个人的晚酌：我把酒杯端起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

杯子里是二两白酒，不是什么好酒，超市货架上最普通的那种红星二锅头，我喝了快二十年。酒倒进玻璃杯里，灯光一照，清清亮亮的。我不急着喝，先凑上去闻一闻，那股辛辣的粮食香气钻进鼻子里，我眯起眼睛，这才抿了第一口。

火烧火燎地下去，再上来，变成一股暖意。

我不抽烟，不赌钱，老伴走了五年，儿女都在外地。白天我还能找人说说话——楼下棋摊坐一坐，超市里跟收银的小姑娘扯两句闲篇，菜市场跟卖豆腐的老王头拌几句嘴。可一到晚上，这间六十平的屋子里就只剩下钟在走的声音。

嗒。嗒。嗒。

所以晚上这一杯，不是酒，是个伴。

说起来这习惯还是老伴在世时养下的。那会儿她总说，你喝你的，我追我的剧，谁也别碍着谁。她就窝在沙发那头看那些谈情说爱的电视剧，我在这头端着我的小酒杯，电视里的声音混着酒香，满屋子都是热腾腾的活人气。

现在电视也开着，可我很少看。就是图个响动。

今天晚上我多倒了一点，因为今天是个日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日子，不是生日不是忌日，就是我年轻时候在厂里第一次当上班长的日子。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谁还记得这个呢，可我记得。那年我二十六，大年二十八，车间主任拍着我肩膀说，小张，从今天起你就是班长了。

那会儿我年轻，觉得日子还长着呢，长到看不见尽头。

后来呢。后来就是四十年车间里的机器声，一大群人一起老了，散了，有的走了。上个月老李头走了，比我大三岁，肝癌。我去医院看了一眼，老李头瘦得脱了相，身上的管子比胳膊还粗。我站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在走廊里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想。

回来之后，我戒了三天酒。第四天又倒上了。

不是馋，是觉得没必要。我都七十二了，再戒，还能戒出个长命百岁来？倒是这口酒，晚上端起来的时候，让我觉得这一天总还算有个念想，有个收尾，有点庄重的意思。

我吃菜就简单，一碟花生米，有时候多一碟拍黄瓜。花生米是我自己炸的，小火慢炸，不能急了，急了一准糊。炸好了晾凉，装玻璃瓶里，能吃一个礼拜。我把一颗花生米丢进嘴里，嘎嘣脆，再抿一口酒，那滋味，给个县长都不换。

我儿子上回回来，看我喝酒，皱着眉头说，爸，少喝点，医生说了。我没吭声，心想医生说什么了？医生说我血压有点高，少盐少油，又没说不让喝二两。再说了，我这一辈子什么都能忍，就这个，不想再忍了。

年轻时候忍得还不够多吗。

酒下去小半杯，身上热起来了，我把外套脱了，剩一件洗得发白的秋衣。这个秋衣老伴以前老说我穿不出去，领口都松了。可我就爱穿这件，穿了好多年了，软乎乎的，像长在身上一样。

窗外有人在放广场舞的音乐，远远的，若有若无的。我侧耳听了一会儿，听出是那首《最炫民族风》，嘴角动了一下。以前我总嫌吵，现在倒觉得这声音让这屋子没那么空了。

我又喝了一口，这次比前几口都大。酒下去得猛，我的眼眶立刻湿了，也不知道是辣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晚上这一顿酒，像是一个句号，给今天画上；又像一个省略号，意思是明天还在。我把最后一口酒喝完了，在嘴里含了一下，慢慢咽下去。

今天这杯，喝得正好。

我站起身，把杯子洗了，扣在碗架上。关了电视，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我听见外面那广场舞的音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都十点多了。

我走到阳台上，把窗户开了一条缝。十一月的夜风吹进来，有点凉，但是好闻，有桂花的味道。楼底下路灯还亮着，照着空荡荡的小区花园，长椅上空无一人。

明天还是这些事。买菜，做饭，炸花生米，晚上那杯酒。

我把窗户关上，慢慢地走向卧室。床头的灯开着，昏黄的，我老伴以前说这个灯太暗了，费眼睛，可我喜欢，觉得这个光像以前那种旧灯泡，让我觉得心安。

躺下去之前，我看了看床头柜上那个相框。黑白的，是我们结婚那年拍的，我穿着中山装，老伴头上别着一朵红绒花，两个人都年轻得不像话。

“今天喝得挺好，”我小声说，“不多不少。”

相框里的人当然没有回答我。我把灯关了，屋子里彻底黑下来。远处的马路上偶尔有一辆车经过，车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扫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一道弧，然后消失了。

我闭上眼睛。舌尖上还残留着一点酒的味道，淡淡的，慢慢散去了。

月亮从云后面出来了，银白色的光照着这座城市，照着七十二岁的我，也照着别处更年轻的、正在端起酒杯的人。

明天晚上，那个玻璃杯还会被倒满的。这事儿我知道，杯子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