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精选：虎门销烟，并非是彻底禁烟
取之于民，用之于己，是古代统治者解决贪欲和危机的惯用手段；当闯入利益分配者时，它们又会打着爱民的幌子赶走对方，再继续无限制地榨取民财。
公元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赶赴广东督办禁烟，并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237万斤，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虎门销烟”。
大多数人以为，虎门销烟是一场抵制外来鸦片生意，保护国民健康的禁毒行动；殊不知在落后、封建、愚昧、脏乱的清朝，统治集团怎么可能去考虑百姓的健康？
其实，虎门销烟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远比“抵制鸦片生意”更为严重的政治利益困局，清廷的铁饭碗朝不保夕了。
1.白银外流，抽空清朝国库
19世纪前，中国凭借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出口，长期占据对外贸易顺差地位，西方列强不得不以白银支付差额。
从公元16世纪到19世纪，这300年的时间，从全球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5.1—7.3万吨，折合16.3—23.36亿银两。
后来，英、法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将大量白银收回，便采用倾销鸦片的办法，一举抢占中国市场。
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后，开办大量罂粟种植园，依托工业革命成果，鸦片产量大幅提升，并和国内买办、不法商人官员勾结，将鸦片走私输入中国。
起初，清廷对于鸦片是摇摆不定，以太常寺卿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允许民间吸食鸦片，禁官不禁民；以内地罂粟种植取代外国进口。
好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以鸿胪寺卿黄爵滋为首的“严禁”派，反对鸦片贸易，上书道光帝，在《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指出鸦片带来的“民贫国穷”恶果。
电诈还未出现时，列强操控的“鸦片贸易”，用九个字概括：风险小、低成本、高利润！
从1808年起，清朝开始沦为白银净输出国，中国的白银，以年均500万两的速度外流，到后期年流失量，更是高达1000万两以上。
1840年鸦片战争前，从中国外流至世界的白银，大致在2.5亿两，接近清朝10年的财政收入。
这一串数字，意味着什么？
道光年间，一名百姓的每日衣食费为0.04两银子；一日有0.1两银子，都算小康生活；千万两白银，足以养活数百万百姓一整年。
白银的大量流失，导致国内银两短缺，白银通货紧缩，银价一路水涨船高！
1801年，每两白银可以兑换1040文铜钱，到1838年，时值鸦片战争前夕，每两白银，上涨到兑换1637文铜钱，这就是“银贵钱贱”。
对于清廷来说，鸦片贸易带来的白银外流，最危险的信号，便是税收减少，国库缺钱，不够维持统治集团骄奢的生活。
2.财政危机，民间税收锐减
鸦片的毒瘾，百姓的死活，社会的失衡，并非是清朝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如何把民财持续转移到手中，才是真谛。
清代的货币制度十分特殊：民间日常小物和大宗交易，以铜钱为主；但是，国家一切收支、赋税征收却以白银为准。
农民出卖农产品换来的铜钱，交纳赋税必须折合成银两；国内银价上涨，意味着同样的赋税，农民的赋税负担成倍加重，必须要卖出更多的粮食，才能换取到当初等量的白银。
在未有生产革命的清朝，农民无力种植更多粮食售卖，自然无力完税，清廷税收大幅萎缩，国库日益空虚，政权运转艰难。
公元1812年，清朝税收为4334万两白银，到1841年鸦片战争后，税收为3860万两。其中，田赋提供了总收入的75—80%。
清朝时期，社会发展依赖于小农经济，国防军事依赖于下层百姓，各级贵族、官僚、大地主中饱私囊，以满足私欲。
当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成为鸦片倾销的主要对象，一旦受损农民急剧增加，税收无法按时按量征收，数十年后，朝廷便无法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政权交替自然难以避免。
所以说，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能在短时间内攻略大半个中原，便是在外来鸦片贸易和高压赋税下形成的“鲶鱼效应”。
3.国家兵源和钱粮的危机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它将鸦片单纯对人体的危害，上升到维系国家发展的两大命脉—兵和饷。
兵源被鸦片侵蚀，上至官吏缙绅，下至工商农奴；军营之内，吸食者日益增多，昔日的训兵场，却成为鸦片的中转地，军队战力被严重削弱，何谈卫国戍边。
饷银被白银外流抽空，朝廷无钱养兵抚官、无钱备边，军队哗变、逃兵滋生、官员腐败作风，体系化的国家衰弱，自然难以避免。
1843年前，全国各省积欠地丁等项合银626万两之多。更为夸张的是，1853年时，户部存银，甚至难以支付士兵和官员的俸饷。
兵与饷互为表里，任何一端的崩溃，都足以动摇任何一个庞大王朝的国本！
流失的白银，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充实了列强的国库和军费，列强数次侵华战争，清廷数次割地赔款，将为白银外流到极限。
从1840年到1911年，战败赔款和外贸逆差，使得中国的白银外流达到12.5亿两以上，国家经济也因为白银的供给不足，陷入一蹶不振的增涨式衰败。
4.虎门销烟后的利欲争斗
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看到列强在鸦片上赚到的巨额利润，也考虑通过大面积种植国产鸦片，以征收重税挽回部分利权。
既然屡禁不止，那就躺平接受！
林则徐，这位虎门销烟的大功臣、坚定的禁烟派，也提出种植罂粟，弥补清廷的财政空缺，以国产抵抗外来鸦片的看法。
屠龙者，终成恶龙，这句话一点不假！
后来，清政府推行“寓禁于种”的国策，鼓励农民种植罂粟、制作鸦片，大量罂粟种植园，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各省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0%以上。
清朝罂粟种植园
19世纪60年代，国产鸦片制作工艺提升，价低质优，将进口鸦片打得溃不成军。
因为鸦片的利润，远高于粮食作物，许多百姓将家里大部分耕田，用来种植罂粟，而这样的后果也很严重，粮食产量锐减，饥荒频发，流民遍地，这和《大明王朝1566》的“改稻为桑”，有异曲同工之妙。
19世纪末，清朝已从鸦片的纯消费国，发展成为生产、贩售、吸食为一体的鸦片大国，全国吸食者高达1900万人以上。
可惜的是，鸦片带来的税收，却不能抵消其带来的危害；清廷只好和英国达成禁烟协议，在经济压力下被迫接受禁毒公约。
但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是，清廷各省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于鸦片，禁烟协议虽出朝廷，但是却遭到地方官吏的集体反对，成了尾大不掉的病症，一直延续到民国。
比如川军，戏称为双枪兵，一条长枪，另一条就是吸食鸦片的烟枪；在反战大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国军第87旅旅长张云魁，开场便将烟枪、鸦片全部销毁。
烟枪
5.虎门销烟的病症
虎门销烟，表面上是销毁毒品，实质却是一场关乎国家生存的经济战；钱和人的危机，才是这场销烟的真正动因。
林则徐，他作为封建君主专制下的官僚，首要维系的不是天下苍生，而是皇帝和朝廷的利益，其他一切都是附属品！
不过，一个明朝式封建巅峰政权组织模式，都能让它玩成部落酋长（军机处的建立）式的倒退，猛然间玩资本公司，丑态百出也十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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