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安全备受瞩目的背景下，新加坡推出全新管理框架，力求从根本上遏制霸凌现象。整整六个月，阿德里安娜·林·埃斯卡诺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每天照常上学，对自己的遭遇只字不提。
他曾试图做正确的事——在一群男孩霸凌同学时挺身而出，却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迎来了长达半年的痛苦折磨、恶意谩骂与社交孤立。
直到另一位家长打来电话，告知她儿子曾向朋友表露过自杀念头，这位母亲才如梦初醒。
校方姗姗来迟的干预，仅仅是纪律委员会的一次谈话。没有停课，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戒。“他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是否还有公道，学校里是否还有真正在乎他们的可靠成年人。”47岁的埃斯卡诺坦言。她是一家分销与零售概念公司的创始人。
这起事件发生在2024年。本月，新加坡教育部公布了一套全新的标准化纪律处分方案，旨在应对校园霸凌问题。
此前两起备受瞩目的校园霸凌事件引发了政府的全面审查，新措施正是基于审查结果出台。该方案旨在建立一个更为清晰的惩戒框架，以取代以往“一事一议”的处理方式。根据新规，屡次犯下严重过错的学生将面临5到14天的停课处罚。
对于小学高年级及以上的男生，校方最多可施以三下鞭刑。早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这种纪律惩戒方式就已在当地学校合法存在。
新加坡教育部长李智陞将这些措施形容为惩戒与康复的平衡。
新加坡的全国课程体系也将迎来更新，重点强化“价值观教育”。新增内容包括旨在培养同理心、鼓励学生守望相助的角色扮演练习。
此次政策审查，部分源于两起引发公众强烈抗议的恶性事件。
去年，康林小学的三名学生因威胁杀害一名同学及其家人而被停课，其中一人被处以鞭刑。而在蒙福中学，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几名学生将一名男孩绊倒，并在其倒地后不断踢踹。新加坡教育部表示，涉事的这三名中一学生都将面临鞭刑、留校察看及停课处罚。
接受采访的家长普遍对新的标准化惩戒框架表示支持，包括对最严重的违纪者施以鞭刑。但也有家长指出，在霸凌者有机会挥起拳头前，学校还需要在源头预防上投入更多精力。“比起事后处理，我们可以探索更多预防的方法。”40岁的企业主林恩·邦表示。她育有两个分别12岁和13岁的儿子，“或许学校可以尝试小班授课，从小学阶段就引入以品格为核心的教育。”
金融服务顾问伊丽·莉亚娜是一个11岁女孩和9岁男孩的母亲。她认为，鞭刑必须与适当的心理辅导相结合，霸凌者、受害者及其家长都应获得相应的支持。“霸凌的后果可能极其严重，甚至会导致受害者产生自杀倾向。”她强调，“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埃斯卡诺对新措施表示欢迎，但她主张，实施身体暴力的霸凌者应与受害者隔离，直到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具备自我控制能力。
她同时警告，不应过度依赖将恐惧作为长期的解决手段。“这种基于恐惧的惩罚确实能起到威慑作用，或许能在短期内遏制问题。”她坦言，“当受苦的是你自己的孩子时，鞭刑或开除等严厉惩罚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单靠这些措施往往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源，也无法帮助任何人真正实现疗愈与成长。”
埃斯卡诺进一步分析指出，从长远来看，霸凌往往源于其他深层次问题，如自尊心受挫、家庭生活困顿以及人际关系破裂。“我们需要帮助这些个体重新步入正轨。”她补充道。
这种张力正是当前争论的核心所在。临床精神科医生阿德里安·王认为，只有在心理辅导和支持措施均告失效的情况下，才能将鞭刑作为绝对的最后手段。
他提醒道：“这种做法存在一种风险，即它可能只会换来表面的顺从，而无法培养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通过施加肉体痛苦，实际上是在向学生传递一个错误信号——使用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新加坡“巢穴”培训诊所联合主任谢丽·陈引用了多项研究指出，体罚往往会导致儿童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反社会行为和攻击性。
她分析称，体罚向儿童灌输的观念是：“如果我做错了事会挨打，那么当别人得罪我时，我也可以打他们。”考虑到这些惩罚措施是在儿童性格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实施的，这可能会在未来引发更深层的系统性问题。
谢丽·陈认为，最有效的干预措施应建立在人际关系层面，包括在课堂上培养友谊，鼓励孩子们相互支持并为彼此挺身而出。她同时强调，家庭中积极的教养方式同样至关重要。“通过身心健康的成年人进行引导，将规范从惩罚性措施转向更具同理心的理解与问题解决，这或许是构建更具协作性的社会网络以应对该问题的有效途径。”她表示。
狮城私立心理健康诊所“承诺医疗”的儿童与青少年服务主管陈素琳指出，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鞭刑能否在当下换取学生的顺从，更在于它在潜移默化中传达了怎样的价值观。“惩罚性措施或许能制止某种行为，但如果缺乏反思和技能培养的机会，它们可能无法消除潜在的冲动。”她补充道，这类做法甚至可能“引发被压抑的怨恨，而非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作为一名教育心理学家，陈素琳认为，应对霸凌最有效的方法是将惩罚性措施与主动支持相结合，将反社会行为扼杀在摇篮中。“正是这种多管齐下的结合，而非任何单一措施，使得学校既能有效应对霸凌，又能从根本上降低其滋生的可能性。”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杰森·陈分析指出，公众对惩罚机制缺乏透明度的担忧，促使教育部出台了这项新政策。他补充说，新框架让家长和公众更清晰地了解霸凌者可能面临的后果。
但他也警告外界不要期望过高。他指出，教师将继续承担最沉重的负担——他们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时间远超任何心理辅导员或支持人员。此外，教师还需肩负起艰难的善后工作，既要确保“班级氛围充满包容，不排挤受害者和霸凌者，同时还要采取修复性措施，弥合学生间破裂的关系”。
他坦言，归根结底，由于涉及潜在的权力失衡以及社会与制度规范，任何政策框架——无论设计得多么完善——都无法彻底根绝霸凌现象。“这正是该问题如此棘手的原因。”他表示，“这是所有国家都无法彻底消除的顽疾之一。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预防它的发生，并尽最大努力处理好善后工作。”
在应对这一问题上，新加坡并非孤军奋战。在马来西亚，13岁女学生扎拉·凯里娜·马哈蒂尔去年的离世，将校园霸凌问题推向了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
去年7月，这名女生从沙巴州一所伊斯兰寄宿学校的三楼阳台坠落，随后被发现昏迷在宿舍外，并于次日不幸身亡。此后，五名青少年因涉嫌霸凌她而被起诉，但他们均拒绝认罪。
今年1月，马来西亚通过了《2026年反霸凌法》，设立了专门的法庭，有权命令肇事者或其父母支付高达25万林吉特的赔偿金。在马来西亚的学校中，鞭刑依然是对男生合法的惩罚方式。
印度尼西亚今年也采取了行动以根除霸凌现象。今年3月，印尼中小学教育部长阿卜杜勒·穆蒂宣布，每所学校都必须成立由教师、家长和社区成员组成的专门工作组。该工作组有权在30天内对霸凌举报进行调查，并在确认霸凌事实后，进行全面的家庭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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