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至19日，第五届安塔利亚外交论坛在土耳其举行。彼时，距2月28日美以突袭伊朗还不到两个月，中东局势仍处在战火外溢、航运承压之际。论坛期间，多国围绕美以伊战事、海湾安全、加沙局势和战后安排密集发声，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第三次外长会。与前几轮主要聚焦止战和降级的话题不同，此次四国外长会开始触及“战后安全安排”，并明确表示，应更多在“地区所有权”和“以地区方案应对地区挑战”的原则下讨论中东后续安排。
到这一步，安塔利亚讨论的已不只是怎样止损，而是谁来安排中东。土耳其外长费丹在论坛闭幕时说：“如果这个地区继续等待救世主，那么这些问题将永远困扰我们。”这句话点破了一种趋势：地区国家不愿再只做外部安排的承受者，而是要求把地区问题更多掌握在自己手中。
阿拉伯世界表达多种诉求
中东从来不是没有秩序，而是长期缺乏由本地区自己主导生成的秩序。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英法的战后安排塑造了现代中东的边界；冷战时期，地区安全被纳入大国竞争；冷战后，美国主导战争、制裁和同盟体系。于是，这个地区长期面对一种结构现实：重大议题先由外部力量设定框架，而最沉重的代价却首先落在地区国家自己身上。
阿拉伯世界在安塔利亚发出的不是一种声音，而是几种声音同时出现、彼此交错。埃及代表调停的声音。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明确表示，埃及和巴基斯坦正在“非常努力”地推动美伊达成最终协议。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表明阿拉伯国家不愿只做战火外溢后的承压者，而是试图进入危机处理和后续安排的中间位置。这背后至少有两层考量：其一，埃及不愿中东重大安排继续在华盛顿、特拉维夫和德黑兰之间来回摆动，而阿拉伯国家只能在事后消化冲击；其二，埃及也在借这一轮危机重新争取自身在阿拉伯世界中的调停者地位。对开罗而言，调停不只是“劝和”，更是防止本地区再次被排除在决定地区命运的过程之外。
海湾国家的声音更尖锐。它们最担心的是美伊谈判如果继续只围绕铀浓缩和海峡通行展开，就可能把导弹、代理人战争和地区安全失衡这些更直接的问题继续边缘化。在美伊前几轮谈判完全将海湾国家排除在外之后，这种不满达到了顶点。海湾国家一边承担着最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外溢后果，一边却对自己被排除在正式决策之外越来越不满。它们担心可能再次陷入一种极为被动的处境：一边要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包括经济备灾和安全兜底），一边却无法在制造风险的谈判桌上，为自己的预案争取空间。
还有一层更深的地区心态。许多阿拉伯国家并不希望看到伊朗无限坐大，但也同样不愿看到伊朗被一路削弱到失去制衡能力。一个过度强大的伊朗可能构成威胁，一个不断被削弱的伊朗，对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同样是挑战。这种“不选边”的实质，是选了自己——既不想回到被某个大国完全主导的旧秩序，也不想坠入被某个地区强权或持续战争支配的新困境。
此外，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长法尔辛·阿加贝基安·沙欣在论坛上表示，美以伊战事正在把国际注意力从加沙转移开，“整个议题都被边缘化了”。对阿拉伯世界而言，中东秩序从来不只是海峡、油价和供应链的问题，还有巴勒斯坦问题会不会再次被更大的地区危机吞没。若把这一层漏掉，所谓“中东秩序之变”就会只剩安全技术层面的变化，而失去阿拉伯政治与道义关切。
拒绝做外部安排的承受者
安塔利亚外交论坛在土耳其举行绝非偶然。土耳其近来一边公开支持继续谈判，一边把四国外长会议嵌入论坛的整体议程，本身就说明它想要争取的是一种平台型影响力。土耳其并不拥有决定中东命运的权力，却希望在“谁来安排中东”的问题上占据一个更靠前的位置。未来地区秩序的演变，未必首先体现为某个单一国家主导一切，更可能体现为谁能组织会场，谁能连接各方，谁能把地区焦虑从分散的不满变成持续的议题。
这些声音的优先关切并不相同，甚至存在内在张力。埃及更在意的是进入调停过程，海湾更在意的是把自身安全关切重新送回议程中心，巴勒斯坦最担心的是加沙再次被更大的战争边缘化，土耳其则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会场提供者、协调者和议程组织者。但这些差异本身，恰恰构成了一个比“团结”更真实的画面，因为它们反对的是同一种旧格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东秩序已经回到中东”。外部力量并没有退出，美国仍深嵌地区安全结构。更重要的是，中东内部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统一，能够把地区共识真正转化为执行力的机制。正因如此，安塔利亚外交论坛这样的对话平台才显得重要：它并不代表一个成熟的地区新秩序已经出现，恰恰说明旧有机制仍然不足，新的协调形式才会不断冒出来。这不是说中东已经摆脱外部塑造，而是说由外部单独定义中东、由地区被动承受后果的旧秩序，正在越来越难以维持。
安塔利亚会议最大的意义在于抛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东的未来，究竟应由谁来安排？中东问题可以继续复杂，但不能永远由离风险最远的人决定其命运，再让离风险最近的人承受代价。
（作者系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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