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她叫什么？”
妻子淑芬第十次问我。我摇摇头，把最后一口面汤喝完，碗底朝天。
“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天天惦记？”
我没说话，起身收拾碗筷。
那个在我音像摊旁蹲了三年的哑巴姑娘，已经失踪一个星期了。所有人都说她走了好，只有我，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直到那天下午，我收拾被她坐过的货架角落，翻到了一盘不属于我的磁带。我把它揣回家，塞进那台旧录音机里，按下播放键。
“咔哒”一声后，我瘫坐在了地上。
01
她第一次出现，是88年夏天。
那年我二十六，刚从快倒闭的纺织厂下岗，在县城最热闹的工人俱乐部旁边，支了个小摊卖磁带。
天热得像个蒸笼，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我正拿个小马扎坐在摊子后面，用蒲扇扇着风，听一盘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她就那么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摊子前面。
瘦，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像根被太阳晒干了的豆芽菜。头发黄拉拉的，乱糟糟地贴在脸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男式衬衫，裤腿一高一低。
她也不看我，也不看摊上的磁带，就在我摊子旁边那块空地上，靠着墙，缓缓蹲了下去。
我以为是来躲太阳的，没理她。
一盘磁带放完了，A面换B面。她还蹲在那，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上的一道裂缝。
“哎，”我朝她喊了一声，“小姑娘，要买带子吗？”
她没反应。
“不买就别挡着我生意。”我又喊。
她还是没动，像没听见。
我火气上来了。这年头生意不好做，一天开不了几张，她这么个脏兮兮的人蹲在旁边，谁还愿意过来？
我站起来，走到她跟前：“跟你说话呢！听见没？”
她终于抬起头。
那是一双很大的眼睛，眼珠子特别黑，衬得脸更小更白。她看着我，眼神里没什么情绪，不害怕，也不躲闪，就是那么看着。
我被她看得一愣，准备好的骂人话，卡在喉咙里没出来。
“走走走，”我挥挥手，像赶一只猫，“去别处蹲着去。”
她看了我一会儿，又低下头，继续看地上那道裂缝。
嘿，这人。
我拿她没辙，总不能动手吧。我回到摊子后面，气得把风扇开到最大档，对着她那边吹。
她还是不动。
那天下午，她就在我旁边蹲了四个小时，直到我收摊。我把一箱子磁带往自行车后座上绑，她才站起来，慢吞吞地走了，拐进了旁边的小胡同。
我当时想，这人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明天应该不会来了。
结果第二天，我刚出摊，她又来了。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姿势，蹲下，看地。
02
就这么过了半个月。
她每天比我来得早，比我走得晚。不说话，不惹事，就蹲在那儿。
市场里的人都注意到她了。隔壁卖瓜子的老王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小李，那姑娘你家亲戚？”
我摇头：“不认识。”
“不认识她天天蹲你这儿？”老王一脸不信，“我跟你说，这种人少招惹，指不定是哪儿跑出来的，身上有事。”
我没吱声。
那天中午，我啃着我老婆淑芬给我烙的饼，眼角余光瞟见她。她还是那个姿势，但喉咙动了一下，像是在咽口水。
我心里不知怎么，动了一下。
我从包里又拿出一张饼，是猪油渣的，香得很。我走过去，递到她面前。
“吃吧。”
她抬起头，看着饼，又看看我，没接。
“拿着啊，”我有点不耐烦，“给你就吃。”
我把饼硬塞到她手里，转身回了摊子。
过了一会儿，我偷偷看她。她小口小口地吃着，吃得很慢，很仔细，想怕把饼渣掉在地上。
从那天起，我每天带两个人的饭。一个肉包子，或者一张饼。我递给她，她就接着，然后小口吃完。
我们还是不说话。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你叫什么？家在哪儿？”
她只是看着我，摇摇头。
“你是不会说话？”我又问。
她点了点头。
原来是个哑巴。
我心里叹了口气，没再问了。问了也白搭。
她好像也知道自己招人嫌。每次有人来我摊上买磁带，她就往墙角缩一缩，尽量不让别人看见她。
有回来买磁带的是个年轻姑娘，挑了半天，要一盘邓丽君的。我给她包好，她付了钱，刚要走，看见了角落里的哑巴姑娘，吓了一跳。
“哎呀，这谁啊？吓死我了。”
我赶紧说：“没事没事，不碍事。”
那姑娘皱着眉走了。
老王又凑过来：“你看你看，影响生意吧？你就是心太软。”
我没理他。
哑巴姑娘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冲我鞠了个躬，然后跑了。
那天下午，她都没再回来。
我心里空落落的。
第二天，我出摊的时候，心里还在想她今天会不会来。
结果我到的时候，她已经蹲在那儿了。
看见我，她站起来，从背后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用细竹篾编的小蚂蚱，编得很精致，须子腿儿都全。
我愣住了。
她把小蚂蚱塞我手里，又指了指我摊上挂着的一排磁带，然后对我笑了笑。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
我心里那点不快，一下子就没了。
03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春去秋来，工人俱乐部前面的那棵大槐树，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她在我摊子旁边，一蹲就是三年。
她好像也没别的地方去，就把我这儿当家了。夏天，我给她一瓶汽水。冬天，我给她一个烤红薯。她也不白吃，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会帮我看着摊子。有她在，我上个厕所都踏实。
市场管理员赵经理找过我好几次。
“李辉，你那摊子旁边那姑娘，到底怎么回事？”赵经理是个胖子，说话官腔十足。
“我一远房亲戚，”我撒了谎，“脑子不好，家里没人管，我照看着。”
这是我第一次为她撒谎。
“亲戚？”赵经理一脸怀疑，“我可听老王说了，她是个哑巴，来路不明。”
“是哑巴，可不是坏人。”我说，“她不偷不抢，不碍着谁。”
“怎么不碍着谁？影响市场形象！”赵经理一瞪眼，“下周市里要来检查卫生，你赶紧让她走。不然，你这摊子也别摆了。”
我心里一沉。
晚上回家，我跟淑芬说了这事。
淑芬正在给我织毛衣，听完叹了口气：“辉子，我知道你心善。可她总这么跟着你，也不是个事儿。你一个大男人，她一个小姑娘，别人怎么看？”
“别人爱怎么看怎么看。”我有点烦躁。
“那赵经理那边怎么办？你这摊子，是咱家唯一的进项。”
我没说话，坐在沙发上抽烟。
第二天，我给了哑-巴姑娘十块钱，又给她写了张纸条。
纸条上写：这几天别来了，有人检查。
她看了看纸条，又看了看我，点了点头，把钱收下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她真的没来。
我每天出摊，总觉得旁边少了点什么。听不见磁带声的时候，周围安静得让人心慌。
老王凑过来：“哎，我说你那哑巴亲戚呢？走了？”
“嗯。”
“走了好，省心。”老王磕着瓜子，“我就说你别揽那事儿。”
一个星期后，检查结束了。
第二天我出摊，心里想着，她今天该回来了吧。
可我等到中午，她都没出现。
我有点慌了。
她不会真走了吧？就为了那十块钱？
我正胡思乱想，一抬头，看见她从胡同里走出来。
她还是那身旧衣服，但洗得很干净。她走到我跟前，把那十块钱递还给我。
然后，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
是一双新袜子，带塑料包装的，底下还贴着价签，一块五。
我看着那双袜子，又看看她，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
04
90年开春，市场里出了个贼。
专偷卖衣服的摊儿，今天丢条裤子，明天少件衬衫。大家伙儿都提心吊胆的。
我的磁带不值钱，贼不惦记，但我还是多了个心眼。
那天下午，人最多的时候，我摊上围了三四个人。一个要张学友的，一个要童安格的，我忙着找磁带，收钱，有点乱。
就在这时候，我感觉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肘。
我回头，是哑巴姑娘。
她蹲在角落里，眼睛却盯着我身后一个穿夹克的男人。她冲我使了个眼色，又用手指了指那男人的口袋。
我心里一动，没吱声。
我假装继续找磁带，用眼角余光瞟着那个男人。他个子不高，贼眉鼠眼的，手插在口袋里，眼睛却在旁边卖皮带的摊上乱转。
我注意到，他口袋鼓鼓囊囊的，露出一角蓝色的布料。
跟隔壁摊上刚丢的那条牛仔裤，颜色一样。
我悄悄给隔壁摊主老孙使了个眼色。老孙会意，从摊子后面绕了过去。
“哎！哥们儿！”老孙一把按住那男人的肩膀，“口袋里啥啊？拿出来看看。”
那男人一下就慌了，推开老孙就想跑。
市场里的人“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最后，从他身上搜出来三条裤子，两件衬衫，都是市场里各家丢的。
人被送去了派出所。
老孙提着两条烟过来谢我：“辉子，多亏你了！不然我这损失大了！”
我摆摆手：“不是我，是她。”
我指了指角落里的哑巴姑娘。
她见我看她，又往墙角缩了缩。
老孙愣了一下，走过去，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要塞给她。
她死活不要，站起来就跑了。
从那以后，市场里再没人说她是叫花子，是累赘。
大家看她的眼神都变了。
老王见了她，会主动递根油条。卖水果的大婶，会塞给她一个苹果。
她还是不说话，但会冲人笑笑，或者鞠个躬。
淑芬也知道了这事。
“那姑娘，倒是个好人。”她说，“就是可怜。”
那天晚上，她给我收拾换季的衣服，从我旧裤子口袋里，翻出那个竹篾编的小蚂蚱。
“这玩意儿你还留着？”
“留着吧。”我说。
05
91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
一场雨接着一场雨，天总是阴沉沉的。
生意也跟着淡下来。一天到头，卖不了几盘带子。
那天早上，我照常出摊。
哑巴姑娘已经蹲在那儿了。她身上披着一件我不认识的旧军大衣，看着有点臃肿。
我把一个热乎乎的茶叶蛋递给她。
她接过去，没立刻吃，而是抬头看了看天。
天阴得像要塌下来。
她忽然站起来，拉了拉我的袖子，指了指天，又指了指我摊上那箱没盖防雨布的磁带。
我愣了一下：“你是说……要下雨？”
她用力点头。
我看看天，将信将疑。天气预报说今天没雨。
“没事，”我说，“下雨了我再收。”
她急了，又拉我，指着那箱磁带，一个劲儿地摆手。
我拗不过她，只好从车上扯下塑料布，把摊子盖了个严实。
“行了吧？”我冲她笑笑。
她这才点点头，重新蹲了下去。
结果，刚过十点，天“哗啦”一下就破了。
豆大的雨点砸下来，市场里的人乱作一团，纷纷收摊。
我因为提前盖了布，一点没淋着。
隔壁老王就惨了，一堆瓜子花生全泡了汤，气得他直骂娘。
“嘿，辉子，你小子神了啊，怎么知道要下雨？”老王一边收拾烂摊子一边喊。
我看着蹲在屋檐下躲雨的哑-巴姑娘，她正小口小口地吃那个已经凉了的茶叶蛋。
雨下得很大，我们在屋檐下，离得很近。
我能闻到她身上那件旧军大衣传来的、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
“你这衣服哪来的？”我问她。
她指了指对面的垃圾箱。
我心里又是一酸。
雨停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她站起来，准备走。
我叫住她：“哎。”
她回头。
我从钱包里掏出五十块钱，递给她：“去买件新衣服吧，天冷了。”
她看着钱，没动。
“拿着，”我说，“算我借你的。以后有钱了再还。”
她犹豫了很久，才伸出手，轻轻拿走了那张钱。
她拿着钱，没立刻走，而是走到我摊前，从一堆打折处理的磁带里，拿起一盘。
是盘《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
她把磁带递给我，又指了指那五十块钱。
意思是，这盘带子，她买了。
我哭笑不得：“这带子五块，找你四十五。”
她摇摇头，把磁带又放回我手里，转身跑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湿漉漉的巷子口。
我手里攥着那盘《梁祝》，心里五味杂陈。
06
从那天起，她就失踪了。
第一天，她没来。
我以为她买衣服去了，或者是有别的事。我把她爱吃的肉包子放在摊子角落，想着她来了就能吃。
可等到收摊，包子都凉透了，她也没出现。
第二天，她还是没来。
我心里开始打鼓。
老王问我：“你那哑巴亲戚呢？怎么两天没见了？”
“可能……回家了吧。”我含糊地说。
“她还有家？”老王一脸不信。
我没理他，心里越来越慌。
她在这儿蹲了三年，风雨无阻，一天都没落下过。怎么会突然不见了？
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出了什么意外？
我越想越不踏实。
收了摊，我没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她常去的那几条小胡同。
“哎，大妈，你见着一个瘦瘦的、不会说话的小姑娘没？”我逮着人就问。
“没注意。”
“好像……昨天是见着一个，往东边去了。”
我顺着人指的方向，一路找到了火车站。
车站里人来人往，我找了半天，眼睛都看花了，也没找到她。
晚上回家，淑芬看我脸色不对。
“怎么了？丢钱了？”
“那哑巴姑娘，不见了。”
淑芬愣了一下：“走了？”
“不知道。”我把车钥匙往桌上一扔，“两天了。”
“走了不也挺好吗？”淑芬说，“她总不能在你摊子边上蹲一辈子吧？兴许是想家了，回去了。”
“她要是能回去，早回去了。”我点了根烟，“我怕她出事。”
“能出什么事？一个大活人。”淑芬嘴上这么说，但还是给我倒了杯热水，“别想太多了，兴许过两天就回来了。”
可又过了三天，她还是没回来。
我彻底慌了。
我去了趟派出所。
值班的民警听我说了情况，打着哈欠问：“叫什么？多大？身份证号多少？”
我一问三不知。
“姓名、年龄、身份信息都不知道，你让我们怎么找？”民警一脸不耐烦，“再说了，一个成年人，失踪不到四十八小时，不予立案。”
“都五天了！”
“那也得她家人来报案。”民警摆摆手，“行了行了，回去等消息吧。有情况我们会通知你。”
我从派出所出来，天正下着小雨。
我站在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第一次感到那么无助。
她就像一滴水，掉进了人海里，连个响儿都没有。
07
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摊子角落里那个她常坐的位置，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我每天还是会下意识地多带一份早饭，走到摊前才想起来，她已经不在了。
老王不再问我，市场里的人好像也渐渐忘了她。
只有我知道，那个位置，空了。
那天下午，一个中年妇女来我摊上，说她前几天买的磁带是坏的，要我退钱。
我拿过来一看，是我处理的那批带子，五块钱一盘。
“大姐，这便宜带子，有点小毛病正常。”我好声好气地说。
“什么叫小毛病？根本就不响！”她嗓门一下就高了，“你这是骗人！”
我不想跟她吵，从钱盒里拿出五块钱递给她：“行行行，退你。”
她拿了钱，还不依不饶：“你们这些做生意的，心都黑！”
我没吱声，等她骂骂咧咧地走了，才蹲下身，开始整理那箱处理磁带。
这箱带子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流行歌曲、古典音乐、评书相声。都是些压了很久卖不出去的货。
我把带子一盘盘拿出来，用抹布擦擦灰，重新码好。
就在我快要整理完的时候，我摸到了一盘不一样的磁带。
它没有塑料封套，就是一个光秃秃的黑色带壳，上面贴着一张白色的纸标签。
标签上什么都没写。
我掂了掂，感觉比普通的带子要重一些。
我把它翻过来，看到带壳的角落里，用小刀刻着一个很小的字。
字迹很浅，我眯着眼看了半天，才认出来。
是个“林”字。
我愣住了。
这不是我的磁带。我摊上所有的带子，我都心里有数，从来没有这么一盘。
是谁的？
是哪个客人落下的？还是……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但又觉得不可能。
我把磁带揣进口袋里，心里乱糟糟的。
晚上回家，我把磁带的事跟淑芬说了。
“一盘破带子，有什么好琢磨的。”淑芬正在洗碗，“兴许是哪个客人不要了，随手扔你箱子里的。”
“不对，”我说，“那箱子我前几天刚整理过，没有这盘。”
“那就是你记错了。”
我没再跟她争。
吃完饭，我找出家里那台落满灰尘的红灯牌录音机。
这是我结婚时买的，好几年没用过了。
我找了块布，把录音机擦干净，插上电。
然后，我把那盘黑色的磁带，塞了进去。
08
录音机很旧了，按下播放键的时候，发出“咔”的一声，有点卡顿。
我心里莫名地紧张，手心都出了汗。
磁带开始转动，发出“沙沙”的电流声，像老式收音机没调准频道时的声音。
淑芬从厨房出来，看我摆弄那台老古董，笑了：“你还真听啊？小心把带子绞了。”
我没理她，眼睛死死盯着录音机。
“沙沙”声持续了大概十几秒。
我以为是盘空带子，正准备按停止键。
突然，电流声停了。
喇叭里传来一个声音。
不是音乐，也不是说话声。
是一阵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
是个女孩的声音，哭得撕心裂肺，又好像在拼命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那声音，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在黑暗里呜咽。
我跟淑芬都愣住了。
“这……这是什么？”淑芬的脸白了。
我摇摇头，示意她别说话。
哭声持续了将近一分钟，然后停了。
又是“沙沙”的电流声。
我以为结束了，刚要松口气。
一个清晰的、带着浓重鼻音的女孩声音，从喇叭里传了出来。
那声音很轻，很慢，像是在念稿子，每个字都说得很用力。
她说的是普通话，但口音有点怪，不是我们本地的。
“李辉，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应该已经走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李辉，是我的名字。
“别找我，”那个声音继续说，带着哭腔，“你找不到的。”
“我不是哑巴。我只是……不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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