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3年，我兜里揣着东拼西凑的八十块钱，挤上了南下东莞的绿皮火车。
整整一天一夜，我把拿半条命抢来的硬座让给了一个断腿老头，自己站得双腿发烂。
老头下车前塞给我半个破烟盒，上面留了个号码，说有事找他儿子。
三个月后，我在广东被黑心包干打断了肋骨，扣了身份证，扔在臭水沟里等死。绝境下我拨通了那个号码。
半小时后，几辆黑色大奔直接把街封了。
车上下来个戴大金表的男人，看了我一眼，突然掏出一把钞票狠狠砸在我脸上……
1993年的春天，风里带着冰碴子。
火车站的广场上全是人。像一堆堆黑压压的蚂蚁。
编织袋、扁担、破棉被堆得像小山。
我背着一个化肥袋子。里面装了半袋子家乡的干木耳和两套换洗衣服。
火车的汽笛响了。声音刺耳。像一头被人捅了一刀的老牛在吼。
绿皮火车的车门一开，人群就疯了。
我仗着二十一岁的身板，硬生生从车窗翻了进去。
我的车票是硬座。11号车厢，07座。
这票是我爹卖了两头猪，托了乡里邮电所的熟人弄来的。
车厢里是一股能把人熏个跟头的味儿。
汗酸味、劣质旱烟味、橘子皮味，还有厕所里飘出来的尿臊味。全混在一起。
过道里挤满了人。连座位底下的空当里都钻进去了两三个汉子。
我坐在07座上。死死抱着我的化肥袋子。
火车哐当哐当开动了。
车窗缝里漏进风来。吹得人脸皮发紧。
大概过了两站地。车厢连接处传来一阵骂娘声。
“挤什么挤！没长眼啊！”
“死瘸子，滚一边去！”
我伸长脖子看过去。
人堆里挤出来一个老头。
老头大概六十来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领口磨破了边。
他右腿膝盖底下空荡荡的。裤腿挽了个结。
胳肢窝里夹着一根粗糙的木拐杖。拐杖头上包着一块破胶皮。
老头被周围的人推来搡去。
木拐杖没撑住。“吧嗒”一下滑倒了。
老头重重摔在满是瓜子壳和浓痰的铁皮地板上。
旁边的人赶紧往后缩。生怕老头碰瓷。
有个穿花衬衫的年轻人不仅没扶，还踢了一脚老头的木拐。
“别挡道！要饭去外头要去！”
老头没吭声。咬着牙去够那根拐杖。
他那张脸全是皱纹。像风干的老树皮。眼神却狠得像头老狼。
那眼神我熟。
我爹从房梁上摔下来摔断腿的那天，也是这个眼神。
我站了起来。
把化肥袋子往座位底下一塞。拨开挡在前面的人。
我走过去，一把揪住那个穿花衬衫的领子，往后一甩。
花衬衫撞在椅背上。刚想骂人，我瞪了他一眼。
我不算高，但一身腱子肉。从小在山里砍柴挑水练出来的。
花衬衫闭了嘴。
我弯下腰，捡起木拐杖。塞进老头的手里。
然后一把抓住老头的胳膊，硬生生把他拽了起来。
老头挺沉。骨头很硬。
我没说话。半拖半抱地把他弄到了我的07号座位旁。
“坐下。”我说。
老头愣了一下。看了看座位，又看了看我。
“这是你的座。”老头开口了。嗓音像砂纸打磨铁锈。
“让你坐你就坐。”我按住他的肩膀，把他压在座位上。
周围的人都拿看傻子的眼神看我。
那时候的硬座票比金子还贵。多少人为了抢个座能打破头。
老头没再推辞。
他把木拐杖竖在腿边。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
我转过身，挤到了两节车厢连接处的厕所门边。
那里风最大，味最重，但能靠着墙。
漫长的折磨开始了。
火车开得很慢。逢站必停。
车厢里的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换个姿势都困难。
天渐渐黑了。
车厢里的顶灯昏黄。一闪一闪的。
打呼噜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靠在铁皮墙上。两条腿开始发麻。
到了后半夜。麻木变成了胀痛。
像是有无数根针在小腿肚子里扎。
我只能把重心在一左一右两条腿上倒换。
脚底板像是踩在烧红的铁板上。
半夜三点多。车厢里最安静的时候。
我斜对面的座位底下，有个黑影在动。
那是三只手。火车上的扒手。
黑影手里捏着一片刮胡刀片。正慢慢靠近一个女人的帆布包。
我咳嗽了一声。
声音很大。在车厢里回荡。
黑影手一哆嗦。刀片掉了。
他抬起头，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迎着他的目光。毫不退缩。右手摸到了后腰的皮带扣上。
黑皮带扣是实心大铜疙瘩。打起架来能砸破头。
黑影看了我一会儿。缩回了座位底下。
我感觉有人在看我。
转过头。是那个断腿老头。
老头没睡觉。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亮得吓人。
天亮了。
窗外是灰蒙蒙的田野。
老头从布兜里掏出两个冷硬的白面馒头。
他咬了一口。嚼得很慢。
然后他抬头看着我。把剩下的那个馒头扔了过来。
馒头在空中划了条线。我一把接住。
馒头硬得像石头。
“吃。”老头说了一个字。
我没客气。大口啃了起来。就着车厢里浑浊的空气往下咽。
白天的时间更难熬。
车厢里越来越热。汗水把我的背心湿透了，贴在身上拔凉。
我的双腿已经浮肿了。
隔着裤子都能捏出水坑来。
我只能咬着后槽牙死死撑着。
第二天傍晚。广播里响起了声音。
广州站快到了。
车厢里开始骚动。拿行李的，找鞋的，乱成一锅粥。
老头站了起来。把木拐杖夹在胳肢窝里。
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瘪塌塌的大前门烟盒。
里面没有烟了。
他把烟盒撕开。撕下半个盖子。
老头拦住推着小车卖水煮花生的乘务员。
“借个笔。”
乘务员不耐烦地递过去一支圆珠笔。
老头趴在茶几上。写了一串数字。
前面带个区号。是个座机号码。
老头把那半个烟盒纸递给我。
“小子，去哪？”老头问。
“东莞。”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去干嘛？”
“挣钱。”
老头扯了扯嘴角。露出一口黄牙。像是在笑。
“南方水深。到处都是吃人的王八。”老头把纸条塞进我手里。“别淹死。”
我低头看了一眼纸条。
字写得很丑。像狗爬的一样。
“拿好。”老头盯着我的眼睛。“以后在下边遇到要命的事，打这个电话。找我儿子。”
我点点头。没把这话当真。
萍水相逢。一张破纸条能顶什么用。
我把纸条折了两折。顺手塞进了裤腰带内侧的暗袋里。
火车到站了。
老头没再看我。拄着拐杖，一点一点挤进了下车的人流中。
我缓了半个小时，才拖着两条肿得像棒槌的腿挪下火车。
广州不是我的终点。
我又转了一趟长途大巴，摇晃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东莞。
东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没有满地的金子。只有漫天的灰尘和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
满街都是骑着摩托车的人。
霓虹灯闪烁着。红红绿绿的，刺得人眼睛生疼。
我不懂白话。听人说话像听鸟叫。
我也没有暂住证。
在东莞，没有暂住证就是盲流。被查到就要送去樟木头收容所，或者直接遣返。
头三天，我睡在桥洞底下。
带的干木耳卖给了一个杂货铺，换了二十块钱。
钱很快见底了。我得找活干。
老乡带我去了城中村的一个劳务市场。
那里蹲着一排排像我一样的光膀子汉子。
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停在路边。
车上下来个男人。三十多岁。又黑又瘦。
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项链。笑起来缺了颗门牙。
老乡叫他黑皮。说是个包工头。门路很广。
黑皮走到我们面前。拿脚尖踢了踢地上的砖头。
“来来来。有个大活。卸货。一天十块。管两顿饭。谁干？”
十块钱在当时算高价了。
我站了起来。挺直了腰板。
黑皮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捏了捏我的胳膊。
“就你了。北方来的？够壮实。”
我跟着黑皮上了吉普车。
那是噩梦的开始。
干活的地方在一个偏僻的铁皮仓库。
四周全是荒地。没有路灯。
干的活是卸货。卸的不是普通货。
是成箱的走私电子零件。还有死沉死沉的建筑钢筋。
全部在半夜干活。白天只能闷在像蒸笼一样的工棚里睡觉。
货车一停。我们就得往上冲。
每箱货起码一百多斤。压在肩膀上，像一座山。
铁皮仓库里不透风。
汗水顺着眉毛往下流。流进眼睛里，辣得睁不开。
肩膀上的皮磨破了。结痂。再磨破。
最后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伙食极差。
每天两顿水煮白菜。里面飘着几点油星子。
米饭里掺着沙子和老鼠屎。
我不在乎。我只要干活，只要能拿到钱。
一个月过去了。黑皮没发工钱。
他说压一个月。规矩都这样。
我忍了。
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发。
黑皮说最近风声紧，货款没结回来。
我咬了咬牙，继续扛。
我的衣服烂成了条。解放鞋的鞋底磨穿了。脚趾头露在外面。
整整三个月。
我扛了无数吨的货。像一头没有思想的骡子。
三个月期满的那天晚上。仓库里没有货车来。
工棚里，几个工友在抽旱烟。
我洗了把脸。走到黑皮的单间门外。
黑皮正光着膀子，跟几个马仔在里面打扑克。
桌上堆着一摞一摞的钞票。十块的，五十的。
我推开门。
烟味呛得我咳嗽了一声。
黑皮抬起眼皮看我。手里还在洗牌。
“怎么了？有事？”
“皮哥。三个月了。该结工钱了。”我说。声音很干。
黑皮把牌往桌子上一扔。冷笑了一声。
“结工钱？结什么工钱？”
我愣住了。
“一天十块。三个月。九百块。”我一字一句地说。
黑皮靠在椅背上。摸了摸下巴上的胡渣。
“九百？你小子做梦呢。”
他指着我的鼻子。
“上个月卸彩电。你摔烂了两个箱子。知道那里面装的啥吗？进口货！老子还没找你赔钱呢。你他妈还敢问我要工钱？”
那是栽赃。
那晚下着暴雨。跳板滑。是旁边的人撞了我一下，箱子才掉的。而且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彩电，是一堆废铁零件。
“皮哥。那不是我摔的。咱们讲讲道理。”我的拳头握紧了。
“讲道理？”黑皮站了起来。
旁边的三个马仔也跟着站了起来。顺手操起了墙角的木棍和铁扳手。
“在东莞，老子就是道理。”
黑皮走到我面前。吐了一口浓痰。落在我的破解放鞋上。
“想拿钱没有。再干三个月。把欠我的钱还清。不然老子报警抓你个盲流。”
我盯着黑皮。眼睛充血。
“把我身份证还我。”我咬着牙说。
进厂第一天，黑皮就收走了我们的身份证，说去办暂住证。一直没还。
“身份证？”黑皮大笑起来。他拉开抽屉，抓出一把身份证晃了晃。“在这呢。想要自己来拿啊。”
我再也忍不住了。
三个月的憋屈、饥饿、愤怒，全部冲上了脑门。
我猛地扑了上去。一拳砸在黑皮的鼻梁上。
“喀嚓”一声。那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黑皮惨叫着捂住脸。鼻血喷了出来。
“打死他！给我往死里打！”黑皮指着我嚎叫。
三个马仔挥着棍棒冲了上来。
我常年在山里干活，力气大。一脚踹飞了最前面的一个。
但双拳难敌四手。
后脑勺挨了重重的一棍。我眼前一黑。跪在了地上。
紧接着，铁扳手、木棍像雨点一样砸在我的背上、肋骨上。
我只能双手抱头。死死护住要害。
剧痛一阵接一阵。
我听到了自己肋骨断裂的声音。
呼吸开始漏风。嘴里全是铁锈味的血。
不知道打了多久。
我躺在地上。一动也动不了了。
黑皮走过来。用皮鞋踩住我的脸。使劲碾了碾。
“北方来的硬骨头是吧？老子今天敲碎你的骨头。”
黑皮吐了口带血的唾沫。
“拖出去。扔远点。别死在我的地盘上。”
两个马仔拖着我的腿。像拖一条死狗一样。
把我拖出了铁皮仓库。拖进了外面的荒草地。
一直拖到一条臭水沟旁边。
扑通一声。
我被扔进了泥水里。
脚步声走远了。
天上开始打雷。
东莞的雨说来就来。
大雨像瓢一样泼下来。砸在我的脸上。
雨水冲刷着我头上的血。流进我的眼睛里。世界变成了红色。
臭水沟里的死老鼠和腐烂的树叶发出刺鼻的恶臭。
我就这么躺在泥水里。
雨水很冷。我的身体却像烧着了一样烫。
我不想死。
我爹还在山里等着我寄钱回去买药。
我试着动了一下手指。钻心的疼。
我咬破了嘴唇。靠着这股疼劲，强迫自己清醒过来。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翻了个身。泥水灌进了我的鼻腔。
我剧烈地咳嗽起来。每咳一下，断裂的肋骨就扯着心肺。
我慢慢地爬出臭水沟。
手在泥地里抓出深深的印子。
指甲全劈了。满是泥垢和血肉。
我靠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四周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公路上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
我摸了摸口袋。
空的。
来东莞时剩下的几十块钱没有了。
身份证没有了。
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黑户。一个快要被打死的盲流。
绝望像这黑夜一样，把我整个人吞了进去。
我下意识地去摸裤腰带。
手碰到了一块硬邦邦的东西。
在腰带内侧的暗袋里。
我费力地解开扣子。用颤抖的手指把那东西掏了出来。
是一张纸条。
那半个大前门烟盒的盖子。
在火车上，那个断腿老头给我的。
纸条被我的汗水浸透过无数次。边缘已经发黄起毛。
但因为是用圆珠笔写的，加上纸张比较厚，上面那串带区号的数字依然清晰可见。
“以后在下边遇到要命的事，打这个电话。找我儿子。”
老头沙哑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响了起来。
要命的事。
我现在就在鬼门关上。
这是我唯一的稻草了。
我把纸条死死捏在手里。借着歪脖子树的力量，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我的左腿一瘸一拐。拖着地走。
大雨还在下。
我顺着公路往前挪。不知走了多久。
路边出现了一个亮着灯的小卖部。
小卖部的玻璃柜台里摆着散装的红双喜和沙示汽水。
柜台上放着一台红色的IC卡公用电话。
老板是个中年妇女。正坐在摇椅上打瞌睡。
我走过去。像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老板睁开眼。看到我浑身是血和泥，吓得尖叫了一声。
“干什么！你走开啊！我报警了！”她用白话大声喊着。
我没理她。
我从贴身的内裤夹层里，摸出两枚一块钱的钢镚。
这是我进厂前最后藏起来的钱。
我把硬币“啪”地一声拍在玻璃柜台上。
硬币上沾着我的血。
“打电话。”我指了指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
老板看着那两块钱。又看了看我。没敢动。
我拿起听筒。手指哆嗦着按下了那串数字。
嘟——嘟——嘟——
电话通了。
听筒里传来很杂乱的声音。
有人在扯着嗓子喊“发车”，还有重型卡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喂？哪位？”
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声音很大。透着一股子不耐烦的江湖气。
“我找老丁头的儿子。”我靠在柜台上。随时都会倒下。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
“我就是。你谁啊？”
“火车上。11号车厢。07号硬座。”我喘了一口粗气。胸口疼得像火烧。
电话那头的杂音瞬间变小了。
好像是那个男人走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是你？”男人的声音变了。透着一股冷意。“你在哪？”
“不知道。”我看了一眼小卖部外面的路牌。“南城……什么路口。”
我把具体位置报了过去。
“站着别动。”男人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
听筒里传来忙音。
我把听筒放下。滑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屋檐下。
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滴。落在我的脸上。
我已经没有力气去想这个电话到底有没有用了。
几分钟后。
公路的尽头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
灯光刺破雨幕。
三辆摩托车停在小卖部门口。
黑皮带着五个马仔跳下车。手里都抄着明晃晃的砍刀和铁管。
黑皮的鼻子上还贴着带血的纱布。脸肿得像猪头。
他一眼就看到了靠在墙根的我。
“草泥马的。我就知道你没死透。”
黑皮走过来。手里的砍刀指着我的鼻子。
“跑啊。怎么不跑了？”黑皮冷笑。“老子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睁开眼睛。看着刀尖上的寒光。
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刚给谁打电话呢？报警了？”黑皮回头看了一眼小卖部老板。
老板吓得直摆手：“没有没有，他就是打了个电话，没报警。”
黑皮转过头，一脚踹在我的胸口。
我又吐出一口血。
“老子今天卸你一条腿。看你这北方狗还怎么硬气。”
黑皮举起了砍刀。对准了我的右腿。
刺耳的刹车声突然响起。划破了雨夜的空气。
四道刺眼的远光灯直接打了过来。照得人睁不开眼。
一辆黑色的九十年代虎头奔（奔驰W140）像一头狂飙的黑豹，带着两辆灰色的金杯面包车，根本不减速，直接冲上了马路牙子。
“吱——”
车轮在水坑里擦出焦糊味。
三辆车成一个扇形，将黑皮和他的马仔死死堵在了小卖部门口。
黑皮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刀没落下来。
他眯着眼睛，试图看清车牌。
两辆金杯面包车的车门“哗啦”一声被拉开。
十几个穿着黑背心、迷彩裤的汉子从车上跳了下来。
每个人手里都拎着大号的活口扳手和用报纸包着的长条家伙。
面色凶悍。动作整齐划一。
没等黑皮反应过来，这十几个人已经扇形散开，瞬间反包围了黑皮的人。
黑皮那几个马仔吓得连退了好几步，手里的铁管都在抖。
虎头奔的驾驶室门开了。
一个理着平头的壮汉下了车。撑开一把黑色的大伞。
他走到虎头奔的后座，拉开了车门。
一只穿着黑皮鞋的脚踏在了泥水里。
接着，一个男人走了下来。
三十多岁。梳着油光水滑的大背头。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
腋下夹着一个真皮手包。
男人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粗雪茄。眼神阴鸷地扫了全场一圈。
雨下得很大。却打不湿他半点衣角。
黑皮一看清来人的脸，刚才还嚣张得要吃人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他手里的砍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紧接着，黑皮双腿一软，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满是泥水的地上。
“锋……锋哥……”黑皮的声音抖得像筛糠。
那个叫锋哥的男人看都没看黑皮一眼。
他踩着一地的泥水。皮鞋踩出“吧嗒吧嗒”的声音。
他径直穿过包围圈，走到了我的面前。
保镖把黑伞举在他的头顶。
锋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看着我满脸的血、烂掉的衣服和折断的肋骨。
他拿下嘴里的雪茄。把夹在腋下的皮包拿在手里。
拉开拉链。
他突然从皮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用白纸条捆着的大团结（百元大钞）。
起码有一万块。
他拿着那沓钱，没有任何预兆地，“啪”地一声狠狠砸在我的胸口。
厚重的钞票砸在断裂的肋骨上，我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钱掉在泥水里。散开来。沾满了泥浆。
锋哥盯着我的眼睛，语气阴冷至极，没有任何温度：
“你就是那个在火车上碰见我爸的人？这钱你拿着，赶紧滚，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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