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前的今天，公历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在广州打响。
2026年3月29日，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一个缀满黄菊与紫白花朵的典雅花圈静默伫立。缎带上，“敬悼黄花岗烈士殉难百十五年英魂垂范”的题词，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敬献”的落款，端庄肃穆。这是郑丽文女士自2025年深秋执掌国民党以来，其政治身份首次以一种静默庄重的姿态，具象地呈现在大陆土地。
2026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115周年纪念日，现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敬献的花圈。
两日后的3月31日，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宋涛受权宣布：应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邀请，郑丽文主席将于4月7日至12日率团访问江苏、上海、北京。这一纸邀约，让外界重新注意到那段曾因岁月而沉寂的联结，是以“人未到，花先至”的巧思徐徐重启。事实上，郑主席早在2025年12月，便已通过媒体表达想赴大陆交流的意愿，尤想亲往广东祭奠黄花岗起义先烈。从中可见，这场一百一十五年前由一群热血青年献出生命的悲壮起义，早已超越历史本身，升华为两岸共同记忆与情感的精神锚点。它不仅仅是凝固的过往，更是化作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桥梁。
“黄花岗之父”潘达微的骷髅情结
我对黄花岗起义的探寻，正是始于一个被时光掩埋的深刻象征——骷髅。
初二那年暑假，当我初次伫立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一股深沉肃穆的力量瞬间击中了我。这份震撼，源于一张罕见的墓园旧影：在墓园初建时的墓道柱顶之上，竟赫然矗立着巨大的骷髅雕塑。这究竟是为何？在纪念辛亥革命最壮烈一役的圣地，会出现如此惊悚骇人的塑像？怀揣巨大困惑，我与几位挚友踏上了长达十六年的探索之旅，我开始逐渐体认到自己想要探究的，不仅仅是起义的起因过程，更是这些志士仁人面对生命和死亡时的忧惧、挣扎与超越。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早期墓道铁柱顶的骷髅塑像
于是，我开始走近一个名叫潘达微的人。“七十二烈士”的英名响彻云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却隐入尘烟。历史往往记住牺牲者，却容易遗忘为牺牲者收尸善后的人。事实上，没有潘达微，便没有黄花岗。正是他，在清廷视烈士为乱党、尸骨将被弃于“臭岗”的恐怖时刻，冒死联合广仁善堂收敛遗骸；还是他，将忠骨归处定名“黄花岗”，以西风相战，满城金甲的异代通感，重塑葬地魂魄；更是他，在自己亡命南洋、颠沛流离之际，仍不忘嘱咐一双年幼儿女代为祭拜，并立下严苛仪轨：骑白马、着白衣、挂白绶带，上书“黄花岗之子”与“黄花岗之女”。他深知，少年志士血洒羊城却无后焚香，便以自己骨血，背负起这世间最沉重祭奠。
潘达微先生像
然而，潘达微的后半生，却深陷于理想破灭的迷惘。革命枪声虽终结了千年帝制，但民国初年的中国，却并未如烈士们憧憬的那般驶入共和坦途，反倒在军阀割据的泥淖中愈陷愈深，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目睹这破碎河山，潘达微毅然拒绝官职，转而将热血倾注于另一种救国之路——公益。需注意的是，晚清语境中的“公益”，其内涵与今日泛指的社会公众福祉大相径庭。彼时的“公益”，承载着救亡图存的家国大义，直指国家民族的复兴宏业，具体包括推动政治革新、启迪民众心智、从列强手中收回铁路矿产等关键利权等多元维度。由此，潘达微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他是粤汉铁路风潮的中坚旗手，为铁路收归国人商办奔走呼号；他创办赞育善社，引进西医科学接生技术，挽救无数濒危产妇与新生生命；他筹建孤儿院，收容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孤弱孩童，尤其烈士遗孤，试图以点滴善意重塑民族将来。
与此同时，在投身公益的这条路上，骷髅成了他生命最后二十年的精神图腾。他亲手烧制的瓷质骷髅陈于书案，每逢黄花节便“对骷髅写黄花”，以骨殖之形叩问生死；他主编《天荒》画刊，特以骷髅临窗展卷的漫画作为封面，让死亡意象与人文思索在方寸间碰撞；更令人震撼的是，主持黄花岗墓道修建时，他在墓道入口的四根铁柱顶端，安放四尊骷髅雕塑，让所有观者迎面撞见这极致具象的死亡惊悸，时时提醒着英魂牺牲的重量。
多年来，我始终困惑于如何精准描摹他的内心世界，直至2015年博士毕业来到广州工作，第一时间拜访了首位系统研究潘达微的黄大德先生。黄先生之父黄般若、外祖邓尔雅，皆为潘达微挚友，这份渊源让他对潘达微的理解自带温度。此后，黄先生成为我深入触摸黄花岗起义精神脉络的关键引路人。在与黄先生的多次深谈中，我渐渐洞悉，这是一种非常极致的精神独白。在潘达微的精神世界里，骷髅绝非简单的死亡符号，而是风月宝鉴里“红粉骷髅”照见的虚无底色，亦是西方“虚空画派”（Vanitas）静物传统中对尘世繁华的冷峻警醒，还是刺向那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时代的锥心控诉。他在绝望中奋力挣扎，又在奋力中透出彻骨的绝望。于是，森然骷髅与灼灼黄花炽烈碰撞，淬炼出“碧血黄花”的悲怆美学。这既是对先烈牺牲价值的终极诘问，也是在虚无深渊里打捞救赎的一线微光。
我时常在想，像他这般把心事熬成骨殖的人，又能将心意倾吐给谁？是否还有像他一样亲历起义烽烟的故人，从未忘却辛亥三月的血与誓言？
黄花岗起义中的女子世界
在潘达微的遗物中，有一页他亲笔书写的挽联底稿，墨痕承载深沉情谊：“骨肉结深交大半生，爱我若慈亲……数十载举家同救国，成功先退……” 落款为“谊子潘达微”。寥寥数语，揭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原来他与一位名为徐慕兰的女性，曾有过长达半生的结拜母子之情。慕兰究竟是谁？
辛亥风云激荡，史料浩瀚如海，但徐慕兰的名字却似一粒沉沙，踪迹难觅，只知她是同盟会员李应生、李沛基兄弟的母亲，爱国女飞行员李霞卿的祖母，但却连一张她的照片都无从寻觅。后来，黄先生在潘达微1927年主编的《微笑》杂志上，读到了潘先生小女儿潘剑锷写徐慕兰的一篇短文，我们才终于得见一张极其模糊的身影。
潘达微亲拟徐慕兰挽联
或因慕兰及其全家素来行事隐秘，潘剑锷此文竟也隐去了她及所有亲眷的姓名，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勾勒其人其事：“在满清时代，她在广州设立机关办事，带炸弹传递消息，就是她最大的本领。他有儿子两个，一个在三月廿九之役，给李准捉去的，一个是炸凤山的。这个轰轰烈烈的女革命党员……不要笑她古老，此是四十年前的少奶奶样子，缠了二寸金莲，不过一个深闺美人，后来环境压迫，由软弱变勇敢，大胆出来办国家的事，如今老了，还在慈善学校当职务哩。古人有话，一个人发奋向上，一有机缘，什么大事都可成立。这个契婆，岂不是环境造成的英雄吗？”若非对那段峥嵘岁月了然于心的特殊读者，恐怕难以从这字里行间辨认出，文中所述正是那湮没于历史烟尘的徐慕兰。
多年后，我在广州大元帅府程存洁馆长处，有幸得见一页黄花岗起义时期，清廷通缉令性质的报纸，上面赫然印着一位身着华贵旗装的女子影像，上标“女革党徐李氏小照”。清廷将她与起义总指挥赵声并列，足见其在彼时统治者眼中，已是心腹大患。为何又是一位徐姓女子？莫非正是慕兰？抑或是她的至亲？其中出现的“李”姓，是否与慕兰之子李应生、李沛基兄弟有关？紧握这一连串谜团，我逐渐有了惊人发现。
女革党徐李氏小照
原来世间竟有两位“徐李氏”。报纸上被通缉的“徐李氏”，并非慕兰本人，而是她的亲妹徐宗汉——原名徐佩萱。这对姐妹生于沪上，出身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香山北岭徐氏家族，后因家族联姻相继嫁入海丰籍洋务委员李庆春之家，分别成为其子李紫石、李晋一的夫人。因此，她们既是亲姐妹，又因婚姻成为妯娌。黄花岗起义爆发之时，紫石、晋一早已相继离世，可见她们的选择，绝非“夫唱妇随”的被动追随，而是整个家族革命思想的先行者、启蒙者与行动组织者，并将李五福堂的豪门深宅悄然改造为隐秘的革命据点，不仅引领晚辈李应生、李沛基兄弟参与暗杀，更感召女仆黄悲汉、小姑李佩书等人，一同汇入推翻帝制的洪流，堪称名副其实的“举家同救国”。
起义之夜，黄兴孤身鏖战后负伤，跌撞至徐宗汉设立的溪峡机关。次日凌晨，徐宗汉以惊人胆识为黄兴易容，同登夜轮赴港。抵港后黄兴右手重伤需手术，院方坚持亲属签字，生死关头，徐宗汉毫不犹豫以妻子之名落笔担责，术后悉心照护。两颗在革命烽火中相互依偎的心，也在这段共患难的时光里紧紧相依，成就一段血火淬炼的真挚情感，最终结为恩爱夫妻。
与黄兴婚后的徐宗汉及儿子黄一美
半年后，当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封锁森严，徐宗汉利用挚友张竹君医生组织的赤十字会，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巧妙伪装，以战地救护为名“暗度陈仓”，直抵汉口前线。黄兴病逝后，她并未沉溺于权力余晖，而是转身投入更为艰难的社会建设。她耗尽家财，支持新生的共产党人创办平民女学，资助贫寒青年赴法留学，同时开办南京贫儿教养院，将母职伦理升华为公共实践。她两度远涉重洋募款，足迹遍及北美、东南亚，却两度将所筹巨资倾囊捐给抗日前线，最终带领数百贫儿在战火中自办农场，自力更生。这早已超越抚育者的角色。她是以近乎献祭的决绝，向孩童们完整昭示何谓脊梁。在徐氏姐妹身上，我分明又触到了潘达微的气息。这些起义的生还者们，几乎都将余生燃作烛火，在漫长无声的文明重建中，默然赓续着辛亥三月的未竟之志。
事实上，像徐氏姐妹这般投身黄花岗起义的女性还有不少，从宋铭璜、庄汉翘、胡宁媛、胡佩螈、陈淑子、何少卿，到越南华侨罗阿练与罗四妹姐妹，再到香山的梁焕真与梁剑眉姐妹、卓国兴与卓国华姐妹，甚至可能还有湮没无闻的女烈士吴炎娘与吴七娘，只是她们的生平多如断线纸鸢，难觅踪迹。因此，在《碧血黄花：纪念黄花岗起义115周年特展》的开幕式上，我们同时首发《徐宗汉生平考述》一书，不仅是为了致敬徐氏姐妹，更是为了抛砖引玉，唤醒那个曾被历史长久遮蔽的、属于女性的壮阔世界。正因她们曾用血肉铺路，方使115年后的今天，当跨越海峡的花圈静静伫立在七十二烈士墓前，便不仅是对先烈告慰，更是对那股被长久忽视却无比坚韧的女性力量，发出深沉有力的隔空呼应。
《碧血黄花：纪念黄花岗起义115周年特展》
《徐宗汉生平考述》书影
“现代”肌理深处的地方性与全球史
我常常好奇，为何在良家女子足不出户的晚清时代，徐氏姐妹能够办女学、倡革命、通英语，甚至远渡重洋，周旋于华侨巨富与绿林草莽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方水土，能孕育出这般敢与时代角力的奇女子？追寻这些问题期间，我完成了博士学业，落脚广州安家。选择这座城的理由朴素笃定：它既是黄花岗起义的血火之地，更是徐氏姐妹初露锋芒的舞台。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正坐落在珠江之南的海珠区，旧称“河南”，恰是徐氏姐妹参加起义时居住的李五福堂所在区域。
从中大南校区的办公室到李五福堂旧址，车程不过一刻钟，我常独自穿行于“河南”的老街旧巷，以脚步丈量她们与潘达微曾经共同踏过的每寸土地。虽然经常没有什么生平史料意义上的收获，但却好像非常真切地走近了那个时代。我慢慢知道了李五福堂的这支李氏源自粤东海丰，清末迁居广州河南，其左邻右舍多是十三行时代的贸易世家，无数买办、洋商、基督徒在此交织成独特的社交网络，家族联姻串联起上海、天津、武汉的通商口岸，甚至延伸至南洋群岛。
我日渐沉浸在这个华洋交汇、生机暗涌的历史世界，每日都在新旧事物的碰撞中流连。从前读史，常见“近代中国早期女权先驱多诞生于绅商阶层”的论断，在这树影斑驳的老街深巷中，获得了非常具象的印证。骑楼深处那些粤语、上海话和英语的交谈声，中西合璧的院落格局，无不诉说着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样态。同样，辛亥革命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论述，也在香山徐氏与海丰李氏的具体史料中变得血肉丰满，他们洋务财富的积累路径、家族之间的联姻策略，清晰勾勒出所谓“资产”的真实构成与流动轨迹。
这些家族多具闽粤沿海水上人的背景，其文化传统自与中原礼教差异显著。女性“不落夫家”习俗延续千年，更有崇拜女神祇、尊崇女首领、祭祀女祖先的独特实践。及至近代，孙中山在北美为黄花岗起义筹款主持洪门仪轨时，仍沿用“老母”“舅父”等母系权位称呼……对这类现象的探索，已成历史学与人类学交叉领域的学术增长点。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水上”家族率先融入世界贸易网络，依托洋务贸易积累资本。在这样的环境中，女儿并未被“无才便是德”的教条束缚，而是与男子一同修习算术、英语等贸易实用之学。由是观之，传统中国的女性世界远比想象中多元丰饶，女性启蒙的文化土壤，也远非仅靠近代西方舶来的思潮便能全然催生。毕竟，所谓“传统”与“近代”之间，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闸门。
于是，一种以“活生生的人”为原点，向具体真实的地方脉络延伸、与全球历史脉动共振的研究视角，连同随之而来的全新史观，让我愈发深切地意识到：
黄花岗起义的层层景深，很可能蕴含着大航海时代的历史积淀与近代全球化浪潮的相互激荡，因此它是世界各地华侨与祖国大地跨越山海、共同谱写的悲怆交响。
首先，这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全球联动。16世纪以降，已有大量闽粤家族通过海贸嵌入世界贸易网络，其商业积累在起义中转化为惊人的组织力量。孙中山奔走于南洋和北美，不仅是在游说，更是在激活一张覆盖五大洲的救国网络——高达187,636港币的巨款，如血脉般从世界各地奔涌香港，清晰昭示着近代中国革命自其伊始，便已具有国际主义的精神底色；其次，这次起义的选锋队员，近半数是归国华侨。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是生于印尼雅加达的混血志士罗福星。他虽幸免于黄花岗的血火，却选择了一条比死亡更壮烈的荆棘之路。作为孙中山先生亲授使命的复台先锋，他以一纸《大革命宣言》唤醒沉睡的九万同胞。狱中绝笔“杀头相似风吹帽，敢在世中逞英雄”，刑前笑答“只有爱同胞的长处，别无短处”，字字碧血，句句惊雷。1914年，年仅二十八岁的他在苗栗罗岗山从容就义，用生命践行了“不死于家，而死于国”的不亡之志，永为两岸人民所共仰。最后，也最令人动容的起义回响，是万里之外的一座孤冢。在英国利物浦安菲尔德公墓里，有一方孤独的墓碑，碑身镌刻：“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这里长眠的，是被誉为“炸弹专家”的杨笃生。当年起义惨败的噩耗传至英伦，杨笃生于同年8月，毅然投身利物浦冰冷的海水，将毕生的革命热忱与积蓄，化作投向革命事业的最后一枚“炸弹”。最令我触动的，是其挚友于右任那句“利物浦是黄花岗”的泣血诗句。于右任早已预见，黄花岗终将成为碧血丰碑，但客死异乡的挚友恐被历史遗忘，于是他以诗为碑，将利物浦的惊涛骇浪，也化作了黄花岗的巍巍厚土。
全球筹款路线图
罗福星烈士像
位于英国利物浦的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
潘达微收敛忠骨时29岁，徐宗汉率全家举事时不过34岁，而牺牲于台湾的罗福星，年仅28岁。他们用最炽热的年华，扑向一个古老帝国的黄昏。一百一十五年后，当我们回望这片碧血浇灌的土地，看到的不仅是一段悲壮历史，更是一群青年人用生命写下的答案。
不可思议的时空折叠，将广州的黄花与利物浦的涛声、生者的呐喊与死者的沉默，熔铸成一座横亘全球的无形丰碑。当这些思考沉淀为学术的养分与策展的底色，我开始渴求更多新的可能：或许是一座能让历史“虚空”中的脉络显影的纪念馆，或许是促成更多人同频共振的阅读与观看，又或许，是更简单、更朴素的连接。今年9月，我的一位研究生即将赴台访学，她会带着一盒黄花岗的泥土，郑重地安放于罗福星烈士墓前，完成一场跨越海峡的青春致敬。
（作者武洹宇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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