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有九个姨太太，我们做子女的，平日里都唤她们“娘”。在旁人家，或许是老爷往各房姨太太屋里去，但我家却不同——他从不到各娘房里睡觉，反倒是夜间由当值的姨太太，到他自己的住处去侍候。这规矩，自我记事起便是如此。
通常，是由二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五姨太太这三位轮流“值宿”，每人轮上一个星期。至于其余那几位，除非父亲主动开口招呼，否则是不能擅自过去的。白天里，父亲或许会分别到各房里稍坐片刻，说上几句话，但那与夜间的“值宿”是两码事。
轮到值宿的那一晚，情景大抵是这样的。天色擦黑，府里便有了默契。先是当值姨太太本房的女佣得了信儿，赶忙去通知专为老爷梳头的女佣，让她提前到老爷的寝室里预备着，铺床展被，检查暖炉，将一应用具摆放妥当。待到时辰差不多，当值的姨太太才会过去。
她进了屋，并不立即上前。先是由随身的丫头和老爷房里的女佣一同伺候着，帮她脱去会客或家常穿的外衫，换上一身更柔软轻便的衣物。这之后，头一桩要紧事，便是伺候父亲吃药。父亲的药，向来是定时定量，从无错漏。她需得亲手试了水温，看着父亲将药服下，再用温水漱过口，这一节才算完毕。
接着，女佣会在他背后垫上好几个折叠得松软合度的枕头，让他能半靠半躺着，既舒服，又不至窝着气。安顿好这些，当值的姨太太才会在床边的绣墩上坐下，开始她这一夜最主要的“功课”——为父亲捶腿。
这捶腿，可不是随意捶打几下便可。父亲那时上了年纪，常说腿脚酸沉，血脉不畅，需得有人时时捶打着，方能安眠。她得伸出双手，不轻不重地落在父亲腿上，从膝盖上方，一直缓缓捶到脚踝，力道要匀，节奏要稳。不能太重，重了父亲嫌疼，要皱眉；也不能太轻，轻了如同隔靴搔痒，毫无效用。总得捶到他微微合眼，气息渐沉，那力道和节奏才算是合了他的意。
捶完一面，须得极轻缓地帮父亲翻个身，再捶另一面。这翻身的动作更要小心，不能惊醒了他，也不能让他觉得被粗暴对待。有时父亲并未睡着，只是闭目养神，偶尔会吩咐些小事，比如“茶”，或是“痰盂”，她便要立刻停手，准确而轻快地将东西递到他手边。痰盂捧在手里，等他吐了痰，立刻用干净巾子替他擦擦嘴角，再将痰盂无声地放回原处。茶水则要温度刚好，捧到他唇边，只喂一两口润润喉。
最难熬的，是父亲真正睡去之后。他睡得不沉，夜里时常会醒，要喝水，或是觉得哪里不适，轻轻哼一声。值宿的姨太太这时是万万不能离开的。父亲床头边常年放着一把宽大舒适的扶手椅，铺着厚垫，她便在那椅子上歇着。说是歇，也不过是歪一歪，警醒着耳朵，留意帐内的每一丝动静。屋里地龙烧得暖，可长夜漫漫，灯火昏昏，人又不敢真睡，那滋味并不好受。眼皮打架了，也只能强撑着，或是用凉水浸过的帕子偷偷按一按额角。
一夜里，这般起来伺候三五回是常事。捶腿的差事也并未结束，父亲若睡梦中动了动腿，她便要立刻起来，接着轻轻捶上一阵，直到他呼吸重新平稳绵长为止。直到窗外天色泛起蟹壳青，有细微的晨光透进来，廊下开始有早起仆人极轻的脚步声，这一夜的“值宿”才算到了尾声。她方能拖着坐得僵麻的腿脚，悄声退出去，回到自己房里，真正的休息片刻。
这便是轮值的规矩，周而复始。二娘、三娘、五娘，便按照这个次序，一轮接着一轮。另外几位姨太太，平日里晨昏定省，管理自己房中事务，照料我们这些孩子，但夜间踏入父亲寝室“值宿”的资格，却是没有的。除非父亲某日忽然想起谁，特意让女佣去传话，那位被点名的姨太太才会在惊讶、忐忑，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中，郑重准备一番，前去值上一宿。但这种情形，终究是少数。
日间的光景，则要轻松随意许多。父亲若无要紧公事，午后有时会信步走到某位姨太太房中，坐下说说话，问问孩子们的书读得如何，或是听听家常。这时，房里的气氛是活的，孩子们或许也在，姨娘会张罗着上好茶，端上精致的点心。但这份白日的“临幸”，与夜间那套严格、沉默、近乎机械的侍候规程，界限分明，从无人会混淆，也无人敢僭越。
如今回头看去，这夜间轮流值宿的规矩，像一幅工笔细描的画卷，勾勒出的不仅是旧式家庭中那套严密的尊卑秩序与侍奉之道，更映照出深宅之内，围绕着一个中心运转的、寂静而疲惫的漫长夜晚。它无关风月，甚至也鲜少温情，更像是一项被严格规定的职责，一份需要高度耐心和细心的“夜班”。那些捶腿的节奏、递茶的时机、守夜的警醒，便是这职责的全部注脚。而居于这一切中心的父亲，他所需要的，或许也并非单纯的陪伴，而是在这绝对的安静与顺从里，确认某种不可动摇的、属于他的秩序。这秩序，曾那样天经地义地运转了许多年，直到时移世易，方才随着那座宅邸一起，成为往昔岁月里一个带着特定刻痕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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