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校思政课程建设。在2019年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1] 2021年全国两会政协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2] 正式提出善用“大思政课”这一重要命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置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总体部署框架之中。这表明，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已深刻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推动两个课堂深度融合的一贯要求和高度重视。因此，在深刻把握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战略价值基础上，应深入剖析有效融合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优化两个课堂从形式结合到实质融合的路径，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的价值审视

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不仅丰富了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更拓展了思政课的教学实施场域。这种融合既标志着思政课朝着更具开放性、综合性的方向发展，也契合了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政策导向与教育改革的总体布局。

（一）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的战略部署

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是回应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落实立德树人工程的战略部署，其逻辑起点源于对新时代特征与育人规律的深刻把握。从外部挑战看，大国博弈向意识形态领域深度渗透，网络空间充斥着多元社会思潮，学生理想信念的培育亟须坚实的实践载体作为支撑，以抵御错误思潮侵蚀、筑牢思想根基。从内部要求看，“十五五”规划拉开序幕，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不仅需要具备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更需要确立将个人发展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价值导向，单纯的思政课堂理论讲授已难以匹配这一育人目标要求。

立德树人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学生“知信行”的辩证统一，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的有效融合恰恰构建了育人闭环。思政课堂主动打破校园围墙，将抽象的理论讲授置于鲜活的社会现实场景，通过具象化阐释厘清理论逻辑、联结理论与实践，推动学生完成从“知”到“信”的认知跃升；社会课堂则拓展思政课堂教学的实践场域，引导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验证理论认知、锤炼实践能力，实现从“信”到“行”的价值转化。二者的融合绝非简单的内容互补，而是立足育人本质的系统性变革，为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落地见效提供了可操作、可迭代的具体路径。

（二）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关键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政课被纳入治国理政战略全局，其改革创新路径日益明晰。从2019年“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的提出，到2021年“善用‘大思政课’”理念对社会大课堂的推进，再到2022年《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系统性部署，直至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重申“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3] 这一系列政策演进轨迹清晰，两个课堂融合已从具体实践要求升华为“大思政课”建设的核心战略与关键举措。

“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其突破了传统思政课的时空边界与资源壁垒，构建了全域协同育人格局，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大课堂”“大平台”“大师资”的三维协同。两个课堂的有效融合正是将这一核心理念转化为常态实践的关键路径。在构建“大课堂”上，二者融合使理论讲授与实践体悟成为育人过程的一体两面，实现了教学场域的实质性拓展；在搭建“大平台”上，二者融合驱动了社会资源的课程化转化与标准化建设，不仅要求规范实践基地建设，也要促进红色场馆、现代企业、社区乡村等各类场景转化为稳定的教学资源库，为“大思政课”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撑；在汇聚“大师资”上，二者融合要求建立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街道等主体深度参与思政课的设计、实施和评价过程，破解单一育人主体的局限。因此，两个课堂融合绝非简单的教学方法调整，而是对“大思政课”战略的精准对接与实践响应，是使其从宏大理念走向常态化教学实践的关键举措。

（三）回应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引领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4] 将思政引领力确立为教育强国的首要特质。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将思政引领力置于突出位置，作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价值主线。

教育强国建设要求教育事业必须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实现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的整体性跃升。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的有效融合，能够突破传统思政课堂的场域边界，将国家发展战略转化成生动的实践育人主题，引导学生在理论认知与现实践行的深度互动中把握时代大势、坚定道路自信，切实彰显教育的思政引领效能。因此从理论维度看，思政引领力是综合性的精神力量，不仅涵盖思政课的引领力，还体现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引领力、小思政课和大思政课相结合的引领力。[5] 推动两个课堂深度融合，正是将抽象的思政引领力转化为具体育人优势、破解育人场域分离难题的重要抓手。一是践行“拓展实践育人空间”的要求，在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阐释的基础上，组织学生深度参与新时代伟大实践，感悟发展成就，强化理论认同，提升创新实践能力，引领学生主动投身强国建设的实践中。二是回应“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要求，通过整合全社会育人资源，统一多元育人导向，构建目标一致、权责清晰、功能互补的协同育人共同体，优化育人生态，凝聚教育强国建设的育人合力，彰显思政引领力的校社协同价值。

当前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存在的困境

当前，在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引领与“大思政课”政策导向下，各地各校广泛开展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融合的实践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效，涌现出“行走的思政课”等特色实践模式。然而，在融合过程中仍面临定位模糊、供需错配、主体不协同、评价错位等诸多困境，制约着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的融合进程向纵深发展。

（一）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融合定位的模糊

思政课堂以教室为主要场域，通过系统化理论塑造学生思想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社会课堂则以广阔社会为空间，依托真实复杂的动态场景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是检验理论、锤炼品格、增长才干的重要平台。二者本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形成育人合力，却因融合定位模糊往往在实践中走向两个偏失：一是思政课堂理论至上的偏失，认为只要注重思政课理论教学就好，将社会课堂简单等同于思政课堂的附属补充或一般性课外活动，忽视其在锤炼实践品格、塑造健全人格方面的独特育人功能。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更多是“走过场”，未能在现实情境中探究理论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适用边界，也就无法从具体实践中感悟思想伟力，理论认同难以转化为行动自觉。二是社会课堂实践活动泛化的偏失，虽充分认可社会课堂的育人价值，但缺乏针对不同学段学生认知特点和发展需求的差异化、精准化目标定位，加之学段间协同不足，实践活动往往出现目标趋同、内容重复与形式单一等泛化现象，导致不同学段实践活动同质化、资源利用重复低效，难以有力回应学校课堂所学的理论困惑。

（二）内容供给与学生需求的不匹配

当前，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的融合推进，正面临着供给侧与需求侧错配的现实困境。从课堂内容的供给端看，一是内容选择偏理论化，往往优先选用服务教材的经典案例与权威史料，对基层鲜活实践、社会热点议题、技术变革前沿等时代性内容吸纳不足；二是供给方式程序化，思政课堂以教师单向灌输为主，社会课堂则呈现“拍照—听讲解—撰写报告”的固定流程，缺乏具有挑战性的真实探究任务，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旁听、参观的边缘角色；三是目标设定趋于统一化，对学生的认知水平、成长经历、兴趣特质等个体差异性关注不够，采取“一刀切”的教学目标，且目标阐述也缺乏清晰界定，未明确能力提升的具体维度、程度与可观测的行为表现。

与之相对，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禀赋、才能、爱好和特长不尽相同，[6] 因此他们的需求呈现多元动态的特征。一是认知需求追求鲜活深刻，智能时代的学生信息获取渠道多元，面对网络舆论、社会热点等现实困惑，既需要理论性知识提供分析框架与价值引领，也需要实践性知识助力理解社会运行逻辑；[7] 二是发展需求趋向综合上升，学生不仅注重知识习得和能力提升，更期待价值塑造与人格养成的系统性支持，且需求层次随着学段的发展呈现螺旋上升态势；三是学习方式需求强调具身参与，学生希望个体经验、情感态度与创造性想法能够被尊重激活，渴望在真实情境中动手动脑、体悟践行，在融入国家发展、解决真实问题中涵养使命感。供需双方的矛盾，直接削弱了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融合的实效性与针对性。

（三）学校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现实矛盾

学校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矛盾并非简单的合作乏力，究其原因在于二者系统运行规则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具象化为双重矛盾，制约着协同育人合力的生成与释放。一方面，思政教育需求与社会场域复杂性的适配矛盾。学校作为“准社会”场域，其运行凸显目的性、计划性与教育性的统一，与社会系统的多维性、复杂性、动态性存在显著落差。开展思政教育时，学校教师需要对复杂多变甚至存在价值冲突的社会情境进行筛选、提炼与教学转化，将其转化为符合思政教育教学规律、契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案例，这极大考验着思政课教师的情境转化能力与价值引领能力。另一方面，育人责任与社会义务边界模糊的矛盾。学校作为立德树人主阵地，对学生的人身安全、思想成长和价值观塑造等负有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在协同育人实践中，学校需要让渡部分教学实践权给予社会主体，但由于缺乏清晰的权责划分制度与约束机制，育人成效的评价与风险责任最终仍由学校承担。这一权责失衡导致学校因规避潜在风险而在协同中趋于保守，缩减协同育人参与深度；社会主体则因权责界定模糊、缺乏有效激励与约束，呈现参与意愿不强、专业性支撑不足的问题。这两对矛盾的叠加，直接导致了社会育人资源的教学转化效率低下，协同育人的整体效能被消解。

（四）评价导向与预期育人成效的错位困境

科学的评价体系是衡量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的重要指标。然而，现有评价的外显性、单一化、终结性与预期育人成效的内隐性、全面化、连续性之间存在着错位和张力，制约着两个课堂融合育人效能的发挥。一是评价方式外显性与育人成效内隐性的张力。两个课堂有效融合的预期育人效果既包含可测量的知识习得，也体现为情感共鸣、价值认同、行为自觉等难以量化的素养培育。当前评价体系受量化考核导向影响，多聚焦考试成绩、实践报告、实践时长等外显指标，而忽视思想成长的渐进性、价值内化的内隐性，导致评价结果难以精准契合育人本质诉求。[8] 二是评价标准单一化与预期育人成效全面化的张力。两个课堂融合的核心育人目标是促进学生知、情、意、信、行的全方位提升，兼具知识传递、价值塑造与实践锤炼的综合效能。但现有评价标准仍存在侧重于知识掌握或实践产出等单一维度的局限，难以全面覆盖价值内化、情感升华与行为转化等育人成效。三是评价周期终结性与预期育人成效连续性的张力。思政育人是一项长期工程，两个课堂融合的预期育人成效具有长期性与动态性，需要贯穿学生成长全过程，而现行评价往往采用终结性方式，将评价节点定格于课堂结束或实践完成，未能捕捉育人过程的动态数据与成长变化，导致过程性反馈缺失，难以形成“教学—评价—改进”的闭环机制。

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的路径

突破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深度融合的困境，需要明确二者有效融合的目标指向，确立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内容供给，构建学校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的育人格局，完善全过程多维联动的评价体系，实现育人效能的充分释放。

（一）明确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的目标指向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的目标指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破除思政课堂理论至上或社会课堂实践活动泛化的认知偏差，重构两个课堂理论指导与实践驱动的辩证互补关系。思政课堂以理论教学为核心，通过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剖析现实案例以及阐释理论精髓，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内在规律，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践行育人要求打牢认知根基与价值底色。社会课堂以实践教学为重点，要根据各学段教学目标设定的差异，为不同学段的学生提供精准适配的实践资源，通过引导学生亲身参与社会事务、沉浸真实场景历练，将学校课堂所学的抽象理论认知及思想道德准则转化为具体实践方法，让“立德”的价值导向更具有实践张力，“树人”的实践路径更加贴合学生需求，实现两个课堂对立德和树人的双向赋能与同频发力。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9] 这一经典论断精辟揭示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了实践是理论生成的源头活水，更是检验真理、发展思想的根本标尺。从实践论的视角看，两个课堂的深度融合是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思政课堂提供理论框架和价值引领，为社会课堂规避盲目性；社会课堂提供鲜活素材，破解思政教育“说理空洞”难题。唯有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才能释放协同育人效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确立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精准内容供给

内容供给与学生需求不匹配的矛盾，主要是教育范式未能从传统的供给驱动转向需求牵引引发的。因而，必须从供给侧的系统性改革出发，“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10]，构建以学生真实需求为导向的精准供给，可以从内容、形式与目标三个维度发力。在内容层面，注重从偏理论化向鲜活化、深刻化转型。鲜活化突出体现在思政课堂能够根据学生关注点从社会中获取鲜活素材，把抽象道理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案例，将其讲透讲活，回应学生对鲜活理论知识的学习需求；深刻化则突出体现在社会课堂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能力。在形式层面，侧重从程序化向生成性、参与式转型。在坚持价值引领的前提下，打破传统程序化教学的枷锁，推动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通过真实任务和问题链的设计，引导学生深入场馆、社区、田野等社会场域，在探究与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议题中，实现知识的主动建构与价值的自觉认同，回应学生参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主体性诉求。在目标层面，要从统一化向个性化、发展性转型。横向层面应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构建模块化可选择目标框架，实现育人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的有机结合；纵向层面应遵循“小学启蒙道德情感—初中打牢思想基础—高中提升政治素养—大学增强使命担当”[11] 的思政育人规律，形成学段间目标递进、内容衔接与核心素养螺旋上升的一体化育人体系。

（三）完善学校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的育人机制

破解学校与社会其他主体协同困境的关键，在于完善各主体之间协同育人机制，即通过“双师协同型”师资队伍的结构性重组与权责明晰的合作机制建构，实现多元育人主体的顺畅对接与功能互补，激活协同育人的系统效能。一方面，组建校内思政课教师与校外实践导师专兼职融合的师资团队，建立“双师协同”的常态化机制。一般而言，学校思政课教师长于理论教学与课程设计，却往往对社会资源的教学转化和实践教学设计缺乏经验；校外实践导师熟悉行业资源却缺乏系统育人方法。要实现二者优势互补，则必须建立“双师共研、协同备课”常态化机制，推动社会资源转化为教学适配的实践育人模块，实现社会认知与教育逻辑的有效贯通。另一方面，要构建权责明晰的长效合作机制，明确学校与其他各主体在资源供给、教学实施、安全管理、成果评估等关键环节的权责，建立双向赋能的激励机制，将社会主体育人贡献、学校教师实践指导成效分别纳入对应的评价体系，激发多元主体内生动力，为社会资源向育人效能转化提供制度保障。

（四）构建全过程多维联动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作为检验学生理论内化和实践应用、推动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深度融合的关键标尺，需要解决评价导向与预期成效的错位难题，构建多维联动、贯穿全程的发展性评价体系。一是确立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既关注学生知识掌握量、活动参与率等量化指标，又重视学生价值观内化、思维能力提升、社会责任感增强以及行为持久改变等质性维度，依托多主体参与进行综合评估。二是构建指向综合素养的多维评价标准。超越对学生单一知识或实践报告的考核，聚焦理论应用、问题思考、团队协作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综合评价，助力培育担当有为的时代新人。三是形成持续追踪的发展性评价机制。依托数字技术建立学生成长档案，覆盖学生思想道德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困惑、认知进步和行为转变，通过分析发展轨迹为个性化实践设计及融合模式优化提供精准依据，实现以评促融、以评促长。

参考文献

[1][10]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0、21.

[2]“‘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 人民日报，2021-03-07（3）.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5-10-29（1）.

[4]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 人民日报，2024-09-11（1）.

[5] 骆郁廷. 思政引领力之我见[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10）：139-150.

[6] 习近平. 论教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13.

[7] 冯颜利. 加快促进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J]. 人民论坛，2025（21）：68-71.

[8] 关锋，顾美霞.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的三维审视[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5，41（06）：87-93.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297.

[1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24）：9-1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实践探索研究”（项目编号：24AKS025）阶段成果

（作者许瑞芳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沈悦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人民教育》2026年第6期

作者：许瑞芳 李沈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