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人”与屏幕时代的“表演焦虑”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第二频道形象广告里的经典广告语，也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在这则于当年除夕首次公开播放的广告片中，一个身着红棉袄、扎着麻花辫、转着圈圈起舞的女孩，从白雪皑皑的中国乡村，一路舞到了北京故宫的红墙之下，最后跳到了上海浦东摩天大楼的楼顶，与身穿黑色燕尾西服的男士共同跳起了美式四步交谊舞。广告片的配乐融合了陕北民歌《蓝花花》、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交响曲式与美国贝西伯爵的摇摆乐风格。伴随人物起舞场景与配乐风格的变换，画面中出现了中英双语的字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舞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How big is your stage?”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广告片截图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不仅象征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接轨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以及“让中国认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美好愿景，也展现出时人昂扬进取、敢于争先的精神面貌。它鼓励着人们主动寻找甚至创造属于自己的舞台，在努力的行动中抓住机遇、勇敢表现、成就自我。
这种“站上舞台，舞出精彩”的时代-个体意象，在当下的“屏幕时代”似乎发生了某种转向——较之于“走上舞台”的不易，“走下舞台”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难。这里的“舞台”不再只是一个需要主动争取的位置，也不再仅仅象征着机遇、表达与自我实现，它开始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扩散开来，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构建的媒介环境中，公共空间逐渐被重塑为一个潜在的拍摄与被拍现场：街道、餐厅、公园，甚至最普通的日常行动，都可能在不经意间进入他人的镜头，成为被记录、被剪辑、被传播的影像片段。因此，公共空间不再只是身体在场的空间，也成为了巨大的影像生成场与新的“舞台”。
在这样的情境中，“舞台”不再只是自我展示的象征，而转化为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存在条件：你既可能成为主角，也可能成为背景，甚至被重新编排进一个并不由你控制的叙事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西洋月刊》近日刊发的文章《表演焦虑的新时代》（The New Age of Performance Anxiety）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判断：随着“屏幕文化”的兴起，曾经只属于演员或演讲者的“舞台恐惧”（stage fright），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日常经验。
文章以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当代现象开篇：曾被广泛用作治疗高血压、心律失常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普萘洛尔（Propranolol），近年来却因其镇定神经的效果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缓解紧张情绪。普萘洛尔的非适应症用途包括缓解各种舞台恐惧症状，例如手心出汗、胃部翻腾和心跳加速。甚至一些专业演员也公开表示服用过该药。小罗伯特·唐尼就在2024年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漫不经心地说出：“我吃了普萘洛尔，所以这对我来说轻而易举。”美国《人物》杂志去年的一篇文章即在标题中提问：“为什么大家突然都开始服用这种几十年前的镇静剂普萘洛尔了？”
普萘洛尔处方量的激增所应对的不再只是登台前的短暂焦虑，而是一种更为弥散的状态——当世界本身变成舞台，人们开始对“存在于公共空间之中”这件事本身产生持续的不安。“舞台恐惧”或“表演焦虑”，正在从一种特定情境中的心理反应，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换句话说，人们不再只是偶尔“上台”，而是越来越难以“下台”。
作者梅根·贾博（Megan Garber）写道：“在互联网塑造的世界里，怯场不再局限于舞台。智能手机及其搭载的社交媒体平台——如同微型移动电影工作室——已将用户转变为生活中的摄影师、导演、制片人和发行商。这些能力如今已司空见惯。但它们也在以越来越清晰的方式改变着人际关系——为曾经平淡无奇的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扰乱了人们的神经系统，动摇了他们的自我认知。……在网络上，人们不仅仅是直接与他人互动的人类，他们也是与观众互动的演员。……这种状态已经消弭了‘表演式生活’与‘真正生活’之间原有的界限。无论你是在烹饪、打扫、徒步旅行，还是在挑选当天要穿的衣服，手持相机的普及都让你在任何时候能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人与物、三维的身体与二维的影像、‘谁’与‘什么’。”
于是，人们的日常行为开始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选择穿什么衣服、在公共场合如何行动、是否进行某些表达，都可能带上一层隐含的考量：“如果这些被拍下来，会是什么效果？”这种“预演”或许并不总是自觉的，但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在对可知的镜头与不可知的镜头的预期中，人们既在生活着，也在某种意义上“表演”着。
早在20世纪中叶，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就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了“社会即剧场，个体即演员，互动即表演”的著名“拟剧论”理论。人生是一场持续的印象管理，人们通过共同维护恰当的形象，实现信任与合作。因此，人类在生活中的“表演”实际上是社会协作的基础。其中，“理想化表演”就是隐藏不符合社会期待的部分以展示“完美形象”的行为。
戈夫曼也提出了“前台”与“后台”的概念——前台是面向观众的正式表演区，人们在此遵循社会规范，呈现理想化形象；后台是为前台做准备的、可以放松和卸下面具的私密区，人们在此可以暴露被压抑的真实。而今天的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后台”正在萎缩，甚至在某些情境中消失——你可能无法确定自己何时处于“前台”，也难以确保自己不会在某个时刻被抛入“前台”。主导当下的“屏幕文化”制造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全景可见性。与这种全景可见性相对应的是一种新型的全景监控，但监控的来源不是神秘的“老大哥”，而是不确定的“大伙儿”。因此，失去了“后台”的人们更容易陷入“表演焦虑”。
传播学中的“语境坍塌”理论认为，社交媒体使得信息往往脱离原有情境传播，不同受众被压缩到同一传播空间，导致表达的不确定急剧增加，引发歧义、误读与冲突。进一步的研究则指出，这种不确定会改变个体行为——人们不仅会因为被评价而紧张，更会因为评价的不确定性而产生持续压力。换言之，在屏幕时代里，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有人在看，而是你不知道“谁在看，何时看，如何看”。
此外，关于社交媒体的实证研究发现，人们在发布内容前往往会经历一个“排演阶段”：反复编辑和调整内容，以优化呈现效果。这正是肖莎娜·祖博夫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讨论的，互联网不仅在收集各种人类数据，更在通过算法引导和塑造人类行为，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美国作家Kate Eichhorn在《遗忘的终结》（The End of Forgetting，2019）中也谈到，数字记录的持久性使得个体越来越难以“摆脱过去”，这会改变他们的当下行为选择——人们开始在行动之前就预设其可能的记录与传播路径。
《表演焦虑的新时代》进一步指出了，这种不确定性及其导致的“排演”压力，已经从线上扩展到了线下公共空间。当生活被理解为一场持续运行的节目，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某种叙事结构——成为主角、配角，或被消费的对象。焦虑由此生发于一种更深层的不确定性：你无法决定自己将在何种剧情中出现，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而“舞台恐惧”和“表演焦虑”，正是个体在这一结构中的情感反应。
实际上，梅根·贾博最近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屏幕人——我们如何把自己娱乐进了一种紧急状态》（Screen People: How We Entertained Ourselves into a State of Emergency）。在此书中，她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判断：当代媒介环境正在训练我们把彼此视为正在上演的剧集中的“角色”，而不是真实的“人”。从真人秀明星出身的总统，到精心策划的instagram动态，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真实与娱乐虚构之间的界限从未如此模糊的世界。现实不再只是被记录，而是被不断组织为情节、冲突与转折。这本书的每一章都围绕一种娱乐角色展开，如“制片人”（他们负责剪辑我们的现实）、“群众演员”（我们把陌生人当作娱乐对象）和“仇恨者”（期待匿名领袖的预言在电视直播中应验的人）。
贾博所说的“娱乐化”指的是，我们不仅仅是把娱乐当作内容，而是“把世界当作节目来处理”已经成为了一种人类组织现实的方式。概言之，这种“娱乐化”是现实的“场景化”、他人的“角色化”和经验的“剧情化”。而“娱乐化”与“紧急状态”的关系在于：当世界被娱乐化之后，不断更新、不断刺激、不断制造新事件的基本娱乐逻辑会要求所有东西都被当作“值得关注的事件”，“世界”由此被呈现为持续发生重要事件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也被制造为一种持续的“伪紧急状态”。
她提到了一个挺“有趣”的例子：最近，一款天气应用向她推送通知，主动介绍起了“有趣的暴风雨”。这正是屏幕时代里一种所谓的“有趣”之癖——好像什么东西都必须“有趣”，不“有趣”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暴风雨“有趣”！“当‘有趣’如此频繁地从一种描述变成一种要求时，就连天气本身也会沦为这种强制性要求的牺牲品。”这个例子中，娱乐化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最基础的信息层，危险被转化为一种可接受甚至可享受的体验。“有趣”不仅是“世界节目”的必然要求，也成为了“紧急状态”可以被轻量化、降级化加以消费的理由。
而现实被过度娱乐化和事件化导致了一个悖论，即我们生活在一种持续紧急但又无法行动的“紧急状态”之中。当现实被娱乐逻辑组织为连续剧情时，“紧急状态”就不再是一种例外，而是成为维持注意力的基本条件。如果一切都重要，那么就什么都无法真正被处理。我们或许没有被娱乐“麻痹”或“至死”，而是被娱乐“动员”进了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一种既无法退出，也难以真正介入的紧急状态。
同样吊诡的是，人类对这种“紧急状态”和“表演焦虑”大概是既爱又恨的。在刊发于Literary Hub网站的文章《我们是否因为娱乐过度而陷入了紧急状态》中，贾博写道：“英国的全景监狱将‘监视与被监视’从一种监禁的威胁转变为一种嘉年华式的承诺。而美国人，一如既往，更进一步。”这意味着，在当代社会，“被观看”已经不是需要逃避的权力机制，而是逐渐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可以带来参与感、存在感甚至愉悦感的机会。“被监视”不再只是压迫，而变成了一种诱惑和内在欲望。
“监狱”的嘉年华化，也意味着“嘉年华”的监狱化。或许在贾博看来，无论是“监狱”还是“嘉年华”，它们是无处不在的，而我们是“无别处可去”的。“你可能会被断章取义。你可能会被塑造成别人‘表演’中的主角——或者群众演员，甚至布景。你可能会被剪辑，变成英雄、反派或笑柄。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愈这种更广泛的社会弊病：大众的自我意识正在抬头。表演焦虑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主角综合征”（main character syndrome），也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在这一语境中，个体倾向于将自身经验叙事化、影像化，把日常生活理解为一部围绕“我”展开的故事。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倾向，但它同时也透露出另一层意义：当世界越来越像一个舞台，人们要么被动地成为他人镜头中的对象，要么主动地将自己置于叙事中心。
在一个人人都可能成为镜头来源的世界中，“主角综合征”既可能是自恋的表现，也可能是一种防御机制——一种试图在不可控的被观看之中，重新夺回叙事权的方式；以及一种在“紧急状态”中“娱乐化生存”的游戏策略。毕竟，可能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只不过，在一个“人人都是演员”的世界中，“主角综合征”和“表演焦虑”可能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结构的两种表现：前者试图掌控叙事，后者则暴露了对叙事不可控的焦虑。
打造“无烟一代”可行吗？
4月22日，英国通过了一项极其严厉的禁烟法案，这项法案经由英国议会下议院和上议院表决通过并达成一致，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内的多家媒体都将此次禁烟法案形容为“里程碑式”的。法案旨在打造“无烟一代”，并赋予英国政府以更大的权力，用以监管包含烟草以及电子烟在内的产品。在英国，目前向18岁以下人士出售烟草制品是违法的。随着法案生效，从2027年起，烟草制品的法定销售年龄将每年提高一岁。因此，从2009年1月1日以降出生的人将永远无法购买烟草制品。英国政府表示，这项法案将使到 2075 年吸烟人数减少多达 170 万。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3日，英国伦敦东部，一个家庭路过公交站外的禁烟标识。英国议会通过一项烟草和电子烟法案，禁止200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人合法购买烟草产品，该法案被认为是欧洲最严格的反烟草法律之一。视觉中国 图
除了在公共和商业建筑内，在游乐场、学校外、医院以及载有儿童的汽车内，人们也将被禁止吸烟，包括电子烟。不过，现有法案依然留了口子，允许人们在酒吧、花园等户外场所吸电子烟。另外，英国政府并未将大手伸进寻常百姓家，任何民众在家中吸烟都不会被禁止。当局表示，为了帮助那些试图戒烟的人，在医院的建筑外的空间吸电子烟的行为也将不会被禁止。该法案还禁止对电子烟和其他尼古丁产品（如尼古丁袋）进行品牌宣传和广告宣传，防止少儿对此产生兴趣。
法案提出的初衷无疑是与吸烟直接相关的健康问题，因为吸烟可以说是导致英国民众遭遇多种健康麻烦的最大元凶之一。对此，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大臣韦斯·斯特里廷称，这是该国健康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并补充说明道：“预防胜于治疗——这项改革将拯救生命，减轻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压力，并建设一个更健康的英国。”另外，卫生部长梅伦男爵周一向上议院申明，这项举措将是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它将会“拯救生命”。
此项禁烟法案虽然无比严格，但却得到了不少民众的欢迎。英国反烟团体就列举了不少数字表明此项法案将带来的好处，称法案每年可以预防11万5千例严重疾病（例如中风、心脏病、肺癌），并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医疗保健费用。根据该团体的统计，目前，每年英国因吸烟导致死亡的人数高达8万人，占所有癌症相关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他们更表示，吸烟导致的住院人数几乎每分钟就有一人，每月因吸烟相关疾病而进行的全科医生预约多达7万5千次。来自英国哮喘和肺病协会的莎拉·斯利特也表示，这项立法有望改变国民的健康状况。同时，她也敦促政府提供广泛的戒烟支持，以确保现有吸烟者不会被排除在“无烟一代”之外。
尽管如此，反对声浪也不在少数。除了不少因为法案之严格而开始推断香烟价格将在“黑市”走高的观点之外，来自烟草行业的声音也异常刺耳。在英国上议院的辩论中，前保守党议员纳斯比勋爵就表示，该法案“确实让业内许多人感到不满”，包括不少零售商。他表示，英国当局真正需要的是正确理解如何教育人们不要吸烟。对此，卫生部长梅伦则回应称，当局与零售商的合作非常密切。
事实上，早在2024年，英国就出现了针对禁烟问题的辩论。这项导致2008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成为无烟一代的法案，最早经由苏纳克政府提出。彼时的民调显示，英国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分阶段禁烟。但就此法案，《卫报》专栏作家西蒙·詹金斯甚至专门撰文抨击这一举措，认为时任保守党首相苏纳克的反吸烟法案与他之前的卢旺达问题法案一样，都带有明显的瑕疵，并揣测这是唐宁街10号内部有“某个秘密小组”为了选举所炮制出的噱头。概言之，詹金斯认为，烟草行业正在走向衰落，同时国家也不应剥夺成年人自主做出个人决定的权利。只不过，如今最终让靴子落地的，已经是工党的斯塔默政府，詹金斯的选举噱头说可能得换一套论述逻辑方能成立了。
詹金斯同时提到了此前新西兰所推行的禁烟法案问题。2022年，新西兰宣布了世界上第一项试图打造无烟一代的法律，这一举措一度被广泛誉为一项拯救生命的计划，它将防止成千上万人死于吸烟，消除医疗保健方面的不平等，并将节省数十亿美元支出。法案将逐步提高吸烟年龄，以阻止2009年1月之后出生的人合法购买香烟，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让吸烟这件事变得又贵又麻烦。据新西兰卫生部统计，每年仍有约5000人死于吸烟相关的健康问题。在毛利人的死亡病例中，近四分之一可能归因于吸烟，而非毛利人和非太平洋岛裔人群的这一比例为12.3%。为了帮助解决这种差距，2022 年，杰辛达·阿德恩领导的工党政府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面向子孙后代的禁烟令，该禁烟令由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艾莎·维拉尔设计。
当时，卫生专业人士、毛利组织和反烟草团体对该法律表示赞赏。但中右翼的国家党和规模较小的自由主义行动党反对这项法律，而最激烈的公众抗议则来自便利店店主，因为他们担心禁令会大幅削减他们的收入，并使他们面临犯罪风险。而在2023年11月，随着新的联合政府上台，仅仅几周后，这项禁令就这么被终止了。作为与民粹主义政党新西兰优先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的一部分，国家党同意废除这些修正案。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证实，这些新措施将在2024年3月之前取消，香烟销售收入将用于联合政府的减税计划。
尽管新西兰打造无烟一代的举措就此走向搁浅，但英国的法案生效之后，依然引发了不少积极讨论，也有其他国家的媒体开始跟进，设想是否可在本国推行类似的法案。例如，有加拿大媒体就指出，虽然该国的Z世代饮酒量比老一辈人少，但他们使用尼古丁产品（如电子烟、传统香烟和嚼烟等产品）的比例却更高。根据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保险行业报告，该年龄组报告的尼古丁产品每日使用率最高，达到了7.3%，在其他所有年龄组中，只有5%到6%的人表示他们每天都使用尼古丁。目前在加拿大，该国的《烟草和电子烟产品法》旨在保护“青少年和非烟草制品使用者的健康，避免因使用电子烟产品而接触和依赖尼古丁”，以及“通过限制获取电子烟产品来保护青少年的健康”。
此前在2023年5月，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要求在每支香烟上直接印上健康警示语的国家，部分警示语包括“烟草烟雾危害儿童”、“吸烟会导致白血病”、“每一口都有毒”等。加拿大卫生部表示，这些标签的目标是让吸烟者“几乎不可能”忽略警告。只不过，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加拿大有计划对向未成年人销售商品实施类似的禁令。或许不少国家目前都在静待英国无烟一代的打造进度和有效性，避免出现新西兰禁烟法案一样的反复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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