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我多年的继父，高考前夜突然塞给我1张银行卡和1张火车票|周建国|小包|晓晓|火车票|钱包|银行卡|高考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我妈嫁给我继父老陈那年，我十二岁。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个闷热的夏天，我妈牵着我的手走进那个筒子楼。楼道里黑黢黢的，墙皮剥落得像得了皮肤病。老陈就站在三楼那扇铁门门口，个子挺高，肩膀宽，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夹着根烟。他看见我们，把烟掐了，在门框上摁灭。

“来了。”他说。就两个字，声音低沉，没什么起伏。

我妈推了推我的背：“晓晓，叫爸爸。”

我没吭声，盯着自己磨破边的球鞋。我妈又推了我一下，力道大了些。老陈摆摆手：“进屋吧。”

屋子不大，两间房，客厅小得转个身都难。但收拾得挺干净，地上连个烟头都没有。老陈把我们的行李——就两个蛇皮袋，搬进了小房间。那间房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白天也得开灯。

“你就住这。”老陈说，看了眼我妈，“你妈睡大屋。”

我妈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只是点点头，开始从蛇皮袋里往外掏东西。她的动作很轻，带着点讨好的小心翼翼。老陈去厨房了，我听见开煤气灶的声音，过了会儿，有炒菜的香味飘出来。

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围着那张小方桌。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青椒土豆丝，还有一小碟花生米。老陈自己倒了杯白酒，抿了一口，夹花生米吃。他吃饭没声音，咀嚼得很慢。

“晓晓，吃菜。”我妈夹了一大筷子鸡蛋放我碗里。

我低头扒饭。老陈忽然开口：“多大了？”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问我。“十二。”我说。

“该上初中了。”他说，不是问句，是陈述。然后他看向我妈，“学校找好了没？”

“正托人打听呢……”我妈声音低下去。

“不用打听了。”老陈从裤兜里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推到我妈面前，“红旗中学，插班生，九月开学去报到。”

我妈拿起信封，手有点抖。红旗中学是我们这片区最好的初中，听说光赞助费就得两三万。她看着老陈，眼圈红了：“老陈，这……这太多了……”

“吃饭。”老陈打断她，又抿了口酒。

那天晚上，我躺在小房间那张硬板床上，听见隔壁传来压抑的哭声，是我妈。还有老陈低沉的声音，听不清说什么，但很短，就几句，然后哭声停了。窗外有野猫在叫，一声一声，像小孩哭。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老陈在附近的机床厂当维修工，三班倒。他不爱说话，回家要么坐在那张旧沙发上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要么就蹲在楼道里抽烟。他抽烟很凶，一天能抽一包多。但有个规矩——从不在屋里抽。

我妈在超市找了份理货员的工作，每天站八个小时，下班回来腿都是肿的。她变得很勤快，家里总是窗明几净，老陈的工装每天都被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阳台上，像一面面蓝色的旗。

我和老陈，没什么话说。他问我学习，我就答“还行”；他给我零花钱，我就接过来，说“谢谢陈叔”——我一直没叫过他爸。他也不在意，或者说，看不出他在意。

冲突发生在我初二那年冬天。

我期末考试数学没及格，五十八分。班主任让家长签字，我不敢给我妈看，她心脏不好，怕她受刺激。我就自己模仿了签名，字迹拙劣，一眼就能看出来。

老陈是怎么发现的，我不知道。可能班主任打了电话，也可能他翻了我书包——那天我回家，卷子就摊在饭桌上，那个歪歪扭扭的签名被红笔圈了出来。

老陈坐在桌前，手里拿着卷子。我妈站在一边，脸色苍白。

“怎么回事？”老陈问，声音不高。

我站着，手指揪着衣角。“……没考好。”

“我是问签名。”他抬起头看我。他的眼睛很黑，没什么情绪，但看得人心里发毛。

我没说话。

老陈把卷子放下，站起身。他个子真的很高，站起来时，头顶几乎碰到吊灯。“我供你上学，不是让你学这些歪门邪道。”

我妈赶紧过来拉他：“老陈，孩子还小，她知道错了……”

“小？”老陈甩开我妈的手，虽然力道不大，但我妈还是踉跄了一下，“十四了，还小？我十四岁已经在厂里当学徒了！”

他朝我走过来。我下意识往后退，背抵在墙上。

“手伸出来。”他说。

我僵着没动。

“我让你把手伸出来！”他提高了声音。

我妈哭了起来：“老陈，别打孩子，要打你打我……”

我没伸手。一种混合着恐惧和叛逆的情绪冲上来，我瞪着他：“你凭什么打我？你又不是我爸！”

话出口的瞬间，我就知道坏了。

老陈的脸色一下子沉下去，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他不再说话，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我骨头生疼。另一只手举起来，那手掌很厚，布满老茧。

第一下落在背上，火辣辣的。我没哭，咬着牙。第二下，第三下……他打得很有节奏，不往头上脸上招呼，就落在后背、屁股、大腿这些肉厚的地方。但每一下都结实，沉闷的“啪啪”声在狭小的客厅里回荡。

我妈扑过来想拦，被他用胳膊挡开。她跌坐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始终没哭出声，只是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受伤的小兽。打到后来，老陈自己停了手，喘着粗气。他松开我，我顺着墙滑坐在地上，背上腿上像着了火。

“记着，”老陈的声音有点哑，“在这个家，就得守这个家的规矩。撒谎，不行；糟蹋上学机会，更不行。”

他转身进了卧室，关上门。

我妈爬过来搂住我，手哆嗦着摸我的背：“疼不疼？让妈看看……”

我推开她，自己挣扎着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回了小房间，把门关上，反锁。那天晚上，我趴在床上，后背的灼痛一阵一阵的。我没哭，只是睁着眼睛，看着窗外那堵黑乎乎的墙，看了整整一夜。

从那以后，我和老陈之间，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冰。

我还是叫他“陈叔”，他照样给我学费、生活费，偶尔问我学习情况。但除此之外，再无交流。有时候他喝了酒回家，眼神浑浊，我会立刻躲回房间。他也没再打过我，但那种随时可能落下的恐惧，像悬在头顶的剑。

我妈夹在中间，越来越沉默，越来越瘦。她试着缓和，吃饭时拼命找话题，给我夹菜，也给老陈夹菜。老陈通常只是“嗯”一声，我则埋头吃饭。

我拼了命地学习。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重点高中，住校。每个月回家一次，拿生活费。家，更像一个补给站。

高二那年秋天，我妈病了。乳腺癌，中期。

手术、化疗，掏空了家里本就不厚的积蓄。老陈把烟戒了，酒也喝得少了。他除了上班，还接私活，给人修摩托车、家电，常常忙到后半夜。我周末去医院陪床，看见他给我妈喂饭，动作笨拙但仔细。我妈瘦得脱了形，但看着老陈时，眼神是柔和的。

有一次，我打水回来，在病房外听见我妈小声说：“老陈，我这病……拖累你了。”

老陈沉默了很久，才说：“别说傻话。”

“晓晓以后……你多担待。”

“嗯。”

“她性子倔，随她亲爸……但不是坏孩子。”

“知道。”

我没进去，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鼻尖发酸。

我妈到底没熬过去。第二年开春，梨花正盛的时候，她走了。葬礼很简单，来了几个亲戚，几个老邻居。老陈一身黑衣，站在墓碑前，背挺得笔直，从始至终没掉一滴泪。我也没哭，只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风呼呼地往里灌。

葬礼结束回家，我和老陈坐在客厅里，相对无言。夕阳从窗户斜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高三了。”老陈忽然说。

“嗯。”

“好好学。”他说，“缺钱跟我说。”

“嗯。”

对话结束。我起身回房，关上门。门外传来电视打开的声音，很小的音量，咝咝啦啦，像某种背景噪音。

时间快进到高考前夜。

六月六号，晚上九点多。我最后一次核对准考证、身份证、文具，把它们整齐地装进透明文件袋。心里有点慌，更多的是麻木。三年高中，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终于要跑到终点，不管终点后面是什么。

老陈今天上白班，应该快回来了。最近半年，他好像更累了，鬓角白了不少，背也有点驼。我们依旧没什么话，但至少，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怕他。可能因为长大了，也可能因为，这个家里只剩我们两个，再怎么别扭，也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

我听见他进门，换鞋，脚步声走向厨房。接着是水龙头的声音，应该是在喝水。过了一会儿，脚步声朝我房间来了。

我坐在书桌前，没回头。

敲门声，很轻的两下。

“进。”我说。

门开了。老陈站在门口，没进来。他今天没穿工装，换了件半旧的灰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准备得怎么样了？”他问，声音有点干。

“还行。”我说，转过身。

他走进来，脚步有点沉。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光线昏黄，照得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站了一会儿，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很少见，老陈向来是个行动多于言语的人。

终于，他伸出手。手里是一个棕色的旧信封，鼓鼓囊囊的。

“这个，你拿着。”他把信封递过来。

我接过来，有点分量。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银行卡，蓝色的，很普通的那种储蓄卡。还有一张硬纸车票，是火车票，从我们这座城市，开往南方深圳的，发车时间是后天，六月九号下午三点。

我愣住了，抬头看他。

老陈避开我的目光，看向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卡里有五万块钱。密码是你生日，后六位。”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考完试，收拾东西，坐这趟车走。地址在信封背面，到了那边，有人接你。”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血液似乎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褪得干干净净，手脚冰凉。

“什么意思？”我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干涩嘶哑，“你要赶我走？”

老陈转回脸，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我读不懂的东西，但语气是硬的：“对。这房子我卖了，钱还了债，剩下的都在卡里。你成年了，我能做的，就这么多。”

“卖了？什么时候卖的？我后天还要高考！”我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

“考你的试，不影响。”老陈语气平静得可怕，“考完就走，别回来。”

“为什么？”我攥紧了手里的信封，银行卡的边角硌得手心生疼，“你总得给我个理由！我妈才走多久？这是我妈的家！”

“这房子是我的名字。”老陈打断我，声音陡然提高，又压下去，“我说了，你成年了，我的责任尽了。以后，各走各路。”

各走各路。

四个字，像四把冰锥，扎进我心里。这么多年，原来在他心里，我和他，始终是“各路”。

愤怒、委屈、被背叛的痛楚，还有这些年来积压的所有恐惧、疏离、憋闷，一瞬间全冲了上来。我浑身都在抖，信封在我手里被捏得变了形。

“陈建国，”我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他，声音抖得厉害，“你打我，我认了。你不爱说话，我习惯了。我妈在的时候，我当你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妈走了，我以为……我以为至少，我们还能算个伴儿。”

我吸了口气，眼泪不争气地往外涌，但我死命憋着。“行，各走各路。你的钱，你的卡，我不要！”

我把信封狠狠摔在他身上。信封没封口，银行卡和车票飞出来，落在地上。

老陈低头看看地上的卡和票，又抬头看我。灯光从他头顶照下来，他的一半脸在阴影里，看不清眼神。他就那么站了几秒钟，然后，慢慢地，弯下腰，把卡和票捡起来，仔细地拂去灰尘，重新装回信封。

他把信封放在我的书桌上，用指头压了压。

“收好。”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别犯傻。”

然后，他转身走出房间，轻轻带上了门。

我站在原地，听着他的脚步声穿过客厅，打开大门，又关上。“咔哒”一声，落锁。

他走了。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桌上那个棕色的信封，像一块丑陋的疮疤，摊在那里。

我慢慢地滑坐在地上，背靠着床沿。地上冰凉。我抱住膝盖，把脸埋进去。没有声音，只是肩膀控制不住地耸动。

窗外，不知谁家的电视在放晚间新闻，主持人字正腔圆的声音隐隐约约飘进来：“……明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

我的明天，我的高考，我苦熬了十二年的明天。

而我的“家”，在高考前夜，用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火车票，对我关上了门。

第二章

我就那么在地上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腿麻了，后背的冰凉透过薄薄的T恤渗进来。台灯的光圈在书桌上定格，照着那个刺眼的信封。

脑子里乱哄哄的，像一锅煮沸的粥。愤怒的泡沫“咕嘟咕嘟”往上冒，底下是冰冷的恐慌和茫然。五万块，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后天下午三点。卖了房子，还了债……还什么债？我妈治病的债不是早就还清了吗？他为什么要突然做到这个地步？赶我走，对他有什么好处？

一个个问题砸过来，没有答案。只有老陈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和他那句“各走各路”，在脑子里反复回放。

我扶着床沿，慢慢站起来，腿像有千万根针在扎。走到书桌前，盯着那个信封。看了好一会儿，我伸出手，把它拿起来。信封很轻，又很重。

我抽出那张火车票。硬质纸板，红色的车次，黑色的字迹。从这座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北方工业城市，到那个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潮湿炎热的南方都市。后天下午三点发车，将近三十个小时的硬座。

指尖摩挲着粗糙的票面。他连硬座都舍不得买卧铺。是啊，五万块是给我的“安置费”，路费自然要省。

我又抽出那张银行卡。很普通的蓝色储蓄卡，没有任何花纹，角落有些磨损。密码是我生日。他居然记得我生日。这个发现让心里某个地方狠狠揪了一下，随即又被更深的讽刺淹没。记得生日，然后送你离开，多周到。

我把卡和票扔回桌上，转身开始收拾明天考试要用的东西。动作机械，把文件袋检查一遍又一遍，铅笔削了又削，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我只是需要做点什么，让手和脑子别停下来。

收拾完，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对面的楼还有几扇窗户亮着灯，模糊的人影晃动。那些窗户后面，是不是也有即将高考的学生，正在父母的轻声安慰或鼓励中，做着最后的准备？而不是像我一样，在高考前夜，被唯一的“家人”通知：你该滚蛋了。

喉咙发紧，我用力吞咽，压下那股酸涩。不能哭。哭了就真的一败涂地了。老陈不是要看我自生自灭吗？我偏要活出个样子。

但这个念头撑不了多久，无边的疲惫和孤独感就漫了上来。这个我住了六年的小房间，书桌、床、墙上贴着的已经泛黄的世界地图，此刻都显得陌生而冰冷。它们即将不属于我，或者说，从未真正属于过我。

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睡得很浅，不断惊醒。最后一次醒来，天刚蒙蒙亮。看了一眼闹钟，早上五点半。

我起床，洗漱。镜子里的人眼睛浮肿，脸色苍白。我用冷水扑了扑脸。客厅里静悄悄的，老陈的房门关着。他昨晚回来了？还是根本没回来？我不知道，也不想去探究。

厨房里，昨晚的碗筷还泡在水池。我给自己煮了碗面条，清汤寡水，囫囵吞下去。吃的时候，耳朵却竖着，听着隔壁的动静。一片死寂。

六点半，我背上书包，拿起文件袋。走到门口，换鞋。犹豫了一下，我对着老陈紧闭的房门，低声说了句：“我走了。”

没有回应。意料之中。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楼道里依然昏暗，但晨光已经从尽头的窗户渗进来。一步一步走下楼梯，脚步在空旷的楼梯间发出回响。走出单元门，夏日的热浪混着清晨特有的清气扑面而来。小区里已经有人走动，遛狗的，买早点的。

我深深吸了口气，朝公交站走去。今天是个大晴天，天空湛蓝，没有一丝云。是个考试的好天气。

考场设在市一中，离家有七八站路。公交车上挤满了人，大多是赶考的学生和陪送的家长。学生们大多沉默，脸上带着紧张的凝重。家长们则喋喋不休，叮嘱着“别紧张”、“仔细审题”、“先易后难”。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子，把头抵在玻璃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道、店铺、行人。一切如常，世界并没有因为我的“变故”而有丝毫改变。这种“如常”反而让我更加难受，像一根细针，扎进麻木的皮层，带来清晰的刺痛。

到了考点，校门口已经是人山人海。警戒线拉起来了，警察和老师维持着秩序。家长们被拦在外面，伸长脖子张望，举着手机拍照。学生们排队，验证准考证，测量体温，走进那个决定很多人命运的校园。

我顺着人流往前走，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想着那张火车票，那个地址，那五万块钱。深圳，那么远的地方，我谁也不认识。接我的人是谁？老陈在那里有认识的人？他从没提过。

“同学，准考证。”工作人员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慌忙递过去。核对，通过。踏进校门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了一眼。黑压压的家长人群，每一张脸上都写满期盼、焦虑、鼓励。我在其中寻找，明知不可能，心里却还是存着一丝极其微弱的、自己也觉得可笑的念头。

没有。那个高大的、沉默的、穿着蓝色工装的身影，没有出现。

我转回头，挺直背，走向考场所在的教学楼。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也好，这样最好。断了所有念想。

两天的考试，像一场冗长而模糊的梦。我机械地答题，审题，书写。语文作文题目是关于“路”，我写了妈妈，写了她带我走进那个筒子楼的那条闷热的路，写了她治病期间医院里消毒水味道弥漫的走廊，写了她走后我自己走过的一条又一条夜路。写到最后，笔尖发涩，差点写不下去。但我没提老陈，一个字都没提。

理综有点难，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完。考完最后一门英语，走出考场时，夕阳正把天空染成橘红色。校园里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声浪，欢呼的，哭泣的，对答案的，打电话报喜报忧的。人潮涌动，每个人都像重新活了过来，或彻底解脱，或怅然若失。

我逆着人流往外走，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热闹是他们的，我只有口袋里那张硬质的火车票，提醒着我即将开始的、未知的漂泊。

校门口，家长们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找到的便冲上去拥抱，递水递吃的。我低着头，快速穿过人群，走到公交站。公交车迟迟不来，站台上挤满了考完试的学生，兴奋地讨论着暑假计划，毕业旅行，去哪玩，去哪吃。

“周晓？”有人拍我肩膀。

我回头，是同桌李薇。她圆圆的脸晒得发红，眼睛亮晶晶的。“考得怎么样？我觉得英语听力有点难，你最后一大题选什么？”

我勉强笑笑：“还行吧，记不清了。”

“你爸没来接你？”她张望了一下。

“嗯，他忙。”我说。

“哦。”李薇没多想，兴致勃勃地说，“我们几个约好了，明天去唱歌，放松一下，你来不来？对了，你暑假有什么打算？要不要一起打份工？”

明天下午三点，我在火车上。我摇摇头：“不了，我……家里有点事，可能要出趟门。”

“啊？去哪玩啊？这么早就安排好了？”

“不是玩，是……亲戚家有点事。”我含糊道。

公交车来了，人群呼啦啦往上挤。我和李薇被冲散了，她在车厢那头对我挥手喊：“那回头电话联系啊！”

我点点头，抓住扶手。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启动，载着一车刚刚卸下重担的青春，驶向城市璀璨起来的灯火。

我没有回家。我在市中心下了车，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街上很热闹，商铺灯火通明，餐馆飘出诱人的香味，情侣牵手漫步，孩子嬉笑跑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背着书包、口袋里揣着一张南下火车票的游魂。

不知道走了多久，腿像灌了铅。我找了个街心公园的长椅坐下。旁边有个卖气球的老奶奶，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五颜六色的气球在她手中聚成一束，在晚风中轻轻摇晃。

我摸出手机，屏幕漆黑。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开机。我按下电源键，屏幕亮起，信号格跳动，然后，未接来电和短信的提示音接连不断地响起，嗡嗡地震动着掌心。

大多是同学的，问考得怎么样，约着出去玩。还有两条班主任的，嘱咐我们注意安全，记得回校拿报考资料。

没有老陈的。一条都没有。

我翻到通讯录，手指在“陈叔”那个名字上悬停。绿色的通话图标，像一只嘲讽的眼睛。我想打过去，想问个明白，想吼，想骂。但最终，我只是锁上了屏幕，把手机塞回口袋。

问什么呢？问他为什么这么狠心？问他到底欠了什么债要卖房子？问他是不是早就想甩掉我这个拖油瓶？

答案重要吗？结局已定。

夜色渐深，公园里的灯次第亮起。蚊子嗡嗡地围着人转。我该回去了。回去面对那个已经不属于我的“家”，收拾我少得可怜的行李，然后，离开。

站起身，腿坐麻了，踉跄了一下。慢慢朝公交站走去。回家的那趟夜班车很空，只有零星几个晚归的乘客。我坐在最后一排，额头抵着冰冷的车窗，看着窗外流动的夜景。这座城市，我生活了十八年，此刻却觉得无比陌生。

回到筒子楼下，抬头望去。三楼那个窗户，黑着灯。他不在家？还是已经睡了？

上楼，掏钥匙，开门。屋里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我按下开关，顶灯亮起，刺得眼睛眯了一下。

一切如常。小客厅还是老样子，旧沙发，小方桌，电视柜上摆着妈妈生前喜欢的一小盆绿萝，叶子有些发黄。老陈的房门关着。

我走到自己房间门口，犹豫了一下，没有进去，而是转身走向老陈的房门。手抬起，想敲门，又放下。耳朵贴近门板，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拧动门把手，轻轻推开一条缝。

房间里空无一人。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就像军营里一样。书桌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衣柜门开着一条缝，里面空荡荡的，只剩下几个衣架。

他走了。在我高考这两天，收拾了自己所有的东西，走了。

我靠在门框上，突然觉得有点腿软。虽然早有预感，但亲眼看到这空荡荡的房间，那种被彻底抛弃的感觉，还是像潮水一样没顶而来。没有告别，没有解释，就这么消失了，把一所空屋，一张卡，一张票，留给了我。

我慢慢走回客厅，坐在那张旧沙发上。沙发凹陷下去，发出“嘎吱”一声。我环顾这个我住了六年的地方，第一次如此仔细地打量它。墙壁有些发黄，天花板角落有渗水留下的污渍，地板砖的缝隙黑黢黢的。这里从来不是“家”，只是一个栖身的壳。现在，连这个壳，也要被收回了。

坐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我起身，回到自己房间，打开灯。开始收拾东西。我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一些零碎物品。一个中等大小的行李箱就能装满。我把妈妈唯一的一张照片，我们娘俩多年前在公园拍的合影，小心地夹在一本书里。

收拾完，我坐在床边，看着那个棕色的信封。它还在书桌上，像个沉默的审判。

我最终还是拿起了它。抽出那张银行卡。借着灯光，我翻来覆去地看。很普通的卡，除了银行logo，什么都没有。五万块，对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吧？他当维修工，一个月能挣多少？四千？五千？还要负担我的学费生活费，我妈生病时的开销……这五万，他攒了多久？

一个可怕的念头忽然钻进来：这钱，干净吗？他是不是惹了什么事，才急着卖房子跑路，顺便把我这个累赘打发走？

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随即又觉得合理。不然怎么解释这一切？无缘无故，何必如此？

我必须搞清楚。

我拿出手机，打开浏览器，输入银行的客服电话。犹豫了一下，我又关上手机。不行，打电话查余额，需要输入密码。而密码是我生日。这太讽刺了，我几乎能想象客服小姐听到这个密码时可能产生的联想。我不想验证这个。

我盯着那张卡。明天，明天去银行柜员机查。如果真有五万，如果钱是干净的……那我该怎么办？拿着钱，听话地滚去深圳，投奔那个不知道是谁的“接应人”，开始所谓的新生活？

如果钱不干净……我又该怎么办？

脑子又乱成一团麻。我强迫自己停止胡思乱想。起身，去卫生间用冷水洗了把脸。抬起头，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神惶惑、脸色苍白的自己。

“周晓，”我对着镜子，低声说，“你十八了，成年了。天塌不下来。”

声音在狭小的卫生间里回荡，虚弱，但没有颤抖。

回到房间，我把银行卡和火车票重新装回信封，塞进行李箱的夹层。然后关灯，躺下。窗外传来远处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苍凉，消失在夜色里。

明天，明天去银行。然后，再做决定。

无论如何，路要靠自己走了。

第三章

第二天，我是被透过窗帘缝隙的阳光刺醒的。

一看手机，已经上午九点多。这一觉睡得沉，但乱梦不断，一会儿是妈妈在病床上哭，一会儿是老陈举着巴掌，一会儿是火车轰鸣着驶入无边的黑暗。醒来时，心脏“咚咚”直跳，浑身是汗。

屋里静得可怕。我躺了一会儿，听着自己粗重的呼吸声，然后猛地坐起来。

今天下午三点的火车。

我起床，快速洗漱。看着镜子里挂着眼袋、头发乱糟糟的自己，用力拍了拍脸。振作点，周晓。

换上最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把重要的证件、手机、一点零钱塞进随身的小背包。犹豫了一下，我还是从行李箱夹层里拿出了那个信封，抽出银行卡，放进牛仔裤口袋。火车票也拿出来看了看，发车时间：15:07。地址在背面，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有些潦草，但能看清：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XX工业区旁，好运来招待所，找赵春梅。

赵春梅。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我把车票也塞进口袋，背上小包，出了门。没吃早饭，也不觉得饿，胃里像塞了一团冰冷的棉花。

楼下早点摊的油烟味飘过来，几个邻居坐在小凳上吃豆浆油条，看到我，点了点头。卖早点的阿姨招呼我：“晓晓，考完啦？来根油条？”

我挤出一个笑：“不了阿姨，吃过了。”

走出小区，阳光白晃晃的，有些刺眼。街道上车水马龙，上班的，买菜的，遛弯的，各自忙碌。世界依旧按部就班，不会因为一个十八岁女孩口袋里的银行卡和火车票而停顿分毫。

最近的银行离这里两站路。我没坐车，慢慢走过去。脚步有些虚浮，手心一直在冒汗，擦在裤子上，湿了又干。

银行自助服务区里人不多。我走到一台ATM机前，看着那泛着冷光的屏幕，深吸一口气，把银行卡插了进去。

机器发出“嗡嗡”的读卡声。屏幕提示输入密码。

我的生日，年月日六位数。我僵硬地按下那几个数字。指尖冰凉。

屏幕闪烁，进入主界面。我盯着那几个选项，心跳如擂鼓。移动光标，选中“查询余额”，确认。

机器内部传来“滋滋”的打印声，吐出一张窄窄的凭条。

我几乎是抢过来，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目光急切地扫过那些数字。

账户余额：￥78,456.33

不是五万。是七万八千四百五十六块三毛三。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看花了，又凑近仔细看了一遍。没错，是七万多。

老陈说卡里有五万。他少说了两万八。为什么？是记错了，还是……故意少说？

我退出卡，捏着那张薄薄的凭条，走到银行外面。阳光炽烈，晒得人发晕。我靠在阴凉的墙壁上，重新看那张凭条。余额下方还有几行交易记录。最近一笔是存入，金额：30,000.00，日期是四天前。再往前，是几笔零散的取款，金额不大，几百一千。更早之前，有一笔大额存入：50,000.00，日期是三个多月前，刚好是我妈去世后不久。

五万，三万。加起来八万。扣除取用的一些，剩下七万八。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三个月前存入的五万，是什么钱？四天前存入的三万，又是什么钱？老陈一个维修工，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拿出这么多钱？而且，他明明有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卖房子？卖了房子的钱又去了哪里？他说“还了债”，什么债需要卖房子来还？这卡里的钱，和卖房子的钱，是不是一回事？

疑团非但没有解开，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下意识地摸出手机，再次点开通讯录，盯着“陈叔”那两个字。指腹悬在拨号键上，微微颤抖。打过去，质问？他会说吗？如果他真的卷入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的电话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或者，他根本不会接。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跳了出来。

我心头一紧，下意识地环顾四周。街上人来人往，并无异常。难道是老陈用别的号码打来的？还是……别的什么人？

铃声响到第五下，我咬咬牙，按了接听，把手机放到耳边，没吭声。

“喂？请问是周晓吗？”电话那头是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带着本地口音，有些急促。

“我是。您哪位？”

“我是街道办事处的王主任啊，你陈叔叔那边社区的。”女人语速很快，“可算联系上你了！你手机昨天怎么一直关机？”

街道办？找我？我心里咯噔一下。“王主任您好，我……昨天考试，关机了。您找我有事？”

“有事，当然有事！还是急事！”王主任声音里透着焦虑和不满，“你赶紧来你陈叔叔厂里一趟吧，出事了！快点啊，机床厂，西门，你到了给我打电话！这事儿必须你过来处理！”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急问。

“哎呀，一两句说不清，你来了就知道了！快点！”王主任说完，不等我回应，就挂了电话。

嘟嘟的忙音传来，我握着手机，站在原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老陈出事了？在厂里？什么事严重到需要街道办找我？还“必须我过去处理”？

我来不及细想，拔腿就往公交站跑。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撞得肋骨生疼。脑子里闪过无数可怕的画面：工伤？事故？还是……他惹的事发了？

去机床厂的公交车平时要坐四十分钟，今天感觉格外漫长。每一站停车，我都焦躁得想跳下去跑。好不容易到了西门，我冲下车，一边跑一边翻出刚才的来电，回拨过去。

“王主任，我到了，西门，您在哪儿？”

“等着，我出来接你！”电话里还能听到那边嘈杂的人声。

不一会儿，一个穿着碎花衬衫、身材微胖的中年妇女从厂门里快步走出来，四下张望。我赶紧迎上去：“王主任？”

“周晓是吧？跟我来！”王主任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就往厂里走。她的手劲很大，攥得我生疼。

“王主任，到底怎么了？我陈叔他……”

“你陈叔？哼！”王主任冷哼一声，脚步不停，“你先别问，进去看看就知道了！你们家老陈，可真能惹事！”

穿过有些破旧的厂区大门，里面是高大的车间厂房，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王主任领着我拐进旁边一栋三层的老办公楼，径直上到二楼。

走廊里站着好几个人，有穿着工装的工人，也有穿着衬衫看起来像干部的人。他们围在一间办公室门口，低声议论着什么，看到王主任拉着我过来，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那目光里有好奇，有审视，有同情，也有不满。

我被这些目光刺得浑身不自在，下意识地想往后缩，但王主任紧紧拽着我，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办公室不大，陈设简单。几个人坐在里面，烟雾缭绕。正对着门坐着的，是一个五十多岁、面色严肃的男人，看架势像个领导。旁边坐着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而老陈，就站在办公桌对面，背对着门口。

他穿着那身熟悉的蓝色工装，背影依旧高大，但此刻却微微佝偻着。听到开门声，他回过头。

我看到他的脸，心里猛地一沉。

老陈的左眼眼眶一片乌青，高高肿起，嘴角也破了，结着暗红的血痂。脸上、脖子上还有几道新鲜的抓痕。工装上沾满了灰尘，还有几处明显的污渍。

他看见我，显然吃了一惊，肿胀的眼睛努力睁大，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飞快地扭回头，避开了我的视线。

“主任，这就是周晓，老陈的……女儿。”王主任把我往前推了推，对那个严肃的男人说。

“你就是周晓？”主任上下打量我，目光锐利，“你继父陈建国，昨晚在厂区盗窃未遂，被保安当场抓获。人赃并获。他自己也承认了。但他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是他一个人干的。我们找你来，是想核实一下情况，另外，看看这个事怎么处理。”

盗窃？未遂？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我难以置信地看向老陈的背影。他僵硬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有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攥成了拳头，指节发白。

“不……不可能！”我脱口而出，声音因为震惊而变调，“陈叔他……他不会偷东西！”

“人赃并获，他自己也认了，有什么不可能？”旁边一个年轻的保安忍不住开口，语气带着鄙夷，“偷厂里的废旧铜件，想从围墙那边递出去卖钱，被我们巡逻抓个正着。还想跑，这不，脸上身上是抓的时候弄的。要不是看他年纪大，早扭送派出所了！”

废旧铜件？卖钱？我猛然想起银行卡里那笔三万块的存款，日期是四天前。难道……

“他偷了多少？东西呢？”我问，声音发干。

“不多，就一麻袋，几十斤吧。按废品卖，能卖个千把块。”主任沉声道，“东西扣下了。周晓，你是他家属，现在他这个情况，你看怎么办？是公了，还是私了？”

“公了怎么说？私了又怎么说？”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公了，报警，按盗窃处理，该拘留拘留，该罚款罚款，厂里肯定要开除他。”主任弹了弹烟灰，“私了，念他是老员工，一时糊涂，写份深刻检查，在全厂通报批评，赔偿厂里损失，然后……自己辞职走人。”

自己辞职走人。和老陈让我“考完就走”，异曲同工。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等着我的决定。老陈依然背对着我，他的肩膀似乎塌下去了一些。

我看着他那狼狈却挺直的背影，看着他那洗得发白的工装，看着他那花白的鬓角。过去六年的画面不受控制地在眼前闪回：他递来红旗中学信封的沉默，他扇在我背上巴掌的沉重，他在医院给我妈喂饭的笨拙，他在葬礼上挺直的脊背，还有昨晚，他放下信封时低哑的“别犯傻”……

愤怒，疑惑，委屈，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像打翻的调料瓶，混在一起，五味杂陈。

“他欠了厂里多少钱？我赔。”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平静得有些陌生。

老陈的背影猛地一颤。

主任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东西没偷成，但行为本身恶劣。罚款五百，写检查，通报批评，然后……”

“我替他写检查。”我打断他，“罚款我现在就给。通报批评……能不能，尽量不扩大范围？”我知道这个要求很无力，但还是说了出来。老陈这辈子，大概最看重的就是这张脸面了。

主任沉吟了一下，和旁边的人交换了下眼神。“看在你是孩子，又刚高考完的份上……检查必须他亲手写，签字按手印。罚款交了，今天之内，收拾东西离开厂区。以后不再是本厂职工。就这样。”

“好。”我干脆地点头，从随身小包里拿出钱包。里面只有几百块生活费，是我省下来准备上大学用的。我数出五张一百的，放到主任面前的桌子上。

“点点。”我说。

主任示意旁边的人收下，开了张收据。

“陈建国，你有个好女儿。”主任看着老陈的背影，语气复杂，“别再有下次了。收拾东西，走吧。”

老陈缓缓转过身。他肿胀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那双一向没什么情绪的眼睛，此刻却泛着血丝，看向我时，眼神极其复杂，有难堪，有愧疚，还有一种更深沉的东西，我看不懂。

他没说话，对我极其轻微地点了下头，然后步履有些蹒跚地，朝办公室门外走去。

围观的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各种目光落在他身上，像针一样。他低着头，穿过那些目光，走向楼梯。

我拿起收据，对主任和王主任说了声“谢谢”，也快步跟了出去。

走廊里，工人们低声议论着散去。我追上老陈，走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我们俩都没说话，沉默地走下楼梯，走出办公楼，走进厂区。

阳光刺眼，机器声轰鸣。偶尔有认识老陈的工人经过，惊讶地看着他脸上的伤，又看看我，想打招呼，但被老陈那副生人勿近的脸色吓退，匆匆走开。

一路沉默，走到他所在的维修车间门口。车间里几个工人正在忙碌，看到我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眼神异样。老陈没看他们，径直走向角落一个铁皮柜子，拿出钥匙开锁。

柜子里东西很少，几件替换的工装，一个掉了漆的军用水壶，饭盒，还有一些零碎工具。他默默地拿出一个帆布工具袋，把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一件一件，慢慢地放进去。动作很慢，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感的沉重。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午后的阳光从车间高窗射进来，照出空气中飞舞的尘埃，也照在他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背上。这个场景，忽然让我鼻子一酸。

他收拾好东西，拉上工具袋的拉链，拎起来，转身，朝车间外走。经过我身边时，他停顿了不到一秒，嘴唇又动了动，最终还是一言不发，走了出去。

我跟在他身后。我们前一后，穿过偌大的厂区，走向西门。门卫老头认识他，看着他脸上的伤和手里的工具袋，张了张嘴，叹了口气，拉开小门。

走出厂门，喧嚣的机器声被隔在身后。老陈在门口站定，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很烈，他眯起肿胀的眼睛。然后，他转向我，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

“你不该来。更不该给钱。”

“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看着他，声音也在发抖，“看着你被送去派出所？看着你被开除，背上盗窃的名声？还是说，我应该拿着你给的五万块——哦不，是七万八，高高兴兴坐上火车，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老陈猛地看向我，肿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愕：“你……你查了卡？”

“对，我查了。”我往前一步，逼视着他，“你说卡里有五万，实际上有七万八。三个月前有一笔五万的存入，四天前有一笔三万的存入。陈建国，你告诉我，这钱哪来的？是不是你偷厂里东西卖的钱？还有，你说卖了房子还债，你到底欠了什么债？需要卖房子，还需要你去偷厂里的废铜烂铁来还？”

我的声音越说越高，引得过路的人侧目。但我顾不上了，这些问题像火一样灼烧着我的喉咙。

老陈的脸色在阳光下显得更加灰败。他避开我的目光，看向马路对面川流不息的车辆，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几下。

“钱是干净的。”他哑着嗓子说，每个字都说得很艰难，“房子……也没卖。”

“什么？”我愣住了。

“房子没卖。”他重复了一遍，像是用尽了力气，“那是我……骗你的。”

我站在原地，像被雷劈中一样，无法动弹。风刮过街道，卷起地上的尘土和塑料袋，打着旋。

“为什么？”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轻飘飘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给我钱让我走？为什么……要去偷东西？”最后一句，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老陈转过头，看着我。他那张青肿交加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种近乎痛苦的神色。他张了张嘴，刚要说什么——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打破了我们之间紧绷的沉默。

老陈摸出那个老旧的诺基亚手机，看了一眼屏幕，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甚至比刚才在厂里被抓住时还要难看。他手指有些颤抖地按了拒接。

但铃声几乎立刻又执着地响了起来。

他再次挂断。

第三次响起。

老陈的额头沁出了冷汗，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不停叫嚣的手机，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终于按下了接听键，把手机放到耳边。

他没说话，只是听着。我距离他不到一米，能清楚地听到手机听筒里漏出的声音，是一个男人粗暴的吼叫，但因为周围车流噪音，听不清具体内容。

老陈的脸色越来越白，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他听着，偶尔“嗯”一两声，声音干涩。

最后，对方似乎吼完了，老陈才嘶哑地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再宽限两天，就两天……钱我一定凑齐……求你了，别动她……”

对方又说了句什么，然后挂了电话。

老陈举着手机，保持着接听的姿势，僵在那里，像一尊瞬间被抽走了魂魄的雕塑。阳光照在他身上，却仿佛照不进他眼里那一片深不见底的绝望。

“谁的电话？”我听到自己问，声音绷得像一根快要断掉的弦，“你要凑什么钱？别动谁？陈建国，你到底……惹了什么事？”

老陈缓缓放下手机，手臂垂落，手机差点脱手掉在地上。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双肿胀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还有我从未见过的、深重的恐惧和哀求。

“晓晓，”他叫了我的名字，不是连名带姓，而是像小时候我妈那样叫我，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算陈叔求你了。拿着钱，今天下午就走，坐火车走，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再回来，也别问为什么。行吗？”

第四章

“走？走到哪里去？”我看着他眼里的恐惧，心里那点因为被欺骗而燃起的怒火，被一种更深的寒意覆盖，“你让我走，总要让我走得明白。刚才电话里是谁？他们让你凑什么钱？你要我走，是不是因为这些人？”

老陈嘴唇哆嗦着，避开我的视线，看向旁边车来车往的马路，眼神空洞。“你别问了……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可我已经知道了！”我提高声音，引来几个路人侧目。我不管不顾，上前一步，几乎要抓住他的胳膊，“我知道你偷东西被抓，我知道你给了我一张有七万八的卡，我知道你编谎话说卖了房子！现在，我还知道有人在逼你要钱，电话都打到厂里，打到家里了吗？他们是谁？高利贷？赌债？还是别的什么？”

“不是赌债！”老陈猛地低吼出声，脖子上青筋都暴了起来。吼完，他像被抽干了力气，肩膀垮下去，声音也低下来，带着一种认命般的疲惫，“……是医疗费。”

“医疗费？”我一怔，“什么医疗费？我妈的医疗费不是早就……”

“不是你妈。”老陈打断我，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一层水光，但被他死死憋了回去，“是……你亲爸。”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街道的嘈杂，汽车的鸣笛，夏日的热风，都变得遥远而不真实。我耳朵里嗡嗡作响，只反复回荡着那三个字。

“你亲爸。”

我亲爸。那个在我五岁时就跟别的女人跑掉，十几年杳无音信，只存在于我妈偶尔醉酒后咒骂和哭泣中的男人。

“……他？”我找回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他怎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老陈抹了把脸，手上的老茧刮过脸上的伤口，他疼得咧了下嘴，但更多的是麻木。“他年初回来了，”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找到我。肝癌，晚期，没得治了。但还想活，想治，进了省城的医院，做一种很贵的介入治疗，一次就要好几万。他没钱，他后来找的那个女人卷了他的钱跑了。他找到我，跪下来求我，说看在他……看在他到底是晓晓亲爹的份上。”

我听着，觉得荒谬绝伦，像在听一个拙劣的冷笑话。“所以你就给他钱？给他治病？用你攒的钱，甚至要去偷厂里的东西卖钱给他？”我气极反笑，“陈建国，你是圣人吗？还是傻子？他当年怎么对我妈的？怎么对我的？你现在拿钱去救他？我妈生病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大……”

“你妈的病，不一样！”老陈突然吼了一声，眼睛通红，“你妈的病，能治的我都治了，治不了，那是命！可他……”他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他拿着亲子鉴定来的！他说他是你亲爸，他要是死了，你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他欠的债，要是他还不上，那些人……那些人就会来找你！”

他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嘶喊出来的。嘶哑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

我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顶凉到脚心。那些模糊的线索，那些古怪的举动，那些说不通的逻辑，在这一刻，被“高利贷”和“父债子偿”这几个冰冷的字眼，猛地串了起来。

“他……借了高利贷？”我的声音在发抖。

“治病，住院，吃药……他那点家底早就掏空了。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最后借了高利贷。”老陈的声音低下去，透着绝望，“利滚利，越滚越多。他这次进医院，又是五万。我……我把家里最后那点存款，你妈走后厂里给的抚恤金，都填进去了。还不够。那些人……那些人追到医院，说不给钱，就让他死在医院里，然后……然后就来找你。”

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张青肿的脸上满是恳求：“晓晓，那些人不是善茬，他们真干得出来。你爸……他活不了几天了，可你还年轻，你刚考完，你以后的日子还长。我不能让他们缠上你。房子不能卖，卖了我们就没地方住了。我只能……我只能想法子凑。厂里那些废料，平时堆在角落也没人管，我想着拿一点，应应急，等过了这关，我再想办法补上……没想到……”

他哽住了，说不下去。

所以，那卡里的五万，是妈妈的抚恤金和他的积蓄。那三万，是他预支的工资，还是别的什么？今天偷铜件，是为了凑下一次的“利息”？而让我走，给我钱，给我火车票，是怕那些放贷的找到我，用我来威胁他，或者直接让我“父债子偿”？

原来是这样。

不是厌弃，不是想甩掉包袱。是保护。是一种笨拙的、走投无路的、甚至不惜把自己弄到如此狼狈不堪境地的保护。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个我叫了六年“陈叔”、在心里恨过怨过也怕过的男人。他脸上带着伤，身上沾着灰，手里拎着个寒酸的帆布工具袋，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像个打了败仗的逃兵，又像一棵被风雨摧折却还想勉强挺立的老树。

过去的画面再次翻涌，但这一次，带着全然不同的意味。他那沉默的付出，严厉的巴掌，医院里笨拙的照料，葬礼上挺直的脊背，还有昨晚放下信封时，那句低哑的“别犯傻”……

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他甚至没怎么给过我好脸色。可在我亲爹跑掉、我妈去世之后，是这个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用他沉默的方式，扛起了我这个拖油瓶。而如今，当我那个混蛋亲爹带着一身烂债和绝症回来时，又是他，试图用他那并不宽阔的肩膀，把我挡在身后，哪怕代价是去偷，是去骗，是丢掉工作，是尊严扫地。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听到自己问，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吹散。

“告诉你？”老陈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告诉你有什么用？让你跟着发愁？让你还没高考就背上这么大个包袱？还是让你去看那个混账东西最后一眼，再被他气死？”他摇摇头，“我想着，好歹把你送走，送得远远的。那些人找不到你，就没办法。我……我反正就这样了，一个老光棍，烂命一条，他们能把我怎么样？等你到了深圳，安顿下来，好好上学，好好过日子，别回来……”

他说不下去了，别过脸，抬手用力抹了下眼睛。

我站在那里，浑身冰冷，又有一股滚烫的东西在胸腔里冲撞。我想哭，又想笑，想骂人，又想对着天空大喊。最终，所有这些激烈的情绪，都化成了一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酸楚，堵在喉咙里。

“他在哪个医院？”我问。

老陈猛地转回头：“你要干什么？你不能去！”

“他在哪个医院？”我重复，声音很平静，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

“晓晓，你别犯倔！那地方你去不得！那些人……”

“陈叔。”我打断他，这是我六年来，第一次用这个称呼打断他的话。我看到他明显愣了一下。“卡里还有七万八。加上我刚才给你的五百，应该还有几百。你身上还有钱吗？”

老陈看着我，眼神困惑，但还是下意识摸了摸口袋，掏出皱巴巴的几十块零钱。

“把钱给我。”我伸出手。

“你要干什么？”

“去医院。”我说，“把该还的债，还清楚。把该断的线，断干净。”

“你疯了！”老陈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他的手粗糙有力，还在发抖，“那是七万八！是你的学费！是你以后的生活费！你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