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皆为虚构作品,故事情节、地点、背景等均为虚构;内容中涉及的角色行为、道德观念及社会背景均为虚构设定)

我叫赵德柱,今年63岁,退休前在一家国企干了半辈子会计。

女儿赵梦茹定居国外,这些年回国次数屈指可数,可那天晚上,她突然打来电话,语气热情得不像话,说要接我去F国享福。

“爸,您到了这边就把护照交给我们保管。”

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飞机降落在F国机场,女儿女婿来接机,可气氛说不出的奇怪。

排队过海关时,我听到女婿林建国在电话里压低声说:

“他什么都不知道,到了就交给我们。”

就在这时,6岁的外孙女小雨突然拽了拽我的衣角,踮起脚尖凑到我耳边,用几乎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我瞬间就懵了。

01

我叫赵德柱,今年六十三岁,退休前在A市一家国企干了半辈子会计,老伴五年前走了,唯一的女儿赵梦茹嫁到了国外。

这些年我一个人过得很简单,早上去公园打打太极,下午在小区棋牌室下下象棋,晚上看看电视就睡了,日子虽然平淡但也自在。

直到那天晚上,女儿突然打来电话。

电话那头赵梦茹的声音热情得让我有些不适应,以往她每个月也就例行公事般打个电话问候几句,每次不超过十分钟就挂了,可这次她一口气说了将近一个小时。

“爸,我和建国商量好了,想接您来F国跟我们住,您一个人在国内太孤单了,我们实在不放心。”

女儿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急切,她说建国最近升了职,家里换了大房子,外孙女小雨也天天念叨想姥爷,让我赶紧办护照,机票他们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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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泛起一丝暖意,但同时也隐约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我这女儿从小就精明,嫁的女婿林建国也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当年她出国留学加结婚,我和老伴掏空了积蓄,可这些年来她回国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回来也都是住酒店,从来没说让我过去住。

“爸,您到了这边就把护照交给我们保管,这边办事挺麻烦的,我们帮您打理就行。”赵梦茹在电话里随口说了一句。

我当时没太在意,只是“嗯”了一声答应下来。

挂了电话后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着女儿这突如其来的孝心,总觉得这不像她的作风,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我这个人干了一辈子财务,养成了一个习惯,什么事都要留个后手。

第二天一早我没急着去办护照,而是先去了趟银行,找了我的理财经理小刘,把名下的三套房子和二百多万存款全部转入了信托基金。

小刘是个老实的年轻人,看我办这么大手笔的业务有些诧异,问我是不是要出国。

“以防万一吧。”我笑着拍拍他肩膀。

信托的受益人我写了外孙女林雨桐的名字,但设置了严格的支取条件,必须由我和她共同到场,且她年满十八周岁后才能动用本金,在此之前只有每年的收益可以由监护人代领用于教育和生活开支。

这步棋我走得不动声色,连女儿都没告诉。

办完这些我又去找了我的老同学方建国——不是女婿那个建国,是A市鼎鼎有名的方大律师,我们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几十年的交情,有什么重要的事我都习惯找他商量。

方律师听了我的情况皱起眉头,“老赵,这事你得留个心眼,现在很多跨国案件都是亲人坑亲人,你先去探探路,有任何不对劲就马上联系我,我在F国有合作的律师。”

我点点头,把方律师的联系方式存了好几个备份。

护照办下来后我给女儿打了电话,她高兴得声音都变了,当天就给我订了机票,头等舱,这更让我觉得反常,我这女儿从小算盘打得精,什么时候这么大方过。

出发那天我把行李收拾得很简单,一个行李箱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个小背包放了证件和一本书,还有那张存着信托文件的U盘,我把它缝在了背包夹层的暗格里。

在A市国际机场候机时女儿又打来电话,“爸,您一定要记住啊,到了F国机场先把护照交给我们,这边的规矩和国内不一样,外国人办事特别麻烦,护照放我们这里安全。”

“好好好,听你的。”我嘴上答应着,心里那股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漫长而煎熬,头等舱的座位虽然舒服,但我几乎一夜没睡,脑子里总在想女儿这些天的反常表现。

飞机降落在F国X市国际机场时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多,我透过舷窗看到灰蒙蒙的天空和远处陌生的建筑,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楚的压抑感。

取完行李推着车走出到达大厅,我一眼就看到了女儿一家三口站在接机的人群中。

赵梦茹穿着一件鲜艳的红色大衣,化了精致的妆,笑容满面地朝我挥手,林建国站在她旁边,穿着一身深色西装,表情看起来有些僵硬,眼神闪躲不定,不像是在接老丈人,倒像是在等一个不想见的人。

六岁的外孙女小雨倒是真的很兴奋,一看到我就挣脱女儿的手跑了过来,“姥爷!姥爷!”小姑娘抱着我的腿撒娇,我弯腰把她抱起来,她的小脸蛋蹭着我的脖子,温热的呼吸让我心里一阵发软。

“爸,累不累?车上给您准备了茶水。”赵梦茹接过我的行李箱推车,挽着我的胳膊往外走,嘴上嘘寒问暖,眼睛却一直往林建国那边瞟。

林建国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爸,这边走,车停在地下车库。”

我注意到他说这话的时候手一直在西装口袋里摸索着什么,额头上还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这天气才十来度,不至于热成这样。

一家人的气氛说不出的怪异,赵梦茹走在我左边紧紧挽着我,像是在防止我跑掉似的,林建国走在我右边稍微靠后的位置,时不时回头看看身后,好像怕有人跟踪。

小雨被我抱在怀里,一开始还叽叽喳喳地说着在幼儿园的趣事,可走着走着就不说话了,小脑袋靠在我肩膀上,眼睛却一直在看她爸妈。

我心里打起鼓来,但脸上依然保持着平静的笑容,几十年的职场生涯教会我一件事,越是心里没底的时候,越要把情绪藏好。

从到达大厅到地下车库要经过海关入境大厅,一路上赵梦茹都在跟我聊天,说F国的生活有多么好,空气多么新鲜,教育多么先进,可我注意到她的眼睛一直在四处打量,说话的语速也比平时快了很多。

林建国更是全程几乎没怎么说话,偶尔接两句也是驴唇不对马嘴,整个人心不在焉的。

到了海关大厅门口,队伍排得很长,各种肤色的人拖着行李缓缓向前移动。

赵梦茹突然凑到我耳边,“爸,待会到窗口您就正常出示护照就行,什么话都别说,我们来应对,您不会说法语,说多了反而麻烦。”

“行。”我点点头,心里却更加疑惑了。

排队的时候我站在中间,赵梦茹在我左边,林建国在我右边,小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我怀里下去了,站在我前面,小手却一直拉着我的衣角。

队伍缓缓向前移动,每往前走一步,我就感觉气氛凝重一分。

赵梦茹和林建国在我两侧时不时低声交谈几句,声音很小,我竖起耳朵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偶尔听到几个词,“资料”“签名”“快好了”。

林建国接了个电话,声音压得极低,几乎是用气音在说话,我只隐约听到一句,“放心,他什么都不知道,到了就交给我们。”

我的心猛地一沉。

什么叫我什么都不知道?到了就交给你们是什么意思?

我在国企干了三十多年财务,见过的猫腻比他们吃过的盐都多,这种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做派,我太熟悉了,那些挪用公款做假账的人,都是这副德行。

但我依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假装累了揉了揉太阳穴,借着低头的机会偷偷观察他们。

赵梦茹的左手一直紧紧攥着自己的手提包,指节都发白了,林建国的右手插在西装口袋里,口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

小雨拉着我衣角的小手突然紧了紧。

我低头看去,发现小姑娘的眼圈红了,嘴唇紧紧抿着,小小的身子在微微发抖。

“小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我弯下腰小声问她。

小雨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忍着没掉下来,她抬起头看了看她爸妈,确认他们没注意这边,然后踮起脚尖凑到我耳边。

她用一种几乎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姥爷快走。”

那声音很小很小,却像一道惊雷在我脑海中炸开。

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02

小雨说完这句话就把头埋进了我的怀里,小小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了,我能感觉到她的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服,像是要把自己嵌进我的身体里。

一个六岁的孩子,到底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才会在见到姥爷的第一时间说出“快走”这两个字?

我抬起头,目光越过小雨的肩膀看向赵梦茹和林建国,他们还在低声交谈,完全没注意到我们爷孙俩的小小异常。

就在这一瞬间,无数疑点像决堤的洪水般涌上我的脑海,之前那些零散的、模糊的不对劲感,在这一刻全部串联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让我不寒而栗的画面。

电话里异常的热情,突然要接我出国,反复叮嘱“到了先交护照”,机场见面后诡异的表情,躲闪的眼神,压低的交谈声,还有那句“他什么都不知道,到了就交给我们”。

这不是接我出国享福,这是要我的命啊。

不是身体上的命,而是比身体上的死亡更可怕的另一种毁灭——他们要拿我的身份去做违法的事。

我在财务岗位上干了三十多年,太清楚护照和身份证件在境外意味着什么了,一旦我把护照交给他们,他们可以用我的名义开账户、签合同、贷款、做担保,甚至从事洗钱和非法转移资产的活动。

而我,一个不懂外语、不懂法律、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中国退休老头,将彻底沦为他们的傀儡,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到时候出了事,坐牢的是我,背锅的是我,而他们作为“好心接父亲来国外享福的孝顺儿女”,顶多挨几句道德上的谴责,拍拍屁股就能撇清关系。

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翻涌的惊涛骇浪,告诉自己必须冷静。

我赵德柱在财务岗位上跟数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猫腻假账没识破过,想算计我,没那么容易。

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只是把小雨抱得更紧了一些,在她耳边轻声说了句,“乖,姥爷知道了。”

队伍继续向前移动,很快就快到海关窗口了。

赵梦茹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爸,护照准备好了吧?待会咱们一起过去。”

“准备好了。”我点点头,从背包里掏出护照拿在手里,然后突然“哎呀”一声,“坏了,我忘了填那个什么健康申报表了,登机前空姐说要填的,我给忘了。”

“没事的爸,那个不重要。”赵梦茹摆摆手。

“不行不行,我这人最怕麻烦,万一被卡住了更耽误时间,你们先过去,我去填一下就来,很快的。”我说着就要往旁边走。

林建国下意识地伸手拦住我,“爸,不用填了,真的没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通关就好了。”

我看到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那一瞬间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他们怕我离开这支队伍,怕我脱离他们的控制。

“你们先过去吧,我马上就来。”我笑着拍了拍林建国的手背,然后把小雨递给赵梦茹,“小雨先跟妈妈待一会,姥爷去填个表就来。”

赵梦茹接过小雨,脸上的表情明显紧张了起来,她看了林建国一眼,像是在征求他的意见,林建国微微点了点头,赵梦茹才勉强笑道:“那爸您快点,我们在这等您。”

我转身朝大厅另一边的信息台走去,步子不急不慢,甚至还回头冲他们笑了笑,示意他们别担心。

走出十几步后我加快了脚步,转过一个弯角,确认他们已经看不到我了,我拔腿就跑,行李箱也不要了,只抱着那个藏着U盘的背包,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向机场出口。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跳,双腿因为紧张和剧烈运动有些发软,但我不敢停,也不能停,跑出去,一定要跑出去,这是我现在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冲到机场大厅门口的时候,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用事先准备好的英语告诉司机去最近的中餐馆。

车刚开出去,我的手机就疯狂地响了起来,是赵梦茹打来的。

我没接。

电话断了又响,断了又响,连续打了十几通,我一个都没接。

到了中餐馆,我跟老板借了充电器和WiFi密码,先给国内的方律师发了条消息,“计划有变,我需要最快的航班回国。”

然后我才坐下来,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手机,要了一壶热茶灌下去,才勉强让自己平静下来。

手机又一次响起,这次是林建国打来的,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爸!您去哪儿了?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我们在机场找了您好久!”林建国的声音又急又气,带着明显的心虚。

“建国啊,我突然想起国内还有件急事要处理,就先走了,你们不用担心我,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

“不是,爸,您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好不容易安排好了接您,您连说都不说一声就走了?您让我们怎么办?”林建国的语气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焦急。

怎么办?这三个字可太有意思了。

正常的女婿听到老丈人临时有事回国,顶多会觉得遗憾或者不满,怎么会说出“您让我们怎么办”这种话?

除非,他们原本的计划里,我是不可替代的一环。

而我这个环,现在突然脱了扣。

“真的急事,等我处理完了再来,你们先好好过日子。”我说完就挂了电话。

紧接着方律师的消息回了过来,“最快的是今晚八点,我已经帮你订好了,到了A市我接你。”

我连夜改签了航班,当晚就飞回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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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上我几乎又是彻夜未眠,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越想越心惊,越想越后怕。

如果不是小雨那句“姥爷快走”,我现在恐怕已经是一个被人拿捏住命脉的傀儡了,在异国他乡,没有护照,没有自由,甚至可能连开口求助的能力都没有。

小雨,我那还不到六岁的外孙女,她到底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才会在那样的时刻用那样决绝的方式救我?

想到小姑娘红着眼圈说“姥爷快走”时的样子,我的心像被人用钝刀子一刀一刀地割。

回到A市后我没回自己家,直接去了方律师的办公室。

方律师听完我的讲述,脸色铁青,“老赵,你这闺女和女婿,不出意外的话是要拿你的身份在F国干三件事。”

方律师给我分析得明明白白。

第一,移民虚假担保。F国的移民政策里有一种家庭团聚签证,但需要担保人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信用记录来为被担保人负责,我的退休金和资产情况在国内属于中上水平,但在F国那种高消费国家,远远不够担保门槛,他们只能通过伪造我的收入证明和资产证明来申请,一旦被查出,我要面临的是F国的驱逐令和五年内禁止入境的处罚,严重的甚至会被判刑。

第二,借用账户洗钱。境外有很多灰色资金需要通过看起来正常的个人账户进行流转,不明真相的老人是最理想的白手套,等钱从我的账户过一遍,剩下的只有我背锅,而真正的操作人早就拿着钱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三,冒用身份贷款。有了我的护照和身份信息,他们在F国可以以我的名义申请各种贷款和信用卡,到时候债务全部记在我的头上,而我人在国外,语言不通,法律不懂,连打官司都不知道去哪打。

方律师每说一条,我的脸色就白一分。

“老赵,你这闺女是真的狠啊。”方律师叹了口气,“这种操作在国内的新闻里不是没出现过,多少老人被儿女骗到国外,最后连回国都回不了,有的甚至因为莫名其妙背上了巨额债务,连国内的房子都被法院查封了。”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老方,帮我查一下,我能做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我按照方律师的建议,在家里的电话上装了录音设备,把所有和赵梦茹、林建国的通话都录了下来。

他们一开始还装模作样地打电话来道歉,说那天在机场是他们太紧张了,没有照顾好我,让我别多想,等过段时间再去。

我装作原谅他们的样子,有说有笑地跟他们聊天,但每次通话我都会巧妙地把话题引到接我出国的目的上。

“你们的公司是不是需要我签什么文件啊?我看你们那天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我故意这样问。

赵梦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笑着说,“没有没有,就是想您了,想让您过来享享福。”

“那护照为什么要交给你保管呢?我来你们这住,护照不是应该自己拿着吗?”我又问。

“哎呀爸,您不知道,这边查身份查得严,外国人经常被查,我怕您语言不通应付不来,放我这里我帮您处理嘛。”赵梦茹的语气明显有些不自然了。

林建国接过电话,“爸,您别多心,这边确实和国内不一样,我们都是为您好。”

为您好……这三个字现在听起来是那么的刺耳。

这些通话录音方律师说在将来的法律程序中可能用不上,但多一份证据总是好的,至少证明他们的行为存在异常。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要撕破脸的,是半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