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完全看不到边界。”
这是今年33岁的波比第一次在南极见到A23a冰山时脱口而出的感叹。2024年,她和丈夫乘船前往南极。那天早上,她拉开窗帘,A23a就横在眼前。游轮沿着冰山蜿蜒的边缘开了三个多小时,A23a才一点点从视野里退去。“如果我早起一点,我想还能多看一小时。”
很难把那一刻的A23a 与“消融”联系起来,它曾长期被视为世界最大的冰山之一。
但进入2025年后,A23a 的消融速度明显加快。仅一年,它的面积便减少了约60%。2026年4月,A23a正式走向40年生命史的终结。
人们再次从互联网上认识这座冰山,只有短短一句“讣告”:全球最大冰山A23a,没了。
A23a消融末期示意图(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
其消融速度之快,让地球生态正在急剧变化这件事变得更加具体。
极地是受全球变暖影响最显著的地区,但对许多人来说,它仍是一片遥远、原始的冰封大陆,始终带有一种难以拒绝的吸引力。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登陆南极洲的人数已从不足8000人增长到如今每个航季十余万人次。其中,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客源国。
IAATO数据显示,2024-2025航季有超12万名游客抵达南极
去南极旅游无法说走就走。以最常见的南极邮轮为例,基础价格通常已在一万美元(约 7.25万元人民币)上下起步,部分航次公开起价约一万三千美元(约 9.4万元人民币),而更高端的产品则可能达到两万五千美元(约 18.1万元人民币)以上。
这一价格通常不包括飞往登船地的机票和一些额外项目费用,因此实际花费一般会更高。再加上航季短、热门时段集中,不少航次会提前一个航季甚至一到两年开放预订。
但花费高昂的南极之旅也不是一种毫无约束的娱乐活动。恰恰相反,它一直遵循着一整套严格的规则、边界和行为限制:不能留下或带走任何东西,不能干涉环境和生物,不能触碰动物,也要避免踩踏苔藓。
也正因为靠近的方式如此克制,人们更容易相信,自己只是短暂到访,对南极几无影响。只是,当旅游活动越来越频繁时,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开始浮现:面对一个正在变化的南极,这样的理解还成立吗?
信号
今年30岁的徐霄宇,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他一共见过 A23a 三次,都是在从南乔治亚前往南极半岛的航程中。第一次是2017年底,第二次是2022年底,第三次是2024年底。
从冰架断裂脱落后,A23a 曾在南极大陆周边威德尔海的海床上搁浅多年。它最初面积达4170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新加坡,厚度近400米,重量超过一万亿吨。
到2020年,在洋流、潮汐和部分融化的共同作用下,它挣脱海床,开始向北移动。2023年初,它的面积仍有4035平方公里。
徐霄宇告诉南风窗,只有第三次见到 A23a 时,他才隐约感到不一样:冰山旁多了不少浮冰。但那时,它并非一路北漂,而更像在威德尔海北部边缘缓慢徘徊。
A23a冰山/徐霄宇 摄
人们知道,它终究会进入更暖的海域,但很难判断,它会以多快的速度崩解。徐霄宇记得,2024年人们在船上的讨论是,也许它会在“五年内”消融。最终,这个时间只用了两年不到。
变化,不只体现在冰山。
在2022年到2025年间,徐霄宇去过六次南极。在这几年,他明显感受到冰况变化带来的影响。过去,破冰船驶向高纬海域,往往需要更高功率开路,有时只能慢速推进;但近几年,他听一些船长惊讶地说,“好像今年不需要怎么破冰,就可以开了”。在一些过去更依赖破冰通过的区域,夏季甚至出现了开放水域。
这不只是个体感受。近年来,南极海冰范围持续处于异常低位。2023年,其冬季最大范围创下卫星记录以来最低值,2024年又降至历史第二低,科学界对变化速度的担忧也随之上升。
海冰的变化,也在影响依赖它生存的物种。
在企鹅中,帝企鹅和阿德利企鹅是最典型的“喜冰”物种,它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冰上或海冰附近度过。
帝企鹅尤其依赖稳定海冰繁殖。幼鸟在长出防水羽毛前,一旦因海冰过早破裂落水,往往很难存活。英国南极调查局对卫星图像的分析显示,2009年至2024年间,观测范围内16个帝企鹅群落数量骤减22%。
帝企鹅/徐霄宇 摄
徐霄宇告诉南风窗,如果想在航线中去到帝企鹅栖息地,比过去难得多。极地探险队员周珊也提到相似的变化。过去,在南极半岛的常规航线中,较容易遇到阿德利企鹅的栖息地,而现在,这种“相遇”正在变得不那么确定。
“它们出现的地方变得越来越靠南。”她说。
A23a的消融,只是其中一个更容易被看见的信号。
但也正因为这种变化变得可见,南极对许多人来说,反而更像一个“再不去就来不及”的地方。在社交媒体上,不少曾到过南极的旅客感慨,庆幸自己赶在 A23a “消失”前见过它。
家园
与北极不同,南极没有人类原住民,也很少出现大范围的季节性裸露地表。徐霄宇告诉南风窗,这里更接近他对“极地”的想象。尽管冰山、海冰和物种分布都在发生变化,但社交媒体呈现的许多影像,仍是蓝白一色的纯粹世界。
根据相关数据,南极游客数量在疫情后迅速反弹,并创下历史新高。
波比喜欢野生动物,特别是企鹅。真正到达南极后,最先改变她感受的,并不是看到企鹅本身,而是意识到自己是个“局外人”。
她记得在南乔治亚岛第一次登陆时的场景。还没下船,就能看到王企鹅的栖息地。等到真正踏上陆地,视线所及之处,“山上山下全部都是王企鹅”。那些被企鹅反复踩出的路径,被称作“Penguin highway(企鹅高速公路)”。在她看来,踏上这些路,就像“直接去了别人家里”。
企鹅栖息地/徐霄宇 摄
不少到访者都有类似的感受:南极是一种几乎没有被打扰的自然,一种仍然保留着完整边界的世界。
但在社会科学家Daniela Liggett看来,这种“原始感”很大程度上来自视觉经验。
Daniela Liggett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学者,现任该校 School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地球与环境学院)负责人,长期研究南极治理、环境管理以及人类活动与环境风险之间的关系。
她告诉南风窗,人们抵达南极时,看到的是几乎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景观。与许多长期被开发的地区不同,这里的动物往往不会对人类表现出明显的警惕,这进一步强化了一种印象:自然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状态。
极地探险队员周珊在带队过程中最常提醒游客的,是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一般是至少五米,”她说,如果处在繁殖期、哺乳期或换羽期,这个距离还需要进一步拉开。
周珊带队极地探险/受访者供图
人与极地如何接触,背后有着一整套更细的规则。1991年,7家私营旅游运营商共同成立了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ntarctica Tour Operators,IAATO),旨在“在南极条约体系下发挥重要的行业自律与规范作用”。目前,拥有超过100家成员公司。
这几年,随着游客数量增长、运营活动增多,相关规范也不断细化。
这些变化尤其体现在生物安全上。周珊提到,如今在登陆点,游客不能随意坐下、蹲下,也不能把物品直接放在地面或雪面上。
这与南极近年出现的禽流感有关。虽然现有研究更支持病毒是随野生动物迁徙进入南极,但人在不同登陆点之间移动时,衣物、鞋底和设备仍可能成为病原或外来生物跨区域传播的媒介,因此相关规则明显收紧。
徐霄宇对此深有感触。比如更换区域前,工作人员会反复检查冲锋裤的粘扣、鞋底和随身装备,看是否夹带种子、干草或其他残留。有时,一次消杀和检查就要花上“十几分钟”,远比过去更耗时。
但游客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剧局部扩散,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定量研究,现行管理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预防性原则。
更大的困难在于,人们至今也未必说得清,这些影响会在更长时间里留下什么。
图/徐霄宇
“它(南极)并不是真的原始之地。”Daniela Liggett说,即便在最偏远的区域,人类活动也早已通过气候变化等方式影响了当地生态。
“(但)我们并没有很多长期观测,也缺乏长期数据。”这不只是南极旅游研究面临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南极人类活动研究都面临的限制。
更现实的问题是,这类长期监测往往难以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在当下。Daniela Liggett说,这并不是一门“吸引人”的科学:需要持续投入,却很难在短时间内产出显著结果。
共处
在这种情况下,规则越细,争议也越多。徐霄宇告诉南风窗,不少和他同行的旅客,以及当地一些极地探险公司,都抱怨IAATO这两年“手伸得太长”。
对部分游客来说,问题不只是限制增加,还在于这些限制会直接影响体验。比如,一些登陆点会因更严格的生物安全要求临时关闭。
此外,徐霄宇还提到,很多有专业摄影需求的游客会背着十几斤重的替换大镜头,三脚架上再架着另外一个镜头,想换镜头时,手本来就已经不够用,“但现在连你的包都不能放到地上”。
在他看来,这种不便在长时间拍摄时尤其明显。为了拍帝企鹅,他们有时会从早上9点多一直待到夜里23点多才回到营地或船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一直都不坐着,也不是很现实。”
IAATO生物安全规程中要求,不能坐、蹲、跪、躺在雪地上,也不能将任何设备放在地上
与此同时,徐霄宇也注意到,另一些更可能直接影响环境的行为,却有“特殊通道”。比如,南极长期禁止普通游客随意使用无人机,但在特定情况下,相关活动仍可以通过申请获得豁免,只是可能要花上十万美金。
规则的不一致性,让不少游客感到“困惑”。
在Daniela Liggett看来,这些分歧背后,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当影响尚未被看清时,人类该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设定边界。
在治理层面,南极并非没有规则。《南极条约体系》及其环境保护议定书,提供了正式的法律框架,各缔约方也通过国家层面的审批与环境影响评估,对相关活动进行管理。
但问题在于,这套框架在面对快速增长的旅游需求时,推进节奏相对缓慢。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更具体、更细碎的规则,往往先由IAATO这样的行业自律组织填补空白,再逐步进入更正式的讨论。
南极正在融化的冰山/徐霄宇 摄
这并不是一个完善的安排,却是南极旅游治理目前最真实的状态。
也正因为规则、证据和实践仍在不断调整,人们对“如何保护南极”的理解差异,变得更加明显。
对不少游客来说,亲历本身就是理解的一部分。徐霄宇提到,许多关于南极的感受,并不是通过资料或影像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亲眼见到冰山、企鹅和海鸟之后,才变得具体。
IAATO也一直强调,亲身到访能够让人更理解一个“没有原住民替它发声”的地方;游客回去后,也可能成为南极的倡导者。
这种说法,在波比和徐霄宇的经历里并不空泛。南极之行留下的,是一种更具体的牵挂。
图/徐霄宇
但Daniela Liggett也提醒,这种珍惜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更长期的行动,仍然很难被证明。
当一个地方看起来原始而遥远,但在生态上早已与全球人类活动紧密相连,而相关后果又难以被完整评估时,人类究竟该以多大的把握靠近这里,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也许真正悬而未决的,并不是南极该不该去,而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却尚未完全理解自己的影响时,究竟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波比为化名)
作者 |庞海尘
编辑 |张来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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