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贝尔提出的青铜时代“锡之谜”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因而也无从发挥。“河为海本，源为委本。先祭其源，后祭其委。”“锡之谜”的核心问题，是找到古代近东所使用的锡的来源，从而找到最早将锡带给苏美尔人和腓尼基人的那个民族。西方学者已清楚，是古代腓尼基人最早将锡带入地中海贸易圈，交给后来的希腊人，从而给欧洲带来了文明之光。而腓尼基人是贸易民族，显然不是锡的源头。
直到1973年，距贝尔发表那篇著名文章近100年之后，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大卫·穆利（James David Muhly）发表了《铜与锡：青铜时代矿产资源分布与金属贸易的性质》一书，这是一部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著作，也是第一次有人系统地从学术研究层面尝试解决贝尔提出的问题。穆利有化学、冶金学、古代历史学和东方语言学的专业背景，也有丰富的考古实践经验，这本书是基于他在196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在序言部分，穆利特别强调了研究青铜时代贸易的困难，文献记录稀少，考古证据支离破碎，且可有多种解释，否定性多于肯定性，新材料不断积累，历史和年代学充斥争议，放射性碳定年法局限性，等等。总之，对于研究者而言，“非常冒险，很少能得出结论，往往徒劳无功。”
1982年“乌鲁布伦沉船”被发现，铜和锡的数量惊人，相关文物丰富，历史年代易于确定。此后，考古学家在土耳其南部、希腊克里特岛和以色列海法等海域，又相继发现了多艘沉船，其中有约30块锡锭，考古年代与“乌鲁布伦沉船”属于同一时期。毋庸置疑，国际学术界对于这些锡锭，特别是“乌鲁布伦沉船”那120块锡锭极为关注，并寄予很高的期望。
1985年，詹姆斯·穆利发表论文《锡的来源与青铜冶金术的开端》，指出过去一些年来，对于古代冶金学各方面的兴趣和出版物数量都急剧增长，这个领域获得了一个新名称“考古冶金学”（archaeometallurgy），有自己的期刊，一些大学设立了考古冶金研究所。但相关研究仍显混乱，尚无新的综合性著作，未看到有重大的学术突破，许多基本问题依然存在，其中首要的当属古代锡的来源问题。
穆利指出，青铜时代锡锭和锡器物的新发现，连同关于欧洲、地中海和西亚锡矿的新地质证据，为梳理东地中海及西亚地区锡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契机。欧洲最重要的锡矿资源出自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即德国的萨克森州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但没有古代开采的痕迹，它的开采不会早于公元12世纪。古代罗马作家对来自日耳曼的商品多有记述，主要是皮革、盐和琥珀，但从未提到过锡。穆利重申，青铜时代近东和地中海的锡，不大可能来自北方。地中海的撒丁岛已被证实有锡矿，但考古研究刚起步。埃及西奈半岛也被发现曾有沉积型锡矿的痕迹，有可能在古代曾被开采利用。但总体而言，青铜时代金东和地中海的锡，当有两个方向的来源，西方来源最有可能是英格兰南部和法国的布列塔尼，东方来源最有可能是阿富汗。
穆利在论文中还提到，在1970年代，在青铜时代的银器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可基于铅的4种同位素分布对比，通过铅含量来追溯银的来源。尽管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但现有分析证明铅同位素分析有巨大潜力，而从理论上说，可建立类似的锡同位素研究体系，这需要实验室亟待解决不同锡同位素分离的难题。
穆利最后还阐述了关于“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的哲学观念，认为过往的历史无法真实再现，古代历史研究的意义和精髓，在于提出与所有证据，包括古代文献、最新考古发现最相符、最合乎逻辑、最连贯的线索、思想和判断。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也曾反复强调过这样的观念，历史研究中的“确定性”（certainty）不等同于“真实”（truth），只能说最合理、最接近于真实。
1991年底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世界政治地理发生了巨变。中亚地区开始受到世界前所未见的关注，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历史文明等学术领域的前沿。1992年2月，政治经济学者安德烈·贡德尔·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美国《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中亚的中央性》（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对“中亚”一词的涵义、地理范围、内部特征、历史国家形成、民族关系、内外互动、在世界体系中的定位等诸多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弗兰克指出，中亚是中国、印度、波斯、突厥、俄罗斯等周边各民族和文明彼此交汇互动之处，是欧亚大陆无可争辩的中央。几千年来，“亚洲的脉搏”来自中亚的心跳。自15世纪以来，随着欧洲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世界历史中心转移到外围、海洋和西方，中亚遂成为世界历史中“缺失的一环”，一个“黑洞”、一块巨大的黑暗区域。贡德尔·弗兰克强烈地提议，当重新书写世界历史，重新认识中亚在世界历史中占据数千年之久的“中央性”。
著名中亚史学家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为贡德尔•弗兰克的论文《中亚的中央性》写了按语：“中亚对理解欧亚历史至关重要........它是世界历史中缺失的一环。”来源: Andre 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in History, 1992, Vol.8, No.1, pp.43-97.
1998年，贡德尔·弗兰克发表著名的《重回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刘北成译中文版名为《白银资本》），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叙事。他指出亚洲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亚洲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历史，不仅可以追溯到500年前，亦可追溯至5000年前。“一切生活所必需的思想，似乎在三千年前就已为我们所拥有。或许我们只是将旧烬重新燃起新焰。”（芥川龙之介《河童》）“乌鲁布伦沉船”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为弗兰克这一洞见提供了新的、坚实的依据。
1990年代，西方一些矿业和学术机构得以进入中亚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经与俄罗斯学者交流后发现，苏联地质学家和矿业学家们早已对这一地区的锡矿进行过非常详细地调查，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已发现有130多处锡矿。更重要的是，从咸海、撒马尔罕、帕米尔、天山至阿尔泰山脉，分布着一条呈带状的锡矿区域，其中一些锡矿有很明显痕迹，证明古代曾被开采过。这时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共识：一方面要继承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重视历史文献；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许多考古研究中的问题无法仅通过历史方法来解决，有必要借助于来自科学和工程学等领域的专门知识，否则无法确定考古发现的重要文物的成分、来源和年代。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研究员阿斯利汉·耶纳（Aslihan Yener）加入了“乌鲁布伦沉船”课题研究组，首次借助于“考古冶金学”成果，通过微量元素和同位素比率测定，尝试解决“乌鲁布伦沉船”锡锭的来源地问题。由于只能用铅同位素进行的分析，而不是用锡同位素的分析，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因而在普拉克教授的考古报告中，只是笼统地报告了分析结果，沉船遗址发现的锡，一部分是来自于土耳其金陶鲁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的卡斯特尔（Kestel）锡矿，另一部分来自中亚某个地点，具体地点没有具体指明。
直到2022年11月，“乌鲁布伦沉船”课题组终于在美国《科学进步》杂志上刊布了学术界期待已久的研究报告。论文题为《“乌鲁布伦沉船”中的锡揭示了小规模商品交换支撑了青铜时代晚期欧亚大陆的锡供应》，署名作者共10人，杰马尔·普拉克为第三作者，阿斯利汉·耶纳排在第十位。负责主持这项课题的韦恩·鲍威尔（Wayne Powell）是美国布鲁克林学院教授。这篇科学论文分为引言、分析、结论、学术评议、文献、数据六个部分，引言部分概述了青铜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650年至公元前1200年），青铜是商代中国、迈锡尼（希腊）、亚述（伊拉克）的“高科技”，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寻求铜和锡。铜相对丰富，锡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和经济物资，堪比今天的原油。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推测锡的来源和贸易线路。
“乌鲁布伦沉船”课题组论文《“乌鲁布伦沉船”中的锡揭示了小规模商品交换支撑了青铜时代晚期欧亚大陆的锡供应》刊载于美国《科学进步》杂志（Science Advances）杂志第8卷、第48期（2022年11月30日），署名作者为：Wayne Powell, Michael Frachetti, Cemal Pulak, H. Arthur Bankoff, Gojko Barjamovic, Michael Johnson, Ryan Mathur, Vincent C. Pigott, Michael Price, and K. Aslihan Yener，均为资深专家学者，论文份量非比寻常。
论文随后介绍了“乌鲁布伦沉船”的锡锭和研究方法：通过铅同位素、微量元素和锡同位素分析相结合，对“乌鲁布伦沉船”中的105块锡锭（占总量的91%）进行了系统性的全面分析。测量分析工作进行了25次，在华盛顿大学彼得·胡珀地质分析实验室完成。科研人员使用6毫米高速钢钻头从锡锭未风化的核心提取金属屑样品，熔解测量，与取自阿富汗东部（帕米尔地区）、土耳其陶鲁斯山脉、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17个锡矿的矿石样本进行比对。
分析结果证明，其中的2/3锡锭成分与土耳其托罗斯山脉的矿源相符。另外的1/3（共35块）锡锭的化学特征，其来源可追溯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锡矿矿床，这些矿床都发现了许多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至前公元前1100年的采掘和冶炼遗迹，其中包括塔吉克斯坦穆希斯顿（Mušiston）独特的富黄锡矿矿山（stannite-rich mine）。报告中提到，通常而言，中亚的锡矿石多含有铜、银、金、铅、铋、铟、锑和碲，而穆希斯顿矿床的独特性在于碲的含量非常高，与“乌鲁布伦沉船”的锡锭中含有高浓度的碲相吻合，矿化深度相一致。
（图8）美国华盛顿大学考古学教授迈克尔·弗拉凯蒂（Michael Frachetti）绘制的一幅“乌鲁布伦沉船”锡锭贸易路线图，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图中黄色五星位置是“乌鲁布伦沉船”遗址，塔吉克斯坦的穆希斯顿（Mušiston）锡矿在天山（Tien Shan）西麓。图中绿色地带为锡矿分布主要区域，从亚述（Assyria）东开始，沿扎格罗斯（Zagros）山脉、伊朗高原、印度河谷北缘，一直延伸至帕米尔、天山山脉。天山和阿尔泰山被标注为“内亚山脉走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来源：www.washu.edu网站
报告的结论是：土耳其的陶鲁斯山脉和塔吉克斯坦穆希斯顿矿山最有可能是“乌鲁布伦沉船”锡锭的两个来源。其中，陶鲁斯山脉的锡矿产业规模显然更大、持续时间更长。通往陶鲁斯山脉深处的隘口是具有战略位置的贸易枢纽，锡锭可以从这里运往大约一周路程外的地中海海港，然后装载到像“乌鲁布伦沉船”这样的商船上。而塔吉克斯坦穆希斯顿锡矿的采掘群体规模较小，可能是季节性居民，其生计依赖于季节性放牧与低地田作，采矿是其经济的一种补充。考古资料表明，约自公元前1500年之后，正是这些集中于亚洲内陆山地走廊地带，以天山西麓河谷为中心的民族，将伊朗高原北缘、帕米尔、天山东麓和阿尔泰山脉的民族连接起来，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互动性资源交换网络。
这篇科学论文的重点是实验数据和分析方法，不是历史研究，许多相关重要问题尚未及说明。所谓依据，就是解决了的矛盾。青铜时期中国与巴比伦、埃及、腓尼基等近东文明之间的联系，一直缺少充分可信的线索和依据。“乌鲁布伦沉船”课题组将公元前1300年前后的巴比伦、埃及、腓尼基和迈锡尼希腊之间的贸易问题，最终引向了帕米尔高原和天山西麓，引向了塔吉克斯坦穆希斯顿锡矿。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虽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但毕竟也是一条走廊，有多处隘口和河谷可以通行。有了这条坦荡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据，就可以此为出发点，对我国青铜时期的文明及横跨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历史重新进行一番审视。
来源：特约撰稿 宿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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