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中国PPI同比增长0.5%。这是经历持续41个月负增长后，PPI的首次转正。
推动PPI转正的动力是多重的：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因素以及国内供需调整带来的根本推力——PPI的跌幅从去年年中就开始逐步收窄。
一些观点认为，鉴于物价面临的压力，输入性因素对价格进一步回暖是一个积极信号。
但这与人们的直觉不符：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价格进一步上涨有支撑吗？
重庆大学公共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少波认为，价格不仅有从上游向下游成本传导这一链条，也会面临来自下游需求的约束。如果只有输入型因素带来的价格上涨，可能是一种“坏的通胀”。因为，当下宏观物价所面临的挑战本质是需求不足的结果，而输入型的涨价只会让下游企业和消费端面临更大挑战。
龙少波说：“价格既是因也是果。”
龙少波是一位长期从事价格治理研究的学者，曾经获得中国价格领域的最高研究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关注PPI和CPI的传导以及价格治理等问题，主要研究不同因素对宏观价格的非对称影响，比如劳动力成本对CPI的影响更加直接，原油等成本输入因素更多地影响PPI等。
2012至2016年，中国曾进入一轮持续的结构性价格承压阶段：PPI增速连续54个月为负，不同的是彼时反映消费市场供需状况的CPI增速仍能维持一定区间的正增长。也就是说，存在CPI和PPI变动的价格分化现象。
这种PPI与CPI的长期剪刀差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中未曾见到过的，吸引了大量经济研究者。
龙少波说，当时一个普遍的结论是：此前的刺激性政策所带来的工业领域供大于求以及国际大宗市场的价格走低，导致了PPI的持续承压。
最终，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措施，PPI在2017年回暖。
此后，PPI与CPI在多个年份都出现了异常的走势，二者同向波动的趋势相较于之前明显减弱，直至近两年同向转弱，并再次出现“PPI增速长期为负，CPI增速维持低位为正”的状况。
2020年7月，龙少波在著作中梳理回顾了1992年以来中国出现的四次价格低迷时期。
书中，他提示，“虽然经过2012—2016年的一系列宏观调控，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但其并未彻底根除，结构性的供需失衡机制仍然可能再次成为引发结构性价格低迷的一大诱因”“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国的结构性低迷似有‘复燃’之势”⋯⋯
｜对话｜
经济观察报：PPI持续41个月的负增长后，3月份首次转正，你觉得是什么在推动它回暖？
龙少波：在工业领域供需失衡逐步缩小的情况下，PPI跌幅自去年年中开始就已经持续收窄，市场预期今年上半年会转正。3月份的美以伊冲突所导致的原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得增速提前转正了。
经济观察报：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原油冲击，PPI也迟早会转正？
龙少波：是的。PPI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负增长，在价格信号的牵引下，经过长期的调整，国内供需平衡性有所改善。
经济观察报：这一轮PPI收窄的本质推动力是什么？
龙少波：本质还是供需的调整，特别是供给端的产能的逐步出清。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两年多了。2025年下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连续半年负增长，上市公司资本开支连续6个季度负增长。“反内卷”政策的推动，让相关行业恶性竞争有所缓解，供需之间对比的差距缩小，这是当前PPI转正最根本的因素。
但需要观察的是需求侧的恢复。一季度的消费、投资增速都有改善，但改善幅度相对较缓。
经济观察报：这一轮PPI回暖会是一轮温和的回暖还是会很激烈？
龙少波：首先要观察美以伊冲突是否会加剧以及持续时间。但对中国而言，可能不会出现大的影响。因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内需不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即使上游成本一定幅度上涨，短期内下游价格的涨幅也是相对有限的。
此外，中国能源多元化进展较快，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还有煤炭这个能源压舱石以及较为丰富的原油储备，所以我觉得短期内的国际冲突对国内消费端价格的直接影响不会那么持久和巨大。
经济观察报：你过去几年发表了很多篇有关油价上涨对PPI和CPI影响的文章，结论是什么？
龙少波：每个国家的油价决定机制、上下游行业竞争幅度不一样，所以原油价格上涨对每个国家物价的影响幅度和结果也不一样。中国的特点是：总体来看，原油价格上涨时，更容易拉动国内生产端物价上涨；而原油价格下跌时，则对物价下降的影响幅度相对更小一些。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今年PPI大概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龙少波：缓慢上升，维持在较低的正区间，同比增长速度的中枢在1%至2%左右，大幅上升至6%至7%以上的可能性比较小。
经济观察报：目前PPI的回暖会很快反应在CPI上吗？
龙少波：理论上，价格传导有两种机制。一种是从上游往下游的成本推动传导，也就是从更上游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PPIRM、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再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另一种则是从下游往上游的需求拉动传导，从消费市场需求开始向中游、上游传导。比如，当下游消费市场繁荣和需求扩张时，会对上游工业品的需求增加，带动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升，从而拉动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升。
后者更像是一个约束条件。如果需求相对旺盛、市场比较景气，从上游往下游的价格传导机制就比较顺畅。现在正处于市场预期和下游需求仍有待提振情况，上游成本往下游传导就容易产生阻滞。此外，一般而言，PPI向CPI传导一般要有3到6个月的时间差，所以PPI的回暖传导至CPI仍需要一段时间。
经济观察报：如果PPI向CPI传导不畅，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龙少波：可能会造成上游企业和中下游企业的利润分化。2021年国际大宗商品涨价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最终受益的、资本市场表现好的，都是上游的能源或资源型企业，而下游中小企业的利润反而被压缩。
经济观察报：近期市场一直在谈“输入性涨价因素”，也有研究者提到“好的通胀”和“坏的通胀”，你怎么理解？
龙少波：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单纯的外源性输入带来了成本上升导致通胀，但下游的需求却没有明显回暖，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通胀”。
上游企业利润涨幅较大，能源资源相关的上游工业产业受益；但下游紧贴消费者的企业因为面临市场竞争激烈，没有足够的需求拉动，涨价能力和幅度有限。这叫成本冲击下的上下游非对称涨价，下游一些企业的利润实际上是可能被侵蚀的。
更关键的是，这些中小企业可能往往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一旦因为利润问题而承受压力，就业也会承压，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也会进一步受到影响，从而形成负向循环的风险。
当然，即使是“不好的通胀”也可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因为在价格承压、工资上涨变缓、消费不足的负向螺旋中，突然出现一个外部性刺激，在短期内会不会让大家对价格的预期有一点改善？当然这还可以讨论。
所谓“好的通胀”，是指需求拉动型的温和通胀，CPI增速在2%左右。这是市场需求扩大和旺盛所带来的信号。此时表明市场景气程度较高，企业利润增加，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而言有一定的富余，价格信号会传导给企业，引导生产部门扩大生产和投资，从而带来就业、消费、投资的增长，并进一步引导市场主体和居民对未来经济前景的积极预期，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经济观察报：在这两种价格回暖中，消费者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龙少波：内需拉动物价回升的“好的通胀”，反映的是社会需求较大幅度增长，保持价格的温和上涨。随着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逐步完善，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当前的供给能力是比较强的，不需过度担心因消费需求扩张而造成长期供给能力跟不上。比如，现在我们想买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市面上各企业供应是非常充足的，只要有消费需求，企业供给端的制造和供给能力都是充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就是供需两旺：消费需求增加带来企业订单增加、盈利改善，从而带动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收入增加了，可以购买更多产品和服务，又带来企业订单的继续增加，从而形成“物价—工资”温和上涨的良性循环。
然而，输入性物价上涨带来的是上游成本抬升并往下游逐级扩散传导，但没有对应的下游需求增长，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其能购买产品的量就减少，实际上是降低了居民消费能力，消费者利益受损。
所以，不是所有的物价转正都是好的回升，只有需求驱动、伴随居民收入和企业盈利同步改善的物价回升才是良性的，也是我们宏观调控所想要的结果。
经济观察报：2012年至 2016年，中国也曾经经历过一次PPI长达54个月负增长的情况，当时情况是什么样？和当下有什么不同？
龙少波：2012年到2016年，CPI的涨幅主要在1%附近波动，因为当时CPI增长有两个重要的支撑。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学者们认为当时中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出现一定短缺，劳动力市场处于紧平衡状态，工资收入增长具有较强的支撑。第二个是农产品价格，2012年前后农产品、食品价格也是处于紧平衡状态。而在CPI的八大类构成中，农产品（食品）和服务类占比较高，劳动力成本和农产品（食品）的上涨对CPI有较强的支撑作用。
但现在这两点都有所变化。一方面，当前的就业就业市场压力相较于当时是更高的。另一方面，当前农产品价格表现较弱，特别是影响食品物价的关键项猪肉价格，正处于近10年以来的历史低点，也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形成拖累。
经济观察报：当前猪肉价格确实很有挑战，现在的养猪业更产业化，效率很高，产能巨大，似乎和光伏、钢铁等工业行业呈现了类似的“内卷”情况？
龙少波：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从数据看，即使猪肉价格不断下降，当前零售端的销量似乎并没有大幅增长。一方面是老龄化因素的影响，人口结构变化使大家对猪肉的需求量不像以前增长那么快了；另一方面可能也受制于其他禽肉、牛羊肉、水产品的替代影响。当然，猪肉价格变化规律是存在明显的“猪周期”的，在经历此轮下跌后，未来一定会有上涨。
经济观察报：当下的“反内卷”政策和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区别？
龙少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主要指向传统的产能过剩工业行业，而“反内卷”则主要针对的是打价格战的新能源、光伏、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此外，上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这一轮“反内卷”对供给侧的调整更直接，力度也更明显。这一轮市场化特征相对更加突出。
经济观察报：目前内需不足的问题依然是政策关注的重点，什么导致了这种需求不足，是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吗？你之前的研究显示，房价和消费没有太强的关联性。
龙少波：那项研究主要分析的是房价上涨对消费有没有直接刺激作用，结论是没有显著相关性。一直以来，我国的消费增速和GDP增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变化趋势比较一致，而和房价波动的相关性较弱。但当时并没有研究房价下降会不会拖累消费，因为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价才出现持续的、较大幅度的下跌。
从财富效应的角度看，房价下降是有可能拖累消费的，当然包括社会保障是否完善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消费。但从过去数据来看，此轮消费变化最核心的影响因素还是收入以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从当前居民超额储蓄增长、居民部门长短期贷款少增的情况看，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边际消费倾向还有待提升。比如，几年前人们还会讨论“月光族”的现象，部分年轻人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有钱就先花了，明天可以再赚。但这两年以来，可能很少有人再坚持这个观点了，从长期考虑，进行“消费平滑”的人似乎更多了。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研究中反复提到收入问题，收入在物价传导中扮演的是不是很关键的角色？
龙少波：工资收入是物价循环和传导中重要的一环。比如美国70年代滞胀，就是在石油价格冲击下形成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当时美国工会很强大，价格的传导会很快传导至工资。2012年至2016年，CPI能够保持温和上涨，也和当时劳动者收入的上升有关。此外，当时也是中国劳动者权益保护逐渐加强的时期，比如劳动法的修订等等，这些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经济观察报：参照当时，我们现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龙少波：在现在的情况下，要通过抬高劳动力价格来影响物价，可能更有难度。因为现在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像当时那么紧平衡，企业在用工方面有更多选择，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没有那么强。
经济观察报：怎么进一步优化就业？
龙少波：在技术层面，可以通过再就业培训、改变高校课程体系和专业结构，解决一部分结构性失业问题。但从宏观上，更重要的还是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让GDP增速更接近潜在经济增速，让经济社会吸纳更多就业。这就需要货币和财政等相关政策更加发力，可能扩张的特征要更加明显。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在目前输入性涨价因素下，货币政策空间是否会受到影响？
龙少波：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盯住的主要价格目标是CPI，PPI可能会被考虑但不是最核心的因素。如刚才分析，输入性因素通过PPI向CPI的传导比例可能会比较低，因此只要PPI涨得不是特别厉害，CPI不会出现明显上涨。尽管货币政策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但受到的影响不会特别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基调不会改变。
经济观察报：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做价格研究的，是一个什么契机？
龙少波：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期间开始关注的。2010年后我国出现了一轮通胀并呈现出结构性特征，我对该现象比较感兴趣，在导师指导下做了一些研究。那一轮的上涨，大家普遍认为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大幅度的经济刺激，带来上游原材料大幅度增加，加之国外输入性的通胀影响，后续经过传导带来了社会总体价格的上涨。
经济观察报：“当下的投资会变成未来的供给”，当时学界对PPI转弱应该有预期。
龙少波：有预期，但转弱的速度和幅度还是超过了预期。当时，PPI增速从2011年7月最高点的7.5%降到了2012年9月的-3.6%，仅仅一年左右，而在2015年11月更是达到了-5.9%的低点，振幅达到13.4%。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前期的刺激政策放大了投资和经济波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一窝蜂地上，最后导致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过剩，带来了PPI的快速下降，而且在低位的时间超过了预期，达到54个月之久。
而在此期间，CPI则保持了平均2%左右正的增速。一方面和PPI前期上涨的传导有关。国内交通运输、工业生产成本上涨，包括国际农产品价格、农产品种子成本、农药成本、劳动力成本等也都在上涨，再经过一定时滞的传导，最后反映到消费领域CPI上。另一方面，当时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更高，消费需求相对比较旺盛，对消费价格也起到较强的支撑作用。
经济观察报：2014和2015年就开始有非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关注到价格问题，这是不是第一次中国有大量学者开始认真研究价格？
龙少波：学者们一直以来就比较关注。之前也有过几轮研究人员关注的高峰，对应的都是价格波动较为剧烈的时期。2012年以来，大家更加关注价格的上下游传导机制，并重视CPI和PPI剪刀差等问题。
经济观察报：2015年前后，经济学界也提出了很多建议，最终政策落地的选择和这些建议的方向一致吗？
龙少波：当时也有很多讨论，但从结果看，主要选择了在供给侧发力，采用行政方式并结合市场手段完成了一轮产能的出清，其效果确实也较为显著，2017年PPI就开始回暖了。
经济观察报：2012年以来，中国物价走势有什么特征？
龙少波：2012年之前，中国CPI和PPI的变动方向总体上是保持一致的，虽然二者的变化可能有时滞、波动幅度有差异，但方向基本是一致的。而2012年之后，PPI对CPI的传导似乎没有之前那么灵敏了。
总体上看，PPI和CPI这种上下游传导机制还是相对通畅比较好，至少要同向波动。粗略来看，理论上CPI在1.5%到3%之间来回波动，而PPI可以略高2个百分点的同向波动会较好。这种情况下，价格传导机制比较畅通，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同步变动会比较均衡；各类企业利润涨了之后，居民就业和工资也有相应的增长，并带来消费潜力的释放，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龙少波：一方面，是输入性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对外资源依赖度相对较高，PPI必然会极大地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例如，2012年PPI持续走弱就和国际大宗价格下行有关，当然后来回暖也部分受益于国际大宗价格的回升。另一方面政策的影响也值得关注。比如，前期刺激性政策形成的产能带来了2012年以来的PPI负增长；而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产能出清等因素又使得PPI增速回升并转正，这些对PPI的影响都更加直接。
此外，很多因素对PPI和CPI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比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等对两者的影响幅度是不同的。这种因素的积累也是PPI和CPI两大宏观价格走势异变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我们在供给端有很强的能力，不管是培育产能还是推动产能出清的能力都很强，但还在摸索如何扩大需求。
龙少波：我们在供给端的政策影响力确实非常强，直接高效，这会对PPI带来更直接的影响。然而，政策似乎在对需求侧的启动时是相对较难的，特别是如何有效地让物价温和回升、扩大需求方面，还需要加强探索。
事实上，从全世界范围看，短期内创造和扩大有效需求都是一个普遍难题。需求一般讲“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出口的变量是外需，有很多变数。投资主要包括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两方面：政府投资要结合财政能力来看；企业投资当然可以通过降低利率去推动，但企业借不借钱投资不仅仅看资金成本，核心还是会考量产品卖不卖得出去，这基于企业对未来市场的预期。
所以，从最终需求来看，还是要看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而家庭部门是否愿意消费主要取决于其收入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当然也会受到社会保障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两年，我们推出了“消费品以旧换新”“失能老人补贴”等一系列创新的政策，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尝试和探索，也才有了目前需求市场的边际回暖。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应对需求不足，目前的政策还有哪些空间？
龙少波：政策建议这两年研究者提得比较多了，比如发放消费券、服务提质、创新供给、加强社会保障、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等，有些也已经落地了。我比较赞成的一个观点是，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各项政策尽量一次性给足，较大力度地集中释放效应，有利于微观行为主体更好地形成良好预期。
经济观察报：价格是市场的信号。你觉得目前价格研究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龙少波：重视程度还可以加强。有学者认为，某种程度上，微观经济学也可以叫价格学说，而宏观经济学可以叫收入学说。而在经济学里面，供需平衡的交叉点决定价格和产量。不管是宏观模型还是微观模型当中，个人认为价格都是很重要的变量，供需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
从供需角度看，价格既是因又是果。核心层面，价格首先是果，反映供需关系，由供需决定价格；同时，它也是因，价格会引导资源配置，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改变居民的消费决策和企业的投资决策。它应该成为经济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之一，特别是考虑到当下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这一轮价格有待提振，但依然有很多人并没有感受到“低价”的好处，从体感上还是觉得东西“贵”？
龙少波：一方面，衡量居民日常消费支出的总体价格指数CPI当前毕竟没有负增长，只是增长比较缓慢，所以大家感觉物价并没有下降；而且柴米油盐等日常必需品价格刚性比较强，没有太大波动——这些恰恰是普通人日常消费的主要产品，所以就会有“贵”的感觉。而对于部分社会重点关注的产品，比如最近的油价如果持续上升，大家的感受就会非常强烈。另一方面，价格问题也会影响收入增速，“贵不贵”是一个和收入相对的概念。
（作者 宋笛）
免责声明：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供参考、交流，不构成任何建议。
宋笛
大科创新闻部主任兼高级记者 主要关注于科技类、创业类产业政策、创投领域以及交通物流领域。擅长深度报道和人物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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