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的秋天，我二十一岁，在省城师范学堂念书。那年时局不好，城里常闹兵变，学堂便放了长假，我收拾了几本书，打算回乡下老家去。

从省城到我们镇上，要走两天山路。头一天还算顺利，在官道上遇着几个同路的商贩，搭伴走了一程。第二日进了山区，他们往东去，我独自往北，沿着一条荒僻的山路往前走。路两边是密密的林子，秋风吹过去，哗啦啦响。我心里也有些发毛，但想着翻过这座山再走二十里就到家了，便壮着胆子继续赶路。

就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忽然有七八个女人从林子里冲出来，围住了我。她们年纪不等，有二十来岁的，也有三四十岁的，都穿着靛蓝布的衣裳，腰间扎着粗麻绳，手里提着柴刀扁担。为首的那个女人高大结实，一张圆脸晒得黑红，指着我说：“就是他了，带走！”

我还没反应过来，两个年轻女人已经架住了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很，我挣了几下，竟动弹不得。我的书箱被她们提走了，钢笔从衣袋里掉出来，滚到路边的草丛里，我想弯腰去捡，却被推着往前走。

“你们要干什么？”我喊了一声。

没人理我。她们推着我离开大路，钻进一条更窄的山径。两边的灌木越来越密，枝子抽在我脸上，生疼。走了大约半个时辰，眼前豁然开朗，是一处建在山坳里的寨子。房子都是石头垒的，顶上盖着茅草，围着寨墙，看着像个小村子。

我被推进一间石屋，门从外面锁上了。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粗木桌子，桌上搁着一碗水。我在床沿上坐下来，心还在突突跳。我努力回想学堂里先生讲过的那些道理，什么“临危不惧”，什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可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我娘还在家等我回去过中秋。

过了约莫一个时辰，门开了。那个黑红脸的女人端着一碗饭走进来，放在桌上。饭是糙米饭，上面搁了两块咸菜，还有一小块腊肉。她把碗往我面前推了推，语气倒还平和：“吃吧，走了半日山路，也该饿了。”

我看了看那碗饭，又看了看她，问她：“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把我抓来做什么？”

她在对面的木凳上坐下来，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她说她们这个寨子叫鹰嘴寨，寨子里三十多个女人，都是被官兵、土匪或者什么人害得没了家的，逃到这山上搭伴过日子。前两年还好，山上荒地多，开出来种些苞谷红薯，勉强活得下去。可今年出了麻烦——寨子对面的虎头山上，新来了一伙土匪，隔三差五就过来骚扰，抢粮食，糟蹋人。她们打也打不过，跑也无处跑。

“我们商量了许久，”她看着我说，“觉得寨子里得有个男人。不是要他替我们打仗，是借着那层名分，让对面那些土匪知道，这里有男人守着，不好下手。说白了，就是做个幌子。”

我听着这些话，觉得荒唐透顶。我指着自己说：“我？一个念书的？我连扁担都扛不动，拿什么守你们？”

她说：“不需要你扛扁担。只要你住在这里，逢年过节在寨子周围走几圈，让对面看见就行。平日里你该念书念书，寨子里的事不用你管。”

我摇头。她又说：“你若不答应，我们也不强逼你。只是你走不出这山。这方圆五十里，山路你一条不识，走到天黑也出不去，不是掉进沟里，就是碰上对面那帮土匪。你想想清楚。”

说完她便走了，门又锁上了。

我在那间石屋里待了三天。三天里，她们没有为难我，按时送饭送水，甚至给我拿来了一盏油灯和两本旧书——想来是从我书箱里翻出来的。我翻着书页，闻到熟悉的纸张气味，心里稍微安稳了一些。但也知道自己走不脱，不是因为那把锁，而是因为我真的不认识回去的路。来时的路，我已经记不清了。

第四天，那个黑红脸的女人又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那女人年纪和我相仿，甚至可能更小一些，瘦瘦的，脸很白净，一双眼睛不大，却很亮，像是山里的泉水。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用一根木簪绾着，站在门边，低着头不说话。

“她叫阿榆，”黑红脸的女人说，“往后你们就过一家人的日子。你放心，我们不是那种胡来的人，不会真叫你们怎样。就是名义上的，寨子里的人晓得这是你妻子就够了。”

我正要说话，阿榆抬起头来，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怨恨，没有羞涩，也没有哀求，只是平静地打量了我一下，像在确认什么。然后她又低下头去，我听见她很轻地叹了口气。

那天晚上，阿榆抱着一床被子进来了，铺在那张木板床上。她铺得很仔细，把被角都拉得平平整整。铺完了，她站在床尾，对我说：“你睡床，我睡地上。”说着便去墙角抱了一捆稻草，铺在地上。

我看着她蹲在地上铺稻草的背影，心里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说到底，她也是被迫的，和我一样。我走到桌前，把那盏油灯的灯芯拨亮了些，然后对她说：“你睡床上吧。我反正睡不着，看会儿书。”

她没有动，只是抬起头看着那盏灯。灯火一跳一跳的，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带的那几本书，有一本我认得封面的字，是‘诗’字。”

我愣了一下，问她：“你识得字？”

她说：“父亲在世时教过一些，《诗经》背过几首。”她顿了顿，忽然低声念道：“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念完这句，她便不念了，背对着我在稻草上躺下来。我站在桌边，手里握着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屋子里很安静，能听见山风从石墙的缝隙里钻进来，呜呜地响。我想起《诗经》里的那几句，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什么“见此良人”，什么“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一个被抓上山的男人，一个被迫嫁人的女人，算什么良人？

那之后的日子，我慢慢知道了寨子里的事。那些女人都在四十岁以下，多半比我年长，都是逃难来的。有个姓周的大姐，丈夫被拉壮丁死了，公婆把她卖给了一个瘸子，她连夜跑了。有个姓刘的，家乡遭了水灾，一路要饭走到这里。她们都是苦命人，聚在这山上，种几亩薄田，养几只鸡，勉强活着。她们要我留下来，不是因为歹毒，是因为害怕。对面那伙土匪已经糟蹋过她们两回了，她们需要一个男人站在寨墙后头，哪怕那个男人什么都不会。

阿榆的身世，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她父亲是个落第的秀才，在山下镇上开私塾，教几个蒙童度日。前年镇上闹兵祸，她父亲被溃兵打死了，家也烧了，她一个人跑上山来，被寨子里的人收留了。那年她十九岁。她不怎么说话，但做事很利索。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水、煮粥、喂鸡，然后去屋后那片菜地浇水。我坐在桌前看书的时候，她从不打扰我，只是偶尔在门口站一站，像是在望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望。

有一天傍晚，寨子外面忽然有人喊叫，是男人的声音，粗野、嚣张。我走到寨墙边，扒着石头缝往外看，看见七八个男人站在林子边上，手里拿着棍棒和土枪，朝寨子里骂骂咧咧。为首的那个光头大汉，歪着嘴冲寨墙喊：“听说你们养了个野男人？让老子看看，别是个没用的软蛋！”

寨子里的女人们都变了脸色。周大姐一把抄起扁担，刘嫂捡了块石头，几个年轻女人也都拿起了家伙。可她们到底是女人，对面虽只有七八个人，可有两个手里端着土枪。真打起来，吃亏的是我们。

这时候阿榆忽然从后面走过来，拉住了我的袖子。她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拉着我往寨门那边走。我下意识地跟着她走了几步，忽然明白过来——她们需要的不是扁担和石头，是我这个人，堂堂正正地站出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甩开她的手，大步走向寨门。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我跨出门槛，站在那帮土匪面前。我穿着长衫，戴着眼镜，手里什么都没有，就那么站着。风吹起我的衣角，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光头大汉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忽然笑了：“就这？一个戴眼镜的娃娃？”

我也笑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得出来，但我的确笑了。我说：“是。我就是一个念书的。但你要想进这个寨子，你得先把我放倒。我倒了，她们也许还怕你。可我没倒之前，她们不怕。”

那光头大汉朝我走了两步，我闻到他身上浓烈的酒气。他瞪着我看了一会儿，那目光像在看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但寨墙上的女人们一个个举着扁担石头，眼睛都红了，那架势真像是要拼命的。他又看看我，忽然啐了一口，转身走了。他的同伙也跟着走了，临走时有个矮胖的汉子回头朝我比了个粗鲁的手势。

我站在寨门外，腿开始发抖。等他们走远了，我才发现自己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

那天夜里，寨子里的人杀了一只鸡，煮了一大锅鸡汤。周大姐端了一碗给我，说：“你是个好人。”刘嫂塞给我两个鸡蛋，说是自家鸡下的。阿榆坐在灶台边，火光映在她白净的脸上，她低着头，用筷子夹了一块鸡肉，搁在我碗里。

那是我在鹰嘴寨过的第一个中秋。

后来那帮土匪又来过两次，每次都和这次差不多，骂一阵就走了。大概是觉得和一群疯女人加上一个疯书生较劲，没什么意思。也或许是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悍匪，不过是一群游手好闲的懒汉。总之，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我开始习惯山上的生活。白天读书，傍晚帮着砍柴挑水。阿榆教我认野菜，教我分辨哪些蘑菇能吃。她的手很巧，用山上的一种草编小筐，编得很精致。有一次我见她编了一只小老虎，活灵活现的，问她能不能编一只送给我。她犹豫了一下，把它塞给了我，然后转身去忙别的了。

我把它放在桌上，用书压着，每次看书的时候都能看见。

转眼到了冬天。山上冷得早，十月就下了第一场雪。石屋里生了火盆，我和阿榆各坐一边，火光照得人昏昏欲睡。我给她讲书上的故事，讲梁山伯与祝英台，讲牛郎织女。她听着，偶尔问一句，更多的时候是安静的。火盆里的炭噼啪响着，外面雪落无声。

有一天夜里，我忽然醒了。油灯早就灭了，屋里只有火盆里的余烬微微发红。我借着那一点光，看见阿榆没有睡在地上，而是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像是哭了。

我叫了一声她的名字。

她没有回头，过了很久，才用很轻的声音说：“你别走。”

我说：“我没说要走。”

她说：“你迟早要走的。你读书的人，要回去考学堂，要去做大事。这个破寨子，留不住你。”

我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我知道她说的没错。我的确没有打算在这里待一辈子。我想念我的学堂，想念那条回镇上的路，想念我娘做的桂花糕。可是此刻，在这漆黑的落雪的夜里，我竟然说不出“我要走”这三个字。

我坐起来，把被子拉到她肩上。她没有躲开，也没有靠过来，就那么坐着，像山里的那些老树，沉默地立着，任凭风雪打在身上。

那天夜里，我躺回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那天在山路上被人抓走的时候，我的钢笔掉进了草丛里。那是一支派克钢笔，是我父亲留给我的。父亲死得早，我对他的记忆模糊得很，只记得他握笔写字时那只瘦削的手。那支笔现在应该还在草丛里，被雪盖住了，不知道明年开春雪化了，还能不能找得到。

可我不知道，就算找回来，我还会不会回去。

屋外的风刮了一整夜，阿榆没有再说话。天亮的时候，火盆里的炭已经燃尽了，屋里冷得像冰窖。我睁开眼睛，发现阿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灶台上正煮着一锅红薯粥，热气腾腾的，把石屋的窗户糊了一层白雾。

窗外，雪停了。远远的山梁上，露出一线淡青色的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