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圣保罗郊外的一间集装箱改造办公室里写下这些话的。外面天快亮了，葡语轰炸了一夜，我脑子里像有一万只蜂鸟在扇翅膀。我可能是疯了。不，不用可能，我就是疯了。

我叫林国栋，福建福清人。三十五岁之前，我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穷途末路。

没什么好遮掩的。偷渡出来的，欠了一屁股蛇头债，在异国他乡连个身份都没有。刚来巴西那几年，我在华人餐厅洗过盘子，在二十五街扛过包裹，在中资建筑工地搬过砖。运气最好的时候捡到一张废弃的居留证，换了个名字，成了“保罗·林”。

废品回收这个行当，是被人瞧不起的。我刚入行的时候，开着一辆破皮卡，满大街捡纸箱和塑料瓶。本地人叫我“lixeiro”，就是垃圾佬。谁正眼看我？

但这个国家的垃圾堆里，真有黄金。

巴西人不懂废品分类。他们的可回收垃圾和厨余垃圾混在一起，纸板湿了，塑料脏了，铝罐倒是一抓一大把。我花了一年时间摸清楚门路，两年时间建起第一个分拣站，三年时间拿下圣保罗东区三十多个社区的垃圾回收合同。到第五年，我手底下管着两百多号工人，三个分拣中心，两台液压打包机，每个月往中国发三四个集装箱的废塑料和废铜。

一年两千万人民币，净利润。

钱来得像圣保罗的暴雨，哗哗的，挡都挡不住。

但我今天要说的不是钱。

玛利亚和卡米拉。

我第一次见到玛利亚的时候，她正在我第二个分拣中心的流水线上挑塑料瓶。她戴着橡胶手套，头发用一块碎花布包着，皮肤是那种被太阳晒过的蜜色。我在车间巡视，走过她身边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干活。

就那一眼。

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不是心动，心动太轻了。那是一种直觉，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告诉我，这个女人会留在你的生命里。

她是从巴伊亚州来的，东北部，巴西最穷的地方之一。离过婚，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在圣保罗一无所有。我请她吃了顿饭，帮她租了间房子，后面的事顺理成章——在巴西这个国家，一个中国老板对一个单身母亲好，她不会有别的想法，唯一的想法就是跟我。

我们没领证。在巴西，事实婚姻比一纸证书更管用。她搬进了我那个带泳池的房子，每天给我做饭、洗衣服、照顾我的起居。她学会了包饺子，虽然包出来永远像小笼包。她管我叫“林”，发音很奇怪，像“ling”，尾音往上翘。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一个中国垃圾佬，一个巴西离异女人，搭伙过日子，平平淡淡到老。

然后她姐姐来了。

卡米拉比玛利亚小三岁，在巴伊亚老家的镇上开一家美甲店。她来圣保罗看妹妹，住了两周。那年她二十七岁，没结过婚，没孩子，身材比玛利亚丰满，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她对什么都好奇，她会跑到分拣中心去看那些打包机怎么工作，用葡语夹杂着蹩脚的英语问我中国的废品回收系统是什么样的。

她走的那天，玛利亚送她去车站。路上玛利亚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以为我葡语太差听错了。

“你可以也娶卡米拉。”

我当时正在开车，方向盘差点没握住。我说你在开什么玩笑？

玛利亚很认真。她说这是巴西，穷人家庭有这样的做法。两姐妹嫁同一个男人，财产不会分出去，家族的力量能聚在一起。她说卡米拉在她老家也过不好，美甲店的生意只够糊口，她想让她姐姐也到圣保罗来。她说林，你是个好男人，我信任你，卡米拉也信任你。

我想说不行。我张了张嘴，脑子里转了三百六十度，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你们可能觉得这不是真的。一个男人，两个女人，亲姐妹，这听起来像低俗小说的情节。但在这个世界的某些角落里，这种组合真实存在着。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生存。是因为一个巴伊亚州农村的单身女人，嫁给一个中国垃圾佬，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

卡米拉三个月后搬进来了。

一开始还好。房子够大，四间卧室，一人住一间。玛利亚负责做饭，卡米拉负责收拾家务，我负责挣钱。晚上有时候去玛利亚房间，有时候去卡米拉房间——不要问我这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像同时吃中餐和巴西烤肉，各有各的味道，但吃到最后你会分不清到底是饱了还是腻了。

问题出在生意上。

卡米拉比玛利亚聪明，聪明得多。玛利亚满足于把家里收拾干净，把孩子带好，做好饭吃好就行。卡米拉不一样。她学东西快，三个月就学会了用中文说“你好”“多少钱”“这个便宜点”。她跟着我去废品收购站谈价格，坐在谈判桌对面，葡语噼里啪啦说得对方一愣一愣的。她接触到哪一环，就能把那一环摸得比我还透。

我开始把一部分生意交给她管。废铝的渠道，旧家电的拆解线，和本地收荒者的结算系统，都是她一手建立起来的。玛利亚从来没问过这些事，但卡米拉管了半年以后，她开始问。

“你为什么把钱转给她？”玛利亚拿着银行流水来找我。

“那是分拣中心的货款，我不转给她谁去付？”

“以前都是你会计付的。”

“现在卡米拉管这一块。”

玛利亚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但那个眼神我读懂了——不是嫉妒钱，是觉得我在她和她姐姐之间站了队。

这是噩梦的开始。

玛利亚和卡米拉开会了。不是姐妹聊天，是开会。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们两个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摆着水杯，像两个邦交国在谈判。

卡米拉：“姐姐，我只是帮林打理生意。”

玛利亚：“打理生意不需要穿成那样去夜总会和客户喝酒。”

卡米拉：“那是巴西的商务礼仪，你不懂。”

玛利亚：“我是不懂，我只懂你在抢我的人。”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假装没听见，又出去了。

从那天起，家里的火药味就没散过。两个人表面上还是姐妹，叫对方“minha irmã”——我的姐妹，甜得发腻。但你看她们的眼神就知道，那是两个女人在争夺同一个王国的控制权。而我就是那个王国，一个愚蠢的、不知道该往哪边倒的王国。

去年年底，我算了算账，净利润冲到了两千万。我把这个数字告诉她们的时候，玛利亚哭了，说上帝保佑我们。卡米拉笑了，说明年可以冲三千万。

当天晚上，玛利亚跟我谈了一件事。她要办婚礼。不是巴西那种casamento，是正经的中式婚礼。她说她是我的第一个女人，她应该有一个妻子的名分。

我说好，我可以跟你办婚礼。

第二天卡米拉知道了，她什么都没说，直接搬出去了。住了三天酒店，第四天回来了。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找律师，起草了一份合伙协议——她要正式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不是“林的同居女友”，不是“玛利亚的妹妹”，是正儿八经的合伙人。

玛利亚看到协议的那天晚上，把我堵在厨房里。她说你选一个。要么我，要么她。我们家不能有两个女主人。

我站在灶台边，左手边是玛利亚，右手边是卡米拉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来，场面像一幅超现实主义油画。我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发现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能说什么？我跟她们每一个人都有真实的情感，不是纯粹的金钱和肉体。玛利亚是第一个在这个国家让我感觉有家的人，她做的黑豆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卡米拉是真正懂我事业的人，没有她，我的分拣线到现在还在用最原始的传送带。

但我招架不住了。

两个女人，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男人，同样的野心，同样的不安。她们像两台精密的天平，我稍微往这边偏一点，那边就开始失衡。今天我陪玛利亚逛超市，没陪卡米拉去见客户，卡米拉晚上不和我说话。昨天我夸卡米拉谈的合同漂亮，没提玛利亚帮工人解决的那起劳资纠纷，玛利亚当着我面把手机摔了。

你们可能觉得这是幸福。两个女人为你争风吃醋，你有什么好疯的？但我告诉你，这不是幸福。这是把你放在两台离心机中间，一边往左转，一边往右转，你不是被拉长的，你是被绞碎的。

我今年四十二岁，头发白了一半。我每天五点起床，先陪玛利亚祷告，再陪卡米拉吃早餐。白天在公司和卡米拉一起处理生意，晚上回家和玛利亚一起辅导孩子功课。我像一颗被两个引力场拉扯的行星，在椭圆轨道上反复横跳，永远找不到重心。

有时候深夜，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看着圣保罗灰蒙蒙的天，会想起福清老家。想起村口那棵大榕树，想起我妈做的海蛎饼，想起我偷渡那天在码头回头看了一眼，浪太大了，什么也看不见。

我给妈打电话，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再过一阵。她说你一个人在国外辛苦，找个人照顾你。我说有，有人照顾。她说那就好。

她不知道的是，照顾我的人是两个。

我检查过自己的精神状态。不是开玩笑，我真的去看了心理医生。一个巴西老太太，棕色的皮肤，圆框眼镜，说话慢吞吞的。她听完我的故事，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记到今天的话：

“林先生，你不是被困在两个女人之间。你是被困在两种恐惧之间。一种恐惧是失去被爱的感觉。另一种恐惧是做选择的代价。”

她说得对。我害怕选择。选玛利亚，我伤害卡米拉，失去一个最好的商业伙伴。选卡米拉，我伤害玛利亚，变成一个为了钱抛弃糟糠之妻的混蛋。我甚至想过两个都不要，但她们手里捏着公司一半的业务和人脉，我要是做得太绝，她们俩联手把我踢出局，我一个人回国，连机票都得借。

所以我现在还在这儿，在这个集装箱改造的办公室里，写这些废话。

天已经亮了。外面收垃圾的工人开始上班了，卡车轰隆隆地开过来，工人用葡语喊着“plástico， papelão”。我打开手机，看到玛利亚给我发了一条语音，说她今天炖了排骨汤。卡米拉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附件是下周要签的合同条款。

两个消息我都没回。

我把手机扣在桌子上，闭上眼睛。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循环，像坏掉的唱片。

你当初要是没来巴西就好了。你要是没干废品回收就好了。你要是没娶玛利亚就好了。你要是没答应娶卡米拉就好了。

但世上没有后悔药。

开弓没有回头箭。

而我，已经快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