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4日，美国哲学家、斯坦福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在与病魔斗争多时之后最终与世长辞。
本文为纪念弗里德曼教授而作。在回顾他的职业生涯和学术成就基础之上，笔者力图挖掘他的哲学遗产。本文认为，对弗里德曼的哲学观进行批判性解析，可为回答“科学时代，哲学何为？”这一历史性问题提供关键启发。
导语：弗里德曼的职业生涯和学术成就
如果仅就当下全世界学院哲学的状况而言，弗里德曼的职业生涯虽然亮眼，但也并非独一无二。一方面，他曾经长期担任斯坦福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但另一方面，从美国的讲席教授到中国的长江学者，类似学术界天花板且可保证名利双收的位置在全世界知名大学并不稀奇。弗里德曼在2019年的一次题为《哲学、科学和历史：一个个人视角》（“Philosophy, science, and history: a personal perspective”）的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根据这次演讲内容，弗里德曼一生从未前往工业界工作；他和大多数在学院内谋生的哲学学者一样，从博士研究就开始了“打怪升级”的过程。按照弗里德曼自己的说法，1947年出生的他从少年时期开始就在父母（父亲为英文系教授，母亲甚至和儿子一起拿到了哲学本科学位）影响下对人文类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和宗教哲学—兴趣浓厚。
迈克尔·弗里德曼（1947-2025），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苏佩斯讲席哲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康德、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史、物理学哲学等。
不过，在1965年到1969年求学纽约城市大学期间，弗里德曼的哲学兴趣开始转向数理逻辑和科学哲学。1969年，弗里德曼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第一个重要的引路人，逻辑经验主义者亨普尔（C. Hempel）。和其他逻辑经验主义者一样，亨普尔来自欧洲大陆，于纳粹德国肆虐欧洲之际移民美国，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在亨普尔的鼓励和帮助下，弗里德曼从1969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他结识了库恩（T. Kuhn）和自己的博士生导师葛雷默（C. Glymour）。库恩当时已经完成了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而葛雷默之后会去卡耐基梅隆大学创建一个以研究形式化知识（数学、数理逻辑和计算理论）为特色的哲学系。在博士研究期间，弗里德曼的工作主要围绕时空理论展开，但他同时对康德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1973年，弗里德曼获得博士学位，完成了题为《时空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pace-Time Theories）的论文。
博士毕业之后，1973年到1975年期间弗里德曼首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折叠教席（Folding chair）”。所谓“折叠教席”的说法堪称形象，指该教席在3年之后会期满消失，没有转为长聘职位的机会。换言之，该教席类似今天全世界名目繁多的短期教学或研究岗，名义上提供教授席位，但实际只是一个短期博后职位。不过，弗里德曼的职业生涯很快走向正轨。1975年到1982年之间，他任职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在1978年获得长聘副教授职位。1982年到1994年期间，弗里德曼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任职，他在短暂担任长聘副教授之后转为正教授。其间他和著名牛顿专家、物理学史家和哲学家斯泰因（H. Stein）保持密切交流。1994年到2002年，弗里德曼任职印第安纳大学。在此他不仅获得了霍尔（R. N. Hall）艺术和人文讲席教授职位，还曾长时间担任该校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主任。从2000年开始，弗里德曼开始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弗里德曼是雷穆斯（F. P. Rehmus）家族人文讲席教授。从2015年开始，他担任苏佩斯（P. Suppes）讲席教授。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弗里德曼曾长期担任该校科技史和科技哲学项目主任，以及苏佩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2024年，弗里德曼从斯坦福大学退休。
在美国之外，弗里德曼和国际研究机构亦保持密切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曾经于2019年10月到访中国，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轮名为“科学的哲学——从康德到库恩及以后”的系列讲座，并参与了两场题为“康德与休谟论因果性”的专题研讨。不过，弗里德曼和中国的缘分不止于此。在2016年5月出版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8卷第3期）期刊上，弗里德曼受邀发表了《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的英文文章。2009年，国内知名译者张卜天教授精心打造的弗里德曼20世纪初哲学史专著《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中译本问世。该译本经张卜天和南星教授修订之后于2021年再版。此外，贾向桐教授曾经于2016年刊文讨论弗里德曼的科学哲学观。最后，让人尤为惊叹的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高湘泽教授已经注意到弗里德曼对逻辑经验主义的重新评价，曾翻译弗里德曼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重新评价逻辑实证主义》（“The re-evaluation of logical positivism”），并刊文进行了简要介绍。
当然，以上和中国相关的成果只是弗里德曼丰硕学术成就中的一小部分。从博士研究开始，弗里德曼专注于物理学哲学和一般科学哲学中的技术性问题，并有一系列期刊论文问世。1983年，他在大幅修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时空理论的基础》（该书于1987年获科学哲学拉卡托斯奖），大致标志着前期工作的终结。
《时空理论的基础》英文版书封。
之后弗里德曼的研究兴趣开始大幅转向科学哲学史研究，重点关注康德和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在一系列期刊论文加持下，弗里德曼于1991年出版了专著《康德和精确科学》（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s），1999年出版了《重新思考逻辑实证主义》（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2000年出版了上文曾提及的《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弗里德曼的惊世巨著《康德对自然的建构：解读〈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Kant’s Construction of Nature: A Reading of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出现在2013年。
最后，至迟从1999年开始，弗里德曼便尝试为科学哲学界定任务，试图回答—用笔者的话讲—“科学时代，哲学何为？”这一当下哲学无法绕开的历史性问题。除一系列期刊文章之外，弗里德曼分别于2001年和2014年在相关讲座基础上出版了《理性的动态演变》（Dynamics of Reason）和《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哲学》（A Post-Kuhn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2010年，弗里德曼在讨论其哲学成就的纪念文集《谈谈新方法：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姻的再次促成》（Discourse on a New Method: Reinvigorating the Marriag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发表了一本小书体量、题为《重思综合史》（“Synthetic history reconsidered”）的长文。这篇长文和之前的两本书一起，从理论上阐述了一种似乎可在康德之后的科学和哲学发展中获得支持的哲学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弗里德曼的个人简历，他准备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暂命名为《从康德到库恩以及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Scientitic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Kuhn and Beyond）的著作。只是由于哲人仙逝，这一应是对其哲学观最完整阐述的著作可能也只会成为弗里德曼的《遗稿》了，一如康德晚年未能完成的尝试统一自然哲学之作。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回顾弗里德曼的学术成就，然后对其哲学观进行批判性解析，最后总结弗里德曼的哲学遗产对当下科学哲学研究的启示。
前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哲学研究
弗里德曼的前期工作主要集中在物理学哲学和一般科学哲学。这些工作技术含量很高，所以笔者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简单介绍。弗里德曼关注的主要物理学对象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首先，弗里德曼有两篇与人合作完成的、和量子力学有关的论文，均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两篇论文中，弗里德曼试图完善量子逻辑（Quantum logic）的语法和语义，并将其用于解决传统哥本哈根解释难以处理的量子干涉问题。时至今日，量子逻辑仍是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和逻辑学中的前沿话题。
而在更为知名的、1983年出版的专著《时空理论的基础》中，弗里德曼关注时空理论从牛顿力学到广义相对论的演变历程。据弗里德曼自述，他修正了爱因斯坦本人和逻辑经验主义者对这一演变历程的不当解读。在爱因斯坦和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哲学经验主义传统推崇的简单性原理（principle of parsimony：那些不能在可观察结果上带来改变的多余理论结构应该被消除）在这一理论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从经典物理学到狭义相对论，简单性原理消除了绝对静止和绝对速度概念；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简单性原理消除了绝对运动的概念。弗里德曼仅部分赞成这一解读。首先，虽然他承认狭义相对论消除了经典物理学中的非必要概念，即绝对静止和绝对速度，但他认为广义相对论仅仅消除了狭义相对论中的惯性系概念，而不是绝对运动概念。其次，在弗里德曼看来，理解这一演变历程还要关注理论统一（theoretical unification）的需求。理论统一需求给运用简单性原理施加了限制：有助于理论统一的概念不能被消除。在笔者看来，除了弗里德曼得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范围内的哲学教益之外，他的时空理论研究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在于他对其演变过程进行的精细逻辑分析，而这一逻辑分析建立在对数学和物理学细节精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这本书的技术细节实在太多了，可能超过了多数科学哲学著作所能接纳的限度；但他强调，这本书是写给热爱哲学思考的科学家和重视科学知识的哲学家的，相关科学知识是其无可回避的立论基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一书开头引用了康德1763年的名篇《将负数引入哲学的尝试》（“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magnitude into philosophy”）中的一段话，申明数学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哲学使用数学，有时候想去模仿数学方法，有时候是用数学去研究哲学的对象；第一种方式还没有取得太多成果，而第二种方式，已经在哲学的某些领域证明了自己的巨大功用。在笔者看来，弗里德曼的这一引用极具预见性。一方面，它预示弗里德曼未来的康德科学哲学研究将从这一角度出发，而这一角度会把弗里德曼和大部分康德专家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弗里德曼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在康德那里，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仍从属于自然哲学，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哲学一部分。弗里德曼的这一忽视，将使他在21世纪的今天对哲学于科学的功用做出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
后期①：康德的科学哲学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弗里德曼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科学哲学史和广义的哲学史研究。具体而言，他开始大量发表与康德和逻辑经验主义者相关的学术论文。在康德的科学哲学方面，弗里德曼于1991年出版了《康德和精确科学》，在2013年又进一步发表了巨著《康德对自然的建构：解读〈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总体而言，弗里德曼致力于将康德的科学哲学置于18世纪的科学——尤其是数学物理学——发展背景之下进行解读。他的研究显示，康德一生都密切关注同时代的科学发展，其中包括18世纪初的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的自然哲学争论、贯穿整个18世纪的欧洲大陆自然哲学家和数学家如欧拉等对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18世纪晚期的拉瓦锡化学革命等。精确科学的进展主要反映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而拉瓦锡化学革命则反映在康德晚年未完成、后来在20世纪初经新康德主义者集结整理出版的《遗稿》（Opus Postumum）中。弗里德曼认为，康德一生都致力于为当时最好的科学知识提供某种哲学基础，无论是以形而上学、认识论、超验哲学还是超验逻辑的名义；进言之，康德试图表明，例如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等自然科学中的基础性原理可以经由“更高”的知性和理性的先验（a priori）规律加上某些和自然（与心灵对立）相关的限制性条件推导得出。
《康德和精确科学》英文版书封。
如果说弗里德曼的《康德和精确科学》更像是康德科学哲学工作的一个全景扫描，那么《康德对自然的建构》则是他对康德最重要的科学哲学作品《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句读式解读。康德的原书仅仅100来页，而弗里德曼的解读则超过600页。有理由认为，弗里德曼应该是继20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 Cassirer）之后少数能够读懂康德科学哲学的康德专家，且他解读的细致程度远超卡西尔。更进一步，接受了良好数学和物理学训练的弗里德曼应是康德原书发表之后240年间唯一一个接近完全读懂康德原意的人。这一点可由当下的流体力学史和数学史专家威尔逊（M. Wilson）的评论证明。在一篇题为《回到“回到康德”》（“Back to‘back to Kant’”）的文章中，威尔逊讲述了自己阅读弗里德曼《康德对自然的建构》手稿的感受。按照威尔逊的说法，弗里德曼的研究显示，康德对当时的流体力学中的基本概念问题有着深刻把握，而康德的解决方案也大致和流体力学之后的发展相符；且弗里德曼让人真正信服，康德的写作绝非故弄玄虚，而是非常凝练，且对读者要求很高，即，预设读者已经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问题有过深入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弗里德曼的康德研究背离当时甚至现在的主流学院哲学。在弗里德曼同时代的康德理论哲学研究中，学者多关注其形而上学、认识论或超验哲学部分，且热衷于对其加以发挥后用于反对20世纪中叶之后开始流行的所谓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篇书评中，弗里德曼批评了主流的康德哲学研究，并称其因对康德的科学背景缺乏了解，“从根本上误解了康德的本意”。
《康德对自然的建构》英文版书封。
而这一点，同样反映在主流学院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认知中。
后期②：逻辑经验主义
直到今天，翻开全世界多数科学哲学导论著作，逻辑经验主义（亦称“逻辑实证主义”）仍然会收获如下描述和评价：起源于20世纪初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开创了学院内的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但是由于在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 “分析综合二分”“可证实性原则”“还原论”等）上持错误和过于幼稚的立场，现已被淘汰并退出历史舞台。这一认知至今未曾改变。然而，超过30年前弗里德曼就已经指出这一认知的荒谬之处。在发表于1991年的《重新评价逻辑实证主义》一文中，弗里德曼指出，这一认知“表现出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实际态度的近乎完全的颠倒”（高湘泽译）。而在8年后出版的《重新思考逻辑实证主义》一书中，弗里德曼更加详细阐述了自己的逻辑经验主义研究成果。总体而言，这一研究和弗里德曼的康德科学哲学研究旨趣一致。在弗里德曼看来，必须从当时的科学—仍以数学物理学为代表—发展出发理解逻辑经验主义。
《重新思考逻辑实证主义》英文版书封。
弗里德曼发现，如果仅从主流学院哲学视角看待逻辑经验主义，会得到大量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例如，奎因（W. V. Quine）自认为已经驳倒了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分析综合二分”论，但实际情况上是逻辑经验主义者从来未曾持有奎因所说的二分论，且早在奎因自说自话的驳斥之前已经批评过奎因归之于他们的二分论；而在奎因的驳斥之后，多数逻辑经验主义者仅表达过对奎因的不解，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煞有介事地去对付一个稻草人。弗里德曼在哈佛大学和奎因的接触可部分解释后者的做法。在弗里德曼取得哈佛“折叠教席”的面试中，他发现奎因不同于另一位大哲学家罗尔斯（J. Rawls），对20世纪初的数学物理学完全缺乏了解，难以问出和自己博士论文《时空理论的基础》相关的有价值问题。在弗里德曼看来，主流认知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解读几乎完全错误，因为逻辑经验主义者并非想用某种哲学立场去解决某些哲学问题，而是想对最新的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以求获得更好理解。弗里德曼发现，主要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一般都有深入学习数学和物理学的经历，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物理学家。此外，他们和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如爱因斯坦和数学家如希尔伯特均保持密切交流。而他们在学术成熟时期均曾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行解读。
除不了解相关科学背景之外，弗里德曼认为主流认知犯错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对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同样不熟悉。在弗里德曼看来，虽然不能否认经验主义传统对主要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影响，但康德和当时新康德主义的重要性同样不能忽视。在《重新思考逻辑实证主义》一书中，弗里德曼为第二章的卡尔纳普解读专门写了一篇后记，详细论述了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对卡尔纳普的影响。这一后记表明，当时以卡西尔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者同样关心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进展。而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都同意，为跟上最新科学的发展，必须将康德哲学中的知性和理性的先验规律相对化。
就跟他的康德研究一样，弗里德曼的逻辑经验主义研究再次表明，如果仅从主流学院哲学的狭隘视角看待逻辑经验主义，只会削足适履，最后得出荒唐结论。而想要真正理解康德、逻辑经验主义者乃至哲学史上的大部分哲学家，绝对不能忽视他们所处时代的科学背景。
后期③：从康德到库恩的科学哲学
在康德的科学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研究之后，弗里德曼集中探究他们之间的科学哲学发展历程。一方面，他研究了活跃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哲人科学家，其中包括霍姆赫兹（H. Helmholtz）、马赫（E. Mach）、庞加莱（H. Poincaré）和外尔（H. Weyl）等。另一方面，他也关注同一时期的哲学家。除新康德主义者之外，更早的谢林和黑格尔等德意志观念论者也进入了他的视野。弗里德曼在一篇题为《康德—自然哲学—电磁学》（“Kant-Naturphilosophie-Electromagnetism”）的文章中指出，谢林等人的自然哲学思辨关注所谓统一的“力”，这些思辨经奥斯特（H. Ørsted）和法拉第等物理学家（当时仍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中介，对当时的电磁学发展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通过这些研究，弗里德曼试图揭示科学和哲学在这一时期的交互式进步：哲学思考促进了科学发展，而科学进步亦推动了哲学变革。对这一交互式进步的详细论述出现在2010年的长文《重思综合史》中。
弗里德曼在自己的逻辑经验主义研究中还特别纠正了另一重大误解。在首发于2002年、题为《库恩和逻辑经验主义》（“Kuhn and logical empiricism”）一文中，弗里德曼指出库恩和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科学哲学根本上取向一致，并且双方都曾和新康德主义以及法国历史认识论学派互动。总体而言，这四者的哲学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亦无根本差异。
除上述具体研究外，2000年之后的弗里德曼亦开始尝试在上述哲学家和哲人科学家思想研究基础之上提炼出一个统一的科学哲学观。他希望这一哲学观能够为我们在科学时代继续进行哲学研究提供指导。在弗里德曼看来，康德和后康德时期的哲学家（包括谢林和黑格尔在内）和哲人科学家正是由于贯彻了这一哲学观，才能对当时的科学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这一哲学观首先出现在2001年出版的《理性的动态演变》之中。笔者将在后文对这一哲学观进行批判性解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对库恩之后开始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研究也持欢迎态度。虽然他并不完全接受某些哲学家对相关社会学成果所做的后现代解读，但他亦认定，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角度理解科学发展实属必要。在一篇题为《重思理性的动态演变》（“Reconsidering the dynamics of reason”）的回应文章中，弗里德曼承认在研究具体演变过程时，不应局限于科学史内部的理论和概念变迁，还应关注促进或阻碍这一变迁发生的各种外部社会文化因素。在这篇文章中，除科学知识社会学外，弗里德曼还明确提及海德格尔关于科技社会和文化塑造现代理性的洞见。
后期④：20世纪初哲学史研究
提及海德格尔，当然不得不言及弗里德曼出版于2000年的另一重磅作品《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这是弗里德曼在国内唯一有译作的作品，恐怕大部分中文读者是通过这部译作知道了弗里德曼。虽然不能说这是一种遗憾，但这部在弗里德曼学术成果中并不起眼的作品却暂时掩盖了他在科学哲学领域更加重要的成就。在《分道而行》中，弗里德曼试图通过1929年的达沃斯哲学论坛来理解20世纪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分野，并最终试图提供克服这一分野的解决之道。在弗里德曼看来，作为分析传统代表的卡尔纳普和欧陆哲学代表的海德格尔同根同源，均来自新康德主义传统，且都想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但最终两人和两大传统因各种偶然因素（比如纳粹德国崛起）分道扬镳，不仅在学院哲学内部造成了不必要的隔阂，而且还加剧了整个学术界的科学和人文之争，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弗里德曼提出，新康德主义代表卡西尔兼具科学和人文视野的哲学可以提供某种解决之道，而且卡西尔相比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更加不偏不倚地继承了康德哲学的宏伟启蒙理想。
《分道而行》
作者：（美）迈克尔·弗里德曼
译者:张卜天，南星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1年4月
不过，弗里德曼此书的建构意味十分明显，其中有些内容可能还稍微扭曲了历史事实。首先，达沃斯论坛的主角是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卡尔纳普当时只是论坛上的一个年轻学者听众。其次，卡尔纳普并不知道自己是分析传统代表，因为“分析哲学”这个标签始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流行；同样，海德格尔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欧陆哲学家，因为“欧陆哲学”这个标签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才流传开来。
除开这些历史事实问题，弗里德曼的建构可能还存在重大理论问题。弗里德曼借助斯诺（C.P. Snow）“两种文化”的提法，将分析哲学呈现为学院哲学内部偏向科学的代表，欧陆哲学呈现为偏向人文的代表；在他看来，消除分析和欧陆的分野实际上是在弥合更大层面上科学和人文的分裂。但是，情况真的如此吗？实际上，就分析哲学一边而言，弗里德曼本人已经注意到了，主流分析哲学和卡尔纳普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近乎南辕北辙。在1997年一篇题为《哲学自然主义》（“Philosophical naturalism”）的文章中，弗里德曼抨击了分析哲学主流泛泛推崇自然科学的做法，指出，“一个以现代自然科学为知识范式的哲学观”对“构成性的先验”概念框架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一无所知，这堪称是当代哲学自然主义最让人“恶心”的一点。而和主流分析哲学相反，深受康德影响的卡尔纳普一直尝试更好理解甚至参与前沿科学和数学研究。而在欧陆哲学一边，即便我们把海德格尔当作欧陆哲学家，恐怕要从他晦涩难懂的作品中吸收解决人生意义问题等根本性人文问题的养料并不容易。现有证据已经表明，海德格尔和纳粹德国合作仅部分出于幼稚，其克服所谓现代虚无主义、为人生注入意义的“决断”方式亦存在根本缺陷。就人文问题而言，笔者认为，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远比阅读海德格尔收获更多；而在哲学方面，参考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和胡克，更能知晓如何克服所谓的现代虚无主义，并且在生活实践中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1929年，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卡西尔（左）与海德格尔。
弗里德曼的哲学观：一个批判性的解析
公正地讲，虽然弗里德曼将海德格尔树立为欧陆哲学和学院哲学在人文方向的代表，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他在人文领域内支持海德格尔式哲学观。弗里德曼的哲学观主要意图处理科学相关议题。在《理性的动态演变》一书中，弗里德曼详细阐述了他的“科学哲学观（scientific philosophy）”。他认为，“如果科学还要继续通过革命取得进步，那就需要新观念、新纲领和扩展的可能性，而这些都不是通常的科学实践能够带来的。这时哲学能够创造或者激发创造全新的框架和范式，提供理解自然的全新方式”。简言之，弗里德曼借助库恩的说法，认为哲学应通过提供新范式助力科学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曼的哲学观源于他的科学哲学史研究。在《理性的动态演变》一书开头，弗里德曼提到，19世纪之前的哲学和科学似乎能够保持紧密合作，例如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都曾经深度参与科学。而在19世纪开始之后，随着学术分工日益明确，哲学逐渐和科学分开，然后就出现了哲学面对科学时的定位问题。弗里德曼总结称，19世纪的赫姆霍兹等科学家试图将哲学变成心理学，到了20世纪初，部分哲学家和数学家试图将哲学等同于数理逻辑，还有人认为应该模仿具体科学，划出属于自身的独特哲学问题。但是弗里德曼拒绝了这些选项。他认为，哲学不应成为一门具体的科学，而是应该通过提供新范式助力科学发展。弗里德曼的这一科学哲学观显然受到了他钟爱的哲学家和哲人科学家的启发。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康德通过处理概念问题助力了当时几乎所有科学的发展。谢林的自然哲学玄思的确为当时的电磁学研究提供了启发。而逻辑经验主义者在20世纪初的精确科学发展中亦有贡献。同时，应当承认，马赫和爱因斯坦在批评牛顿力学中的基础概念时所做工作和康德别无二致。
《理性的动态演变》英文版书封。
然而，弗里德曼在普林斯顿曾经的导师葛雷默近乎无情地揭示了弗里德曼哲学观缺乏现实性的特征。在一篇题为《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的文章中，葛雷默于一个脚注中指出，“需要注意，弗里德曼从来没有给出一个20世纪哲学家的实例”。 葛雷默的观察堪称犀利，因为，在《理性的动态演变》中，弗里德曼通过相对论的发展给出了一个实例，但这里实践他哲学观的却是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显然，弗里德曼有意无意避开了20世纪初的科学哲学家，无论是新康德主义者还是逻辑经验主义者。诚如葛雷默所言，尽管逻辑经验主义者好过多数分析哲学家，尝试去理解最新数学物理学的发展，但说他们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全新范式实在太过夸张。现有证据表明，虽然卡尔纳普在物理学、信息论和人工智能领域均有贡献，但他显然难与爱因斯坦、香农抑或图灵等巨擘相提并论。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弗里德曼同样夸大了谢林对电磁学发展的贡献。虽然谢林应该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相当了解，且他的自然哲学无疑建立在这些最新发展之上，甚至说他启发了奥斯特甚至法拉第亦不为过，但早期电磁学的成就显然主要应归功于奥斯特和法拉第等实验天才，说谢林在物理学中提供了全新范式过分夸大了他的贡献。这一点亦适用于康德。也许康德在概念和理论上的洞见要超过谢林和逻辑经验主义者，但说康德开创了任一科学范式同样不太恰当。
和葛雷默一样，20世纪的伟大物理学家如费曼（R. Feynman）和杨振宁先生都质疑哲学还能在科学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没有展开讨论。其实，早在20世纪初，和爱因斯坦类似在社会科学中开创新范式的哲人科学家韦伯（M. Weber）就曾辨析过哲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一篇题为《文化科学逻辑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the cultural sciences”）的方法论讨论中，一方面韦伯承认一百年后的弗里德曼说得似乎有理，所谓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的确能在“观点（viewpoints）”和“逻辑形式（logical forms）”（即范式）转换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韦伯警告称，“新科学的建立和新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总是通过解决具体问题进行的，纯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讨论从来不曾在这个意义上扮演关键角色”。韦伯的区分可以澄清弗里德曼语焉不详之处。称哲学在开创科学新范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指爱因斯坦在建立相对论概念框架时进行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即，对同时性和质量等一系列概念进行了逻辑分析；然而，如果仅仅进行逻辑分析，不把新框架用于解决相当数量的具体问题，爱因斯坦绝对不可能建立相对论！如此，真正开创新范式的实际是爱因斯坦和韦伯等一类哲人科学家，而非进行逻辑分析的哲学家。在同一篇文章中，韦伯甚至对打着哲学名义想要指导科学的做法提出了警告：“千万不要被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业余讨论迷惑”！
虽然康德和逻辑经验主义者的逻辑分析绝不业余，甚至多数还非常深刻，但在逻辑经验主义运动消亡之后哲学和科学日益泾渭分明却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学院内的科学哲学家一般都把大量精力放在解决科学里面的所谓哲学问题上。这时，要彻底澄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必须正本清源，准确理解科学和哲学分家这一哲学史上的头等大事件。弗里德曼在《理性的动态演变》中曾经简单提及这一事件。他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例，证明19世纪之前哲学和科学尚能保持紧密合作，从19世纪开始二者变得日益疏离。然而，这一说法具有一定误导性。正如康德在1763年《将负数引入哲学的尝试》一文中对“哲学”一词的使用显示，当时的哲学仍然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而这部分内容大致被称为自然哲学。在19世纪（中叶）之前，哲学一般包括如下三个部分，自然哲学（广义物理学）、实践哲学（精神哲学、道德科学）和形而上学（认识论、广义逻辑学）。不过，19世纪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而出，而这一分家给哲学在面对科学时的自我定位带来了巨大困扰。从康德开始，如果哲学要不仅仅局限于人文类的实践哲学，那么所谓科学哲学可能采取三种康德均曾有所尝试的不同形式：（1）像其他学科一样，哲学亦追求独立地位，强调独特的问题域（当下以已经脱离具体科学背景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为主）和研究方法（支持者：胡塞尔和当今主流分析哲学）；（2）传统自然哲学（支持者：部分逻辑经验主义者）；（3）哲学作为一种方法，针对科学知识展开逻辑分析（支持者：部分逻辑经验主义者）。
马克斯·韦伯。
在这一视角下，弗里德曼的科学哲学观可以得到更好理解。很明显，弗里德曼不甘于像主流分析哲学家那样选择（1），和科学划清界限，然后开始自娱自乐。韦伯针对（2）和（3）即哲学家染指科学的警告言犹在耳，法国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康吉莱姆（G. Canguilhem）在一篇题为《什么是科学史的对象？》（“What is the objec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s?”）又对拒绝接触科学的哲学研究（1）提出警告，“如果不涉及科学史，认识论的工作无足轻重”。更进一步，19世纪之前的哲学体系中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总是和自然哲学交织在一起，而没有科学知识作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研究有何意义呢？弗里德曼显然认同这一警告，而他的选择，即，要求哲学开创科学新范式的创建，是（2）和（3）的混合。在19世纪之前，称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参与开创经典物理学新范式并不错，但这是因为经典物理学当时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然而，随着科学从哲学分化而出，传统自然哲学中最优质的部分（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现已改名为理论物理学，所以我们现在亦习惯称爱因斯坦和韦伯是理论科学家和哲人科学家，而非哲学家（相应地，自认是哲学家的牛顿在当下却被“误认”为理论物理学家）。而传统自然哲学中最具争议的内容（比如谢林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虽然曾经提供洞见，但早已满足不了20世纪中叶之后的诸科学对理论精确性和经验可检验性的要求，一如韦伯和后世著名科学家所言。
甚至，弗里德曼职业生涯中的那次重要转向其实已经证明了传统自然哲学不可行。很明显，弗里德曼前期针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展开的哲学研究更接近传统自然哲学，但他却未能在这一方向继续下去，而是转向科学哲学史研究。在笔者看来，在当下从事已经改名为理论科学的传统自然哲学研究，即便是精通逻辑分析的弗里德曼也会因无法置身于物理学和数学研究前线而很难做出实质性成果，转向历史研究是现实之举。而弗里德曼的转向则提示我们，当科学已经从哲学完全脱离，且如韦伯所言原则上不再需要哲学时，接受方法论哲学观，即，将哲学当成逻辑分析是更合理之举；同时更重要的是，应该调整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避免和一线科学家发生任务重叠，这使转向库恩式科学史研究几乎是必然之举。实际上，弗里德曼前期针对时空理论展开的研究亦为对数学物理学史（经典力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进行的逻辑分析，而后期他针对康德和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展开的研究，则是在阐释知名哲学家针对具体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取得的成果。
总而言之，弗里德曼本人明确提出的哲学观，即，哲学应帮助科学开创新范式，在科学早已从哲学完全分化而出的年代不具备可行性，相应的工作多由理论科学家（最多被称为哲人科学家，而非传统的自然哲学家）完成。但是，弗里德曼本人未曾明确提出，却躬身践行的哲学观，即，针对历史上的具体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用他的话说，就是考察所谓理性的动态演变的具体过程），却助力他在数学物理学史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这一哲学观也帮助弗里德曼决定性地提升了我们对康德到库恩之间的科学哲学家工作的理解。不仅如此，根据当今知名科学哲学家张夏硕（H. Chang）的说法，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结合，仍可间接助力前沿科学研究，发挥学科的补充（complementary）功能。
迈克尔·弗里德曼。
结语：科学时代，哲学何为？
科学于19世纪从哲学分化而出堪称哲学史上最易为人忽视、却影响最为深远的大事件。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它迫使哲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选择了文科这一定位，亦使哲学在大众印象中和人生意义与各种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当然无可厚非，且值得鼓励。然而，不应忘记的是，在哲学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当下的各类科学一直从属于哲学，且多以自然哲学名义自居。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科学从哲学分化而出足以使哲学在面对科学时出现严重的自我定位困扰：科学时代，哲学何为？
如果像主流学院哲学那样坚持独特定位，拒绝接触科学，定会引来康吉莱姆式的嘲笑：没有科学的哲学是空洞的（甚至，没有认识，谈何认识论？）。而如果像传统自然哲学那样对待科学，又会引来韦伯式的警告：要么加入我们成为理论科学家，要么停止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如此，面对科学，仅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观最为可行，且应调整研究对象为科学史：哲学的任务是对科学史具体知识进行逻辑分析。
弗里德曼是作为爱智者的严肃哲学家应对科学时代的榜样。他既没有泛泛崇拜科学，亦没有回避科学的挑战。和他最推崇的哲人康德以及后康德时期的各路康德传人（逻辑经验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广义历史主义者等）一样，弗里德曼致力于理解当代最引人瞩目的科学（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并试图通过哲学史研究和自己的前辈取得共鸣。在增进对时空理论、康德、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以及一系列哲学家和哲人科学家的理解方面，弗里德曼的具体学术成果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丰厚哲学遗产。尤其在物理学哲学中，就跟当年康德致力于理解16至18世纪科学革命开创的牛顿式物理学一样（学界传说，弗里德曼曾有言称，康德比牛顿更好地理解了牛顿自己！），弗里德曼亦着力于把握20世纪初兴起的爱因斯坦式新物理学。从这个角度讲，至少在物理学哲学方面弗里德曼堪称康德在当代的真正传人！
然而，弗里德曼留下的最重要哲学遗产却可能是他躬身践行的哲学观。这一始于康德、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哲学家传承（逻辑经验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法国历史认识论者等）、最终与英语世界的库恩式历史主义汇流的哲学观为在科学时代严肃追求智慧提供了启发。虽然弗里德曼在理论上阐述了一种更适用于传统自然哲学家以及当代理论科学家和哲人科学家的哲学观，但在实践中他却坚持现实主义，做一个秉持逻辑分析方法探究科学理论演变的哲学家。我想，弗里德曼虽非哲人科学家，但却因在科学时代严肃且真诚地追求智慧，无愧哲人的称号！
作者/哲理庐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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