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都要热，那天我骑了十几里的洋车子，只为去退一桩亲事。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时，院子里静悄悄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化不开的苦涩药味。我咽了一口唾沫，感觉嗓子眼发干，手心里的汗把帆布包的带子都攥得发黏。
堂屋的门敞着，光线有些暗。我刚跨过高高的木门槛，就停住了脚。
里屋的布帘子被掀起了一角。秀英正弯着腰，手里绞着一条热毛巾，在给她瘫痪在床的爹擦身子。她擦得很仔细，从脖子到后背，会避开那些已经破皮的地方，动作轻柔却又透着一股子利落。
似乎是听到了堂屋的动静，她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头来看向门外。
屋子里没风，她的头发被汗水黏在脸颊和脖子上，额头上密密麻麻全都是汗珠。看清是我后，她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没有慌乱，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她只用手背随意地抹了一把快要流进眼睛里的汗，轻声说：“你先坐吧，我马上就好。”
我没说话，默默地退回到堂屋，在缺了一个角的老式八仙桌旁坐下。那张桌子擦得发亮，桌面上连一丝浮灰都没有。
我和秀英是通过媒人认识的，她是个本分踏实的姑娘，话不多，笑起来嘴角有个浅浅的梨涡。那时候我在县城的农机厂上班，端着个铁饭碗，她家在乡下，但她勤快能干，十里八乡名声极好。我妈原本对这门亲事也是满意的，觉得这样的姑娘娶进门能安稳过日子。
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秀英的爹在给生产队修水渠的时候，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中了后腰，伤了脊椎，下半身彻底没了知觉。秀英娘走得早，家里就剩下她和一个还在念初中的弟弟。
从那以后，我妈的脸就拉了下来。一开始只是旁敲侧击让把这门婚事退了，后来变成了一哭二闹。她说秀英她爹那病是个填不满的坑，要是结了婚，以后挣的钱全得搭进药罐子里，我这辈子就算毁了。
我当时才二十二岁，心里也是虚的。农机厂一个月也就三十来块钱的工资，我要是娶了她，就等于把她爹、她弟弟，还有那一屁股的饥荒全都背到了自己肩上。我挣扎过，也跟母亲吵过，但最终，现实的胆怯压倒了那点还没来得及生根发芽的情分。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里屋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声，接着是端水盆的声音。秀英掀开帘子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浑浊的水。她看了我一眼，把水泼到院子外头的排水沟里，又在水缸边用胰子仔仔细细洗了手，这才走回堂屋。
她拿过一个白底红花的搪瓷茶缸，从暖瓶里倒了杯开水，放在我面前。
“天热，喝点水。怎么今天过来了，厂里休息？”她在桌子另一头坐下，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
我盯着那杯冒着热气的水，心里像塞了一团乱麻，那句准备了三天三夜的台词，却怎么也挤不出喉咙。帆布包就在我大腿上放着，沉得像块石头。
“秀英，我……”我开了个头，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桌面。
她看着我，目光很安静。那种安静里没有一点期盼，反而带着一种早有预料的清醒。她的视线缓缓下移，落在我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上，又看了看我涨得通红、满是躲闪的脸。
女人的直觉总是准得可怕，她没等我把那句难堪的话说出来，就主动开了口。
“建国，你是来退亲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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