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还设置了例外条款，从此可以向冲突国家出口武器，同时弱化了国会监督，审批权集中到首相主导的安保会议。
这不是日本政府的临时冲动，而是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走向再军事化的必然结果，为什么这么说？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被迫接受《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核心要求就是彻底非军事化，永远放弃战争权。
1947年，日本颁布《和平宪法》，其中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国家交战权，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不得以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
1976年，三木内阁出台政策，基本禁止了武器的出口，此后几十年，日本只允许少量的非杀伤性装备出口，比如救灾用的运输车辆和警戒雷达等，严格守住了“和平国家”的底线。
可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崛起，右翼势力持续抬头，这套枷锁开始被一点点打破。
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绝非偶然，而是一场持续近六十年的渐进动作，修宪是终极目标，扩军是必经之路，最终指向和平宪法的束缚，成为“军事大国”。
2014年，安倍晋三内阁废除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从“原则上禁止”转向“原则上允许”武器的出口。
同时，安倍政府强行通过内阁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打破“专守防卫”底线，允许自卫队在有需要时出兵支援盟友。
这是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根本性转折，和平宪法从此名存实亡。此后，日本不断放宽限制，去年下半年高市早苗上台后，修宪扩军的动作开始全面提速。
此次解禁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就是高市早苗修宪扩军的关键一步，她还公开宣称“时代变了”，完全无视战后的国际秩序。
对日本来说，修宪扩军是必然的结果。现在的日本由自民党长期执政，右翼势力掌控了政坛和商界，他们不断美化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煽动民族主义，为修宪扩军制造舆论。
除此以外，日本的军工产业发达，解禁武器出口能带来巨额利润，摊薄研发成本，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还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多年来，美国为推行“印太战略”，长期纵容日本进行扩军，将其视为遏制周边国家的桥头堡。
历史早已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有强烈的侵略惯性，从甲午战争到全面侵华，再到二战东南亚战场和偷袭珍珠港，日本每次出现经济危机，以及内部矛盾激化时，都会选择对外侵略来转移矛盾。
如今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断突破和平宪法，本质上就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走向对外侵略的危险信号。
日本这次修改规则有三个核心突破，每一个都极具危险性，日本取消了用途限制，不再限定非战斗用途，原则上允许所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修改后的规则显示，经安保会议批准，可以向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直接打开战时的军售大门，同时还弱化了国会的监督，武器出口审批从国会的“事前批准”改为“事后报告”，决策权完全集中到首相和少数官僚手中，从此少了权力的制衡。
这意味着，日本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向全球卖杀人武器，甚至直接介入国际冲突，向全球输出战争。对亚洲邻国而言，历史仇恨叠加现实威胁，日本的动作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
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造成数千万人的伤亡，如今重新向外输出武器，极容易引发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
而日本右翼一直都在否认侵略历史，如果军事力量不受约束，一旦国内危机爆发，极有可能再次走上对外侵略的老路。
制止日本走向对外侵略，不能只靠口头抗议，必须从外交施压和军事戒备等多个方面层层设防，让日本不敢越雷池一步。
日本周边的受害国，必须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联合发声，共同反对日本的修宪扩军和输出武器。
各国不能各自为战，一定要形成合力，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集体提出抗议，要求日本遵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危险举动。
同时，必须对日本明确划出红线，日本如果敢向冲突国家出口武器，敢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敢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就是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中国必须持续提升国防实力，在东海等关键方向常态化部署兵力，强化实战化训练，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
中国还必须密切监控日本自卫队动向，一旦发现异常，中方立即采取反制措施，让日本清楚，任何军事冒险行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美国是纵容日本扩军的关键外部因素，中方要通过外交沟通和利益博弈，让美国认识到日本无限制扩军，最终也会威胁美国自身的利益，重蹈二战太平洋战争的覆辙。
同时，中国要联合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出台约束日本军事扩张的决议，限制日本武器出口范围和海外行动权限，形成国际社会共同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合力。
日本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此次解禁政策出台后，东京等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集会，民众高举反战标语，反对政府践踏和平宪法。
中国要积极支持日本国内的和平政党与民间组织，加强交流合作，分享历史真相，揭露右翼谎言，扩大和平力量影响力，分化瓦解右翼势力，让日本政府不敢一意孤行。
纵观历史，各国必须以史为鉴，时刻保持警惕，让日本军国主义永远无法复活，让亚洲永远保持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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