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的人
一
我搬进这个小区的那天,就注意到了楼下的邻居。
说“注意到”并不准确,因为在这栋住了三百多户人家的高层住宅里,正常人根本不会在意楼下住的是谁。但我不一样,我住在四楼,他住三楼,而他有一个让人无法忽略的习惯——每天晚上十点整,准时在阳台上拉二胡。
拉得不算好,也不算太差。翻来覆去就那几首老曲子,《二泉映月》《良宵》《赛马》。但《赛马》被他拉得像一匹瘸了腿的马,跌跌撞撞的,每次听到那个段落我都替他着急。
物业群里有好几个人投诉过,他从不回应,也从不改变。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响起。十点半,准时结束。像一座人肉闹钟。
后来有邻居在电梯里碰到他,问他能不能换个时间练,他笑眯眯地说:“我只有这个时间有空,白天要上班的。”
邻居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还没退休,在一个单位看大门。”
邻居又问他在几号楼,他说三号楼302。
于是群里的备注从“三号楼某居民”变成了“302大叔”。再后来,大家渐渐习惯了,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哪天晚上十点没听到二胡声,反而睡不着觉。
我就是那个睡不着觉的人之一。
但我从没跟他说过话。我对他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于那扇永远亮着昏黄灯光的阳台窗户,和那个佝偻着背、拉二胡时脑袋一点一点的身影。
直到上个月。
二
那天是周六,我在家休息,中午下楼取快递。电梯门一开,我看到302的那个男人站在里面,按着开门键,明显是在等我。
“谢谢。”我走进去。
他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话。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楼层按钮显示他从三楼下去的,现在已经到了一楼。我取完快递回来的时候,在单元门口又碰见了他。他蹲在台阶上抽烟,脚边放着一个医院的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的,像装着片子。
这一次他先开口了:“你是四楼新搬来的吧?住了多久了?”
我说一年多了。
“哦,”他点点头,把烟掐灭在地上,然后用脚碾了碾,动作很熟练,“我住了十一年了。这房子是我拆迁分的,原来住老火车站那边。”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是“嗯”了一声。
他忽然把那个塑料袋提起来,在我面前晃了晃:“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看了一眼,袋子上印着市肿瘤医院的logo。我心里动了一下,但没说话。
“CT片,增强CT。”他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预报,“肺癌,晚期。已经扩散到淋巴了,锁骨上窝也有了。”
他说完就笑了,不是苦笑,也不是那种强颜欢笑,就是很普通的、真诚的、觉得有点好笑的笑。
我愣住了。
“不好意思啊,”他说,“我不是故意吓你。就是刚才在医院出来,一个人打车回来的,一路上没人说话,憋得慌。看到你走过来,就想找个人说说。”
我说没关系,又迟疑了一下,问:“医生怎么说?还能……怎么治?”
他把塑料袋重新放在脚边,又点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冒出来,被风吹散了。
“医生说化疗加免疫,运气好再活个一两年,运气不好半年。”他弹了弹烟灰,动作很随意,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我不治了。”
“为什么?”
“没意思。”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表情忽然认真了起来,“我今年五十五,单身,没儿没女,爸妈早走了,兄弟姐妹四个,两个在老家,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国外,十年没联系了。我治好了干嘛呢?治不好又怎样呢?”
我没吭声。
他继续说,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我算了算,我卡里还有十四万。社保能报一部分,但靶向药好多不报,一个月少说两三万。十四万也就撑半年。我治上一年半载的,钱花光了,罪受尽了,最后还是要死。那我不如把钱留着,该吃吃该喝喝,哪天不行了就找个地方一躺。”
他说到“找个地方一躺”的时候,做了一个往后仰的动作,双手枕在脑后,眼睛看着天。
那天天气很好,三月底的阳光暖洋洋的,楼下的玉兰花开了满树,白的像雪。他在花树下躺着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视死如归”。但又不是那种悲壮的归,只是一种很简单的、无所谓的态度。
“你不怕死?”我问。
他想了想,说:“年轻的时候怕。二十多岁的时候,骑摩托车摔一跤,擦破点皮都怕得要死,赶紧去医院打破伤风。现在不拍了。”
“不是不拍,”他把烟头捏灭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是不在乎了。”
三
后来我开始留意他。
不是刻意的,但知道了他的情况之后,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注意到一些以前忽略的细节。
比如他的咳嗽。以前只以为他是抽烟抽多了的老男人的通病,现在听出来那不一样。那种咳嗽是深层的、从胸腔最底部翻上来的,有时候在楼道里听到,整个楼梯间都在回响。他咳完会安静几秒钟,然后长长地叹一口气。
比如他的二胡。以前觉得他拉得不好,现在听他拉《二泉映月》,忽然就听出了别的东西。那琴声里有种空荡荡的感觉,不是悲伤,就是空,像一间搬空了家具的房子,风从窗户灌进来,呜呜地响。
比如他的作息。他每天晚上十点拉琴,十点半准时结束,然后阳台的灯会再亮一个小时左右。我有一晚失眠,站在自己阳台上往下看,正好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手里端着杯什么,一动不动地看着小区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他就那么坐了一个小时,姿势都没变过。
那盏灯,那个人,那片沉默的夜色。
我忽然觉得,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怕黑,所以才一直亮着灯。又或者,他只是想让那盏灯亮着,证明这里还有一个人。
有一天晚上,他在阳台上拉完二胡,我正好在厨房关窗,隔着一层楼的距离,我喊了一声:“302的,你今晚拉得不错。”
楼下安静了一瞬,然后传来他的声音,带着笑意:“你是四楼的吧?头一回夸我。”
我说:“以前是不好意思夸。”
他哈哈笑了,笑声在楼宇之间回荡了一下,很快被夜风吹散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一晚上没睡好的话:“等我死了,这二胡你要是喜欢,就送你。好歹陪了我二十年,不想让它进垃圾桶。”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关了窗,站在黑暗的厨房里,眼眶忽然就热了。
四
过了大概一个多星期,我妈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我这儿住几天。
我妈今年六十三,身体不大好,高血压、糖尿病,每天一大把药。她最爱操心,操心完我又开始操心我表妹,操心的范围之广、之琐碎,让我有时候忍不住挂她电话。但挂了又后悔,十分钟后再打回去。
她来了以后,第二天就在楼下碰到了302的男人。
那天下雨,我妈去买菜回来,在单元门口屋檐下躲雨,302刚好抽完烟要上楼,看到她提着一大袋子菜,就顺手帮她拎了上去。我妈连声道谢,非要塞给他两个苹果,他推了两下就接了。
晚上我妈跟我说:“楼下那个男的蛮好,一个人住?老婆孩子呢?”
我说没老婆没孩子,又犹豫了一下,把他在肿瘤医院的事告诉我妈了。
我妈听了沉默了很久。
她这个人平时话多得要命,但遇到真正的、沉重的事情,反而会变得特别安静。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五十五岁,比我还小八岁。”
我说是。
“他家里人呢?”
我说没什么来往。
我妈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明天你叫他上来吃饭。”
我说:“妈,人家不一定愿意。”
“你问问怎么了?”我妈瞪了我一眼,“一个癌晚期的病人一个人住,你让他自己做饭?下了病人家都不一定有人知道。你问问,他愿意就上来,不愿意就算。”
第二天我敲了302的门。
他开门的时候穿着一件灰色的老头衫,领口都松了,露出锁骨窝那里一大片皮肤。我没好意思细看,但余光扫到那块地方似乎真的有些隆起,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锁骨上窝转移”。
我说明来意,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妈请我吃饭?你妈才来两天吧,你妈可真热情。”
我说你去不去吧。
他说去。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四菜一汤,红烧肉、清炒时蔬、酸菜鱼、蒜蓉西兰花,还有一大碗排骨莲藕汤。我平时在家吃饭都是凑合,我妈一来,厨房里就有了烟火气,酱油和热油碰撞的那种滋滋声,是这间冷清房子里最让人安心的声音。
302的男人喝了两碗汤,吃了大半盘子红烧肉,我妈一个劲给他夹菜,他一个劲说够了够了,但来者不拒。
“阿姨,您做饭真好吃。”他嘴里还嚼着东西,含混地说。
我妈说:“好吃你就常来,反正我在这边待半个月。”
他放下筷子,忽然说了一句让我和我妈都瞬间安静下来的话:“阿姨,您真好。我妈要是还在,也该您这个岁数了。不过她走的时候才五十,脑溢血,一觉睡过去的,没遭罪。”
我妈的眼眶一下就红了。
我赶紧岔开话题,说要不要添饭。他摆摆手,又把汤碗递过来,说要再喝一碗。
那天他走的时候,在我家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在犹豫什么,最后说:“四楼的,谢谢你和你妈。我好久没跟人一起吃过饭了。”
门关上之后,我妈叹了一口很长很长的气。
五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302说,但他可能自己也知道。
我和我妈注意到,他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原来只在白天偶尔听到,现在晚上也能听到,从楼下传上来,闷闷的,像什么东西在砸一堵墙。有时候咳着咳着就停不下来,中途会有一声长长的、变调的呼吸,像是在水里挣扎的人好不容易冒了一次头。
他的脸色也变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虽然不能说红光满面,但至少是正常的肤色。现在他的脸上蒙着一层灰扑扑的东西,不像是脏,更像是某种从身体内部渗透出来的消耗感,像老房子墙皮慢慢脱落之前的那种颜色。
他开始瘦。不是常见的减肥的那种瘦,是一种从骨头里往外塌的瘦,衣服挂在身上空荡荡的,领口越拉越大,锁骨越来越突出。
但他仍然每天去上班,仍然晚上十点拉二胡,仍然在阳台上坐一个小时才睡觉。
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碰到他下班回来,穿着保安的那种深蓝色制服,胸前挂着一个对讲机,帽檐压得很低,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盒牛奶和一袋切片面包。他看到我,把帽檐往上推了推,说:“今天发工资了,三千八,够花。”
我说你还在上班?
“不上班干嘛?在家躺着更难受。”他说,“而且我们那个破单位,不干活不给工资。我要是现在辞职,社保就断了,断了以后化疗的钱更报不了多少。我再撑一撑,撑到撑不动为止。”
我说你真不打算治了?
他想了想,说:“也不是完全不治。我让医生给我开了点中药,先喝着。那个不贵,一个月一千多块钱。我看网上有些肺癌病人,喝中药活了七八年的也有。万一呢,对吧?”
他说“对吧”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讨好的意味,好像是在跟我确认他这个决定是不是明智的。但我知道他不是真的在问我,他只是在给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哪怕这个理由很薄,薄得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六
我妈走的那天,302的男人特意请了半天假,帮我妈把两个大行李箱从四楼提到了一楼。
我妈在电梯里拉着他的手说:“你听阿姨一句话,好好吃饭,别抽烟了,把烟戒了。”
他说:“阿姨,不瞒您说,我以前一天两包烟,查出来以后我减到一天半包了。你让我全戒,我真做不到。人总得留点念想不是?”
我妈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只是用力握了握他的手。
出租车来的时候,我妈坐进车里,车窗摇下来,忽然喊了一句:“302的,你要是哪天觉得不行了,就给四楼打电话。阿姨不在,还有她呢。”
她指了指我。
他站在单元门口,阳光照在他身上,他笑着点了点头,说好。
我妈走了以后,我跟他恢复了之前的相处模式——点头之交,偶尔在楼道里碰到说两句,晚上隔着阳台喊一嗓子“今晚拉得不错”或者“今晚拉得太难听了”。他说难听的那天是因为他喝了酒,二胡的弓子走偏了,声音像杀鸡。
但有一天晚上,他没拉二胡。
十点到了,没有声音。十点十分,没有。十点半,阳台的灯亮了,但他没有拉琴,就那么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没有喊他。
第二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他,他的眼睛是肿的,不是哭的那种肿,是没睡好的那种浮肿。我问他昨晚怎么没拉琴,他说:“琴弦断了,买的弦还没到。”
我说那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家里有备用弦?
他愣了一下:“你还有二胡弦?”
我说我不会拉二胡,但我爸以前拉,后来他不拉了,琴和配件都留在我这儿了。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不是感激,不是惊喜,更像是一种羡慕——羡慕我还有一个父亲留下来的东西。
“你爸人呢?”他问。
“走了,三年前,心梗。”
“哦。”他说,没有说节哀之类的话,因为他知道那些话没有意义。
过了几天,他的新弦到了,又开始拉了。但我总觉得从那以后,他的琴声里多了一点什么。也许是更用力了,也许是有时候会忽然停下来,在某个音符之后,空气里留下一片让人难受的空白。
七
昨天晚上,我在阳台上收衣服,听到他在楼下打电话。
他大概以为这个点了楼上没人会听到他说话,所以声音没有刻意压低。我本来也不是故意要听,但那句话太响了,在安静的夜里像一颗钉子,直接扎进了我的耳朵。
“哥,我跟你说个事,你别激动。我查出来肺癌晚期,可能就这几个月的事了。我之前一直没跟你们说,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但我这几天想了想,还是得告诉你一声。我那套房子,等我走了你帮我处理一下,卖了也好、出租也好,钱你看着分,给两个侄子一人留一份就行。弟那边你帮我跟他说,我不给他打电话了,上次打电话还是前年过年,打了也不知道说什么……”
电话那头说了很长一段话,我听不清内容,但能听出声音很大、很激动。
他安静地听着,偶尔“嗯”一声,最后说:“行了哥,别哭了。我都想开了,你也想开点。日子该过还得过,你该上班上班,该接送孙子接送孙子。我这边没事,楼下就有医院,真要不行了我打个120,十分钟就到。你放心吧。”
电话挂断以后,楼道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我听到他打开了单元门,走了出去。
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看到他走到小区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坐在了树下的石凳上。他点了一根烟,红色的火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像一只萤火虫。
他就那么坐着,从十一点坐到了凌晨一点。
我看了一个小时,最后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起他说的那句话——“现在的人已经不在乎生死了。”
不是不害怕,是没人可以在乎。
他没有爱人,没有孩子,父母不在,兄弟姐妹各有各的生活。他的生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不过是一张死亡证明、一份注销户口登记表、一间被清空的房子。他的二胡会送人,他的存款会分掉,他的阳台会熄灯,新的住户会搬进来,没有人记得这里曾经住过一个每天晚上十点拉二胡的人。
你在乎一件事,前提是有人陪你在乎。没有人陪的时候,“在乎”就变成了一种负担,一种矫情,一种跟自己过不去的东西。
所以他说不在乎了。
不是真的不在乎,是不敢在乎了。
八
今天早上,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在楼梯间碰到了他。
他提着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着两桶纯净水,一步一步往上爬。四楼,两桶水,四十斤。对于一个肺癌晚期的病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他没有叫别人帮忙,也没有用电梯,就那么自己扛上来了。
我赶紧上前帮他提了一桶。
他喘得厉害,半蹲在三楼的走廊里,一只手撑着墙,另一只手摆着,说不出话来。他的脸涨得发紫,额头上青筋暴起,嘴巴张得很大,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我说你没事吧?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
他使劲摇头,过了大概两分钟,喘气才慢慢平复下来。他直起身,用手背擦了擦嘴角,那里有一丝我没敢确认的红色。
“没事,刚才上楼太急了。”他说,声音哑得不像话,“今天停水,三楼以上都停了,我提前备了两桶水。”
我说你把电梯卡弄丢了?
他笑了一下:“电梯里闷,我想走走楼梯锻炼锻炼。”
这个谎言太拙劣了,我没有拆穿他。
帮他把水提到他家门口,他说了声谢谢,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塞到我手里:“老家亲戚寄来的,很甜,你尝尝。”
我接过橘子,转身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一件事,回头问他:“你那二胡,真的送给我?”
他正弯腰搬水桶,闻言头也没抬:“说好了送你就送你,我说话算话。不过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就带进棺材里。”
“我要。”我说,“但你暂时还死不了,你再拉两年给我听听。”
他直起腰来,看着我,脸上的表情让我想到了一个字——“亮”。
不是高兴,不是感动,就是那种一个人被需要的时候,眼睛里会亮起来的那种光。
“好。”他说,“我再拉两年。”
然后他进了门,轻轻关上了门。
我站在楼道里,手里握着那枚橘子,橘子的皮凉凉的、硬硬的,凑近闻有一股清冽的香气。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天早上我出门太急,忘记看天气预报了。但我猜今晚会是个晴天,因为昨晚的星星很多。
今晚十点,二胡声会再次从楼下传上来。
也许还是那几首老曲子。也许《赛马》还是像瘸腿马。
但我会站在阳台上听完。
哪怕隔着四层楼的距离,哪怕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什么知交好友,但只要那个声音还在,这栋楼就不再只是一栋被钢筋水泥浇筑出来的空壳。
它是一间还有人在乎的屋子。
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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