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9日下午，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号，一名神色慌张的中年男人被保密局特工破门带走。
几天之后，这个人开口了。他一张嘴，就供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不已的名字：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是当时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高级别的红色特工。
这一次，他没有再逃。不到一小时的审讯时间，他就供出了上百名同志的姓名、地址和联络密码。
这个人叫蔡孝乾。是当时我党台湾工委的书记、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也是红军长征中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人。
一个连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的人，为什么连一小时的审讯都扛不过？
1908年，蔡孝乾出生在台湾彰化县花坛乡一个普通农家，原名蔡乾。由于家境贫困，他每天上学路上要捡田螺，带到学校后请校工烧熟了当午饭，只为给家里省一口粮。
校长看他孝顺，便在他名字里加了个“孝”字，从此全校师生都认识了这个“孝行楷模”。
1924年，16岁的蔡孝乾怀揣理想来到上海，进入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这里堪称我党早期人才的摇篮，系主任是瞿秋白，教员有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任弼时这些日后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1926年，蔡孝乾受组织指派返回台湾宣传革命。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正式成立，蔡孝乾虽然人在台湾未能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常委，负责宣传工作。这一年，他才20岁。
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很快开始搜捕台共成员。1928年8月的一个夜晚，蔡孝乾和几名同志秘密乘船逃离台湾，来到福建漳州，从此，他的人生轨迹与大陆革命深深绑在了一起。
1932年4月，红军攻下漳州。蔡孝乾被安排进入中央苏区，介绍他去的是日后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他对蔡孝乾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开始。踏上征途的八万五千人，最终走到陕北的却不足一万人，而蔡孝乾是这支队伍里唯一的台湾人。一路上，他参加了遵义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也走过雪山草地，穿过枪林弹雨。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
到达延安之后，他被安排在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从事策反和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前线，担任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
这期间，他撰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旗帜鲜明地主张台湾回归祖国。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蔡孝乾是全会上唯一的台湾代表。日本投降后，我党决定组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蔡孝乾被任命为工委书记。1946年4月，他潜返阔别二十年的台湾，以“老郑”为化名，秘密发展组织。
组织的期望沉甸甸的，所有信任都押在了蔡孝乾身上。却不曾料到，仅仅过了四年，他会亲手把这一切葬送得干干净净。
刚到台湾的蔡孝乾，未必没有立志干一番事业的想法，但环境的腐蚀是悄无声息的，从战火纷飞的前线，到大城市的地下生活，他的欲望“开关”被悄然拧开了。
据史料记载，蔡孝乾赴台后迅速沉迷于物质享受。他贪污了组织拨付的一万美元经费，长期在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吃早餐，经常在著名的山水亭餐厅大摆宴席，一个身负重建地下党重任的人，过着比资本家还讲究的日子。
从另一个角度看，1946到1949年之间，台湾地下党在他的领导下确实有了一定发展。至1949年，台湾工委已拥有近两千名党员，动员群众近五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日益腐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注定了危机的种子正在生根。
1949年底，国民党败退台湾，老蒋亲自坐镇，开展“保密防谍”工作。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同年8月，保密局突袭了基隆中学的《光明报》印刷点，逮捕了校长钟浩东。在审讯中，精神恍惚的钟浩东无意提到了“老郑”这个代号。
蔡孝乾虽然利用外出的机会挣脱看守跑掉，但躲了不到三个月，他就在嘉义乡下因为嘴馋跑去吃西餐而被再次抓获。
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就供出了包括吴石在内的全部地下党人名单。据统计，从1950年初蔡孝乾叛变开始，到当年三、四月间，台湾地下党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
短短几个月内，18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牵涉其中，全部被国民党军警特务抓获。最终审判下来，有1100多人被惨遭枪杀，当时的马场町刑场血流成河。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
在众多牺牲者中，最令人扼腕的是吴石将军。
吴石是潜伏在老蒋政权心脏最深处的我方情报人员，他曾通过朱枫将大量绝密军事情报送往大陆，其中包括台湾防御部署的完整地图和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兵力、火力配置等，这些情报对于解放军制定攻台计划至关重要。
蔡孝乾被捕后，从笔记本上查到了吴石的名字，随即把吴石与朱枫的秘密会见全盘供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老蒋，盛怒之下，老蒋下令逮捕了吴石。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因为蔡孝乾一个人的出卖，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朱枫的命运同样令人心碎。她是华东局特派员，1949年11月利用在台亲戚关系潜入，与吴石接头后传回了大量珍贵情报。她本有机会撤离台湾，但蔡孝乾的叛变彻底堵死了生路。被捕后，她在狱中坚贞不屈，最终在台北从容赴死。
还有刘光典，这位中央社会部的情报交通员，在蔡孝乾叛变、洪国式情报组被破获后，他独自躲进台湾南部海拔一千多米的深山，掘地为穴，吃野果、喝露水，过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坚持了整整四年。
1954年，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审讯中，他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在1959年2月4日凌晨被押赴刑场，身中四枪后英勇就义，年仅37岁。
另一边，叛变后的蔡孝乾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他不但没有被国民党当成用完就扔的工具，反而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担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专门从事所谓“匪情研究”。
1982年，蔡孝乾在台湾病逝，终年74岁。
蔡孝乾晚年写过回忆录，据说他用了“理性选择”四个字来总结自己的叛变行为。他的“理性选择”代价，是1800多个家庭的破碎，是1100多条忠魂的鲜血，是原本有可能实现的祖国统一大业被无限期推迟。
答案也许并不复杂。长征的苦，是集体主义下的苦——大家一起走，有信仰在撑，有同志在旁，血肉相连，不甘掉队。当一个人脱离了组织监督、沉迷于物质享受之后，他的骨头就一点一点变软了，没有突如其来的背叛，只有温水煮青蛙式的堕落。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它能照出人性的最光辉处，也能照出人性最黑暗的角落。
一个人可以走过世界上最艰险的路，但未必能走过自己内心的贪欲和软弱，前者需要的是双腿，而后者需要的是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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