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刚解放，大批干部进城接管文教机构，谁都没料到会收到这么一封特殊的信。信从天津秘密转来，落款是周作人，也就是鲁迅的亲弟弟。这封信写了六千多字，说来说去就是一件事，找新政权求个活路。
那时候周作人刚从监狱出来没几个月，原本是和鲁迅齐名的大散文家，偏偏当过伪职身份敏感，递信的工作人员都拿不准该怎么处理。信层层上报，最终放到了毛主席的案头，谁也没想到他只说了一句话。毛主席说，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既然是能做事的文化人，那就把他养起来，让他安心翻译书就行。
这句话直接定了周作人后十八年的人生走向，也让很多人看到新政权对历史人物的态度。不会不问青红皂白赶尽杀绝，人有能用的长处，就留下来发挥价值。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绍兴周家，是家里的老二，从小和哥哥鲁迅一起长大。
小时候兄弟俩一块儿在三味书屋读书，共用一支狼毫笔，感情好得不分你我。后来他考上南京水师学堂，拿到自费留学的机会跟着哥哥去了日本，这次出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日本，周作人认识了日本女佣羽太信子。羞涩寡言的江南书生，遇上爽朗热情的日本姑娘，两个人年纪相仿，很快就谈起了恋爱。1909年两人结婚，婚后一家子全过起了日式生活，榻榻米味噌汤，样样都按日本的习惯来。
鲁迅好几次提醒弟弟，不能太沉溺于安逸生活，两个人甚至为此闹过别扭。这点早年的不和，其实已经埋下了后来兄弟分道扬镳的伏笔。1911年周作人回国，进到北大国文系当老师，提倡“人的文学”，和哥哥鲁迅的战斗杂文刚好呼应。
当年北平的读书人，把周氏兄弟称作文坛双璧，名声不相上下。五四运动的时候，周作人还亲身出面，为被捕的学生奔走呼吁，写文章痛斥军警的暴行，风头一点不比哥哥差。1934年夏天，周作人带着妻子回日本探亲，回来之后整个人的态度就变了个样。
他开始公开唱日本歌曲，宣扬日本武士道，立场不知不觉就歪了。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大整体南迁，周作人以要留在北平看守图书、拖家带口走不动为由，留了下来。这一下，他直接暴露在侵略者的视线范围里。
1939年元旦，有个自称是学生的人闯到他家开枪，子弹刚好打在衣扣上，周作人虚惊一场。之后日本宪兵天天上门，劝他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妻子羽太信子也在旁边劝，说为了一家子生计就答应吧。周作人架不住软硬兼施，最终妥了协，从此成了人人唾骂的文化汉奸。
抗战胜利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判了周作人十四年徒刑，蒋梦麟胡适这些旧日同僚出来作保，说他当年确实留在北平看守公物，给他把刑期减到了十年。1949年春天，李宗仁下令保释大批政治犯，周作人就这么出了狱。那时候北平马上就要解放，周作人没钱南逃，也没法去日本，只能滞留在原来的老宅里，天天发愁以后的出路。
听了朋友的劝告，他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写下了那封六千字的长信，辗转递到了中央。信里先是夸赞解放军纪律好，盛赞新政权，接着说自己过去的错是时代误会，只请求保住北京的老屋，允许自己继续做翻译工作。说白了，就是给新政权递话，求给一条活路。
毛主席那句“养起来”，根本不是出于可怜，是从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出发。1950年，人民出版社给周作人安排了编外译者的身份，每个月能领二百元稿费，十年之后涨到了六百元，这个收入在当时完全够养家，还能安安稳稳做学问。周作人也确实拿出了真本事，不管是希腊神话，还是安徒生童话，或是日文随笔，他都翻译得一丝不苟。
每页稿纸都是他习惯用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满，连一处涂改都找不到。现在很多学生在图书馆翻到《伊索寓言》《希腊牧歌》，很难想到译者的前半生居然这么曲折。文化的传递，本来就不总跟个人历史完全绑定，这件事想想真的挺耐人寻味。
当然，周作人过去的政治污点，没有因为翻译工作就一笔勾销。1956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他被列入重点改造对象，参加学习班，写了好多份检讨。哪怕后来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他还是攥着译稿不肯停。
1963年他病得已经很重了，还在坚持翻译《奥维德变形记》，自嘲说还能做点苦工，不枉拿这份钱。1967年5月的一个傍晚，他儿媳下班回家，看见他斜靠在床头，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译稿，喊他已经不应声了，终年八十二岁。直到现在，历史也没给周作人一个统一的定论。
有人恨他汉奸身份，骂他一辈子洗不掉污点，有人喜欢他的文章译笔，念着他给文化界做的贡献，还有人唏嘘他不过是乱世里被命运推着走的普通人。1949年那封求生的信，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文人在时代洪流里的选择和代价。毛主席当年那句简简单单的话，反倒折射出新政权的胸襟，罪责留给历史，价值用到当下，能用人就用，不会一棒子打死。
这么多年过去，风云早就散了，留下的文章译著还在流传。周作人留在大家记忆里，既是鲁迅的弟弟，也是被时代裹挟的凡人，更是留下几十种译著的翻译匠人。功过是非到底怎么评，还得留给后来人慢慢说。
参考资料：人民网 1949年周作人致信中央求关照 毛主席的处理尽显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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