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跨度极大的人事调整，并非出于湖北本省的临时起意，而是源于当时全国层面正在强力推行的一项干部队伍结构改革。高层确立了破除干部终身制的方针，要求大力提拔具备专业背景且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
在这个政策节点上，四川省委负责人谭启龙提出了一个建议。他主张老同志应主动让出正职位置，把懂专业的年轻人直接推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并表示自己愿意带头交班。这个建议迅速得到中央高层认可。
中央随即向多地下达了暂停既定人事程序的指令。湖北省的班子换届恰好撞上了重新遴选的窗口期。考察组在全省专业厅局和金融系统进行摸底，最终选中了长期在财政与银行结算领域工作的关广富。
三十多年的经济核算经验和年龄优势，让关广富成为了这项改革的标杆人选。面对这份打乱个人职业轨迹的任命，王全国执行了组织决定。他向关广富移交了全省重工业和农业的数据档案，办妥了全部交接手续。
按照惯例，老干部退居副职通常意味着政治生涯进入平稳收尾阶段。但王全国的履历没有按常规路径终结。一九八四年秋天，他通过机要通道递交了书面请愿书，申请辞去当前的湖北省委副书记职务。
他在请愿书中要求前往深圳大亚湾，负责一个大型中外合资项目的现场建设。放弃省会城市的安逸待遇，去一片连公路都没有的沿海荒滩从头创业，这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政界引发了诸多不解。中央最终批准了他的申请。
同年十一月，王全国出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对大亚湾有如此深的执念，因为项目本就是他一手促成的。一九七八年，兼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他面临全省缺电的工业困局。广东每年要花巨资从香港买电。
同年五月，他随团赴西欧考察，看到了高装机容量的核电站。回国后，他提出引进核电技术的构想。面对几十亿美元成本缺口，他设计了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模式，打破了重大工程依赖全额拨款的传统。
经过与香港公司的多年谈判，国务院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正式批准了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计划。就在项目即将落地的关键时刻，王全国接到了调任湖北的指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湖北班子重组后，他立刻请求辞职归队。
回到广东后，王全国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控制引进外资设备的巨额成本。一九八五年六月的董事会上，他针对各项合同制定了削减一半报价的谈判策略。英方法国代表团反应强烈，英方人员一度当场离场。
王全国利用商业谈判规则分化对方阵营。他先与法方接触抛出基础方案，同时致信英国前政要寻求居中协调。通过多轮底牌试探，采购预算被压降到了中方设定的红线以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
真正的工程危机发生在一九八六年。当年四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泄漏事故。距离大亚湾极近的香港爆发了百万人的联署抗议，要求停建该项目。国内职能机构也出现巨大意见分歧，工程随时面临下马风险。
工程推进期间，王全国启动了大规模的本土人才培养计划。一九八九年起，合营公司分批将一百多名技术骨干派往欧洲脱产培训。这批学员单人年培训费高达一百三十万法郎，折算下来等同于一个成年男子的黄金重量。
这批耗费巨资打造的本土团队，日后全面接管了大亚湾的主控系统，构筑了中国商用核电体系的技术底盘。一九九四年二月，大亚湾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历经七年建设，近两百万千瓦的能源设施终于兑现了图纸规划。
一九九四年九月，大亚湾进入平稳盈利期，七十五岁的王全国正式辞职。他交出办公室钥匙和配车，未保留任何带薪顾问头衔。二零一五年四月他在广州病逝，彼时大亚湾基地的年发电量已支撑起香港四分之一的电力需求。
梳理他主政核电合营公司的十年账目，有一个极其反常的细节。作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最高决策者，他从未领取过合营公司制定的高管薪酬，也没有要过公司分配的任何住房。
他每个月拿的，一直是省委办公厅按老标准发放的三百多元死工资。当时中方普通高管月薪已超一千元。放着正当高薪不拿，偏要守着微薄的本薪度日，这种看似吃亏的选择，他当年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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